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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只需看一下开头,乡村邮递员拉登娜·墨菲太太就能发现,她收到的信不是出自儿子之手。事实上,她儿子并不经常给她写信,所以给她写那封信时,我猜想她可能没有多少可以比较的参照物。她儿子人生的头十七年,最远不过离开她几英里:五英里左右——丹尼尔所处的位置和她最远的送信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算上矿井深度,七英里——从布鲁菲尔德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丹尼尔曾在西普山矿工作过三个月,经常半夜下矿井。同年秋天,丹尼尔去了本宁堡——当时,那里是他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在本宁堡,丹尼尔偶尔会在熄灯前信手给母亲写封短信,讲讲他对红土的看法和在佐治亚州星空下睡觉的乐趣。时间允许的话,他还会在信中做一些保证,好让母亲放心,就像我和他当时那个年纪的人经常向家人做保证那样——我们的保证既是对家人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丹尼尔剩下的人生是跟我一块度过的。从在新泽西州,列队时他出现在我身边的那天算起,总共十个月左右。我还记得遇见他那天,地上的积雪没过了我们的靴子,所以向左转、向右转的时候,我们脚下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从那天到他死去,总共十个月左右。十个月的时间看似很短,但我此后的整个人生将永远摆脱不了那段时间的阴影。现在,那些日子有如无休止的争吵,令我终日心绪不宁。

        过去,我一直认为:人得先变老,然后才会死。直到现在,我仍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想法存在一定道理,因为认识丹尼尔·墨菲的那十个月里,他的确变老了。可能是想让事情显得合乎情理吧,我曾拿起铅笔,以一个死去男孩的名义,给那男孩的母亲写了封信。当时,我认识那男孩的日子不算短了,知道他不会用“妈”这个字称呼母亲。我知道很多东西,真的。我知道丹尼尔家所在的山区,每年十一月就会下雪——这是真的,有时十月就开始下了。但后来,我才知道他母亲是在纷飞的大雪中看那封信的。那天,他母亲把信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开着右侧驾驶的吉普车,顺着之字形的山路绕来绕去,艰难地回家。头天晚上下了整整一夜的雪,他母亲的吉普车在白色的积雪上留下两条清晰的车辙。他们家的小屋位于一片正在“冬眠”的苹果树中——丹尼尔经常说起那片苹果树。驶上家门前那条长长的石子路后,他母亲不停地转头,瞥一眼旁边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身为一名乡村老邮递员,看到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他母亲当时肯定感到非常奇怪,总觉得自己看花了眼。刹车后,那辆一九八四年产的旧吉普车在雪地里继续滑行了几英尺。没等车子停稳,他母亲就用双手捧起信。那一刻,她感到既惊喜又害怕。

        过去有段时间,要是你问我,是否认为下雪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我可能会回答是的。默夫走进我生命的那天下着雪,他母亲看到我写的信的那天也下着雪。我可能会觉得这并非巧合,而是具有某种意义。当时,我可能并不相信自己的这个想法,但肯定愿意相信它。我们都乐于相信一再听到那句话:雪是种特别的东西。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永远如此。我曾在自己的小屋里,透过窗户,观察下雪的情景:片片雪花仿佛鸽子中枪后掉下的羽毛,纷纷扬扬,慢慢飘落。在我眼里,些雪花全都一模一样。

        我现在知道,写那封信是件可怕的事。我不知道的是,跟自己做的其他所有可怕的事相比,这件事到底有多么可怕。有段时间,我曾不再相信,世上存在什么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秩序只是观察到的偶然现象。现在,我已接受了下面的想法:生命的某些部分是重复的,在不同的两个日子发生同样的一件事,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所谓的奇迹。我真正能肯定的只有,不管自己活多久,也不管是怎么活的,天平的两端永远都不会达到平衡——人生是不公平的。默夫必将活到十八岁,也必将死去,而我则将带着永远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抱憾终身。

        我从未打算许下所许的那个诺言,但那天发生了一件事。还记得那天,默夫原地转身,穿过队列的缺口处,站到我们班的队伍中,我的身边,然后抬起头。他在微笑。阳光流淌在那些小雪堆上,耀眼的光芒刺得他微微眯起眼睛。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记得以下这个画面:他背着手,摆着稍息的姿势,转过头来对我说话。瞧他在我记忆里的样子,好像想说什么要紧话似的——不管说什么,都将比我此后听到的所有话都要重要。但其实,默夫当时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且只是轻轻地招呼了一声“嗨”。他个子才到我肩膀,所以听到那个声音时,我们的新班长斯特林中士并没有看见他,还以为是我在说话。斯特林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厉声喝道:“稍息的时候,闭上你他妈的臭嘴,巴特尔!”后面的事就不用说了。总之,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默夫。队列解散了。营房的背阴处很冷。

        “巴特尔,墨菲,你们俩给我滚过来。”斯特林中士喊道。

        斯特林是在调动命令下达后派到我们连的。他参加过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到过伊拉克,还得过勋章,所以即使军衔比他高的,都对他另眼相看。不过,我们敬重他,并不只是因为他到过伊拉克,还是因为他严厉但公平,而且认识越久,就越觉得他能力出众。斯特林跟军中其他士兵和军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别人更“专业”。在银装素裹的硬木林进行野外演习时,他的整个上半身跟手中的步枪融为一体,脚下则时而原地转身,时而果断地迈步前进。一走到林中空地,他就会单膝跪下,不慌不忙地摘掉头盔,露出剪得很短的金发,同时边用蓝色的眼睛扫视林边的灌木丛,边侧耳倾听。每当那时,我就会盯着他,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我们整个排的人都会等着他做出决定。在他指出一个方向,让我们前进时,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不管他怎么走,我们都放心跟着他。

        我和默夫走到斯特林面前,摆出稍息的姿势站定。“你,小鬼,”斯特林说,“我要你什么都听巴特尔的,明白吗?”

        默夫看着我,没有回答。我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回答,但他没有反应。于是,斯特林对着默夫的脑袋抽了一巴掌,把后者的头盔打落在地。十二月的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在头盔附近飞舞。

        “是,中士。”我替默夫回答,然后拉着后者,朝我们营的营房门口走去。营房门口的雨篷下,二排的几个人正聚在一块抽烟。斯特林在我们身后喊道:“你们两个家伙真得上点心。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走到营房门口,转过身,看见斯特林双手叉腰,仰着脑袋,闭着眼睛。天色越来越暗,但他仍待在原地,没有动,似在等待夜幕完全降临。

        我和默夫走上营房三楼,走进我住的八人间宿舍。我关上宿舍的门。其他人都出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营房里只剩下我们。“你分到铺位和柜子了?”我问。

        “嗯,”默夫回答,“在走廊的那头。”

        “去换到我旁边来。”

        默夫慢吞吞地出去了。我边等他回来,边琢磨待会该对他说些什么。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两三年。对我来说,部队差不多是逃避人生的好地方。当兵这几年,我一直小心行事,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人向我提出过太大的期望,我也从未要求过什么回报。此外,我从没怎么担心过上战场的事,但现在真的要上战场了,我却还在努力寻找与此相关的、对于未来的紧迫感。我记得当时,进行新兵训练期间,其他人全都担心得要命,我却有种解脱的快感,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做什么决定了。这好像是自由了,但即使在那时,这种表面的自由仍让我心里难安。最后,我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不用担责任。

        默夫抱着沉重的装备,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有些地方长得很像斯特林,比如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但跟斯特林相比,他显得普通很多:斯特林身材修长、匀称,默夫不是——他不胖,只是相形之下,显得矮墩墩的;斯特林的下巴简直就像教科书上的几何图形,默夫的五官却微微有点歪,尽管不太容易看出来;斯特林不苟言笑,默夫正好相反。也许,我看到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现实吧:有些人优秀,有些人普通。斯特林属于前者,尽管有时,我看到这一现实令他自己大为光火。斯特林刚来我们连时,上尉向我们介绍说:“斯特林中士肯定会登上他妈的征兵海报,弟兄们。记住我的话。”队列解散后,我经过他们俩身边,听到斯特林对上尉说:“我永远不会叫人那么做的,长官,永远不会。”说完,他从上尉身边走开。向我们介绍过程中,上尉还说过,斯特林得了许多勋章——上尉说这话时,嫉妒之情溢于言表。但我发现,斯特林的军服上并未佩戴任何勋章。战争同样需要普通人。

        我们把默夫的装备放进柜子,然后面对面,分别坐到两张下铺上。头顶的荧光灯照得宿舍非常明亮。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黑夜、雪花、几点路灯和对面几栋营房的红砖。“你家在哪?”我问。

        “弗吉尼亚州西南部,”默夫说,“你家呢?”

        “里士满郊外一个屁大点的小镇。”

        听到我的回答,默夫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见鬼,”他说,“想不到你也是弗吉尼亚人。”

        这话让我很生气。“是啊,”我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算是老乡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不想对他负责——我对自己都不想负责,何况别人。但默夫是弗吉尼亚人,这并非他的错。我开始铺开自己的装备。“你在老家那种偏僻的地方干过什么,默夫?”我开始用钢丝刷刷装备上所有的金属部件——细小的纽扣和系带的搭扣,清除因为趴在雪地里进行沙漠作战训练而出现的锈迹。就在默夫开始回答时,一个想法掠过我心头:这种问题,要是有人当真的话,那就怪了。但等我回过头去看时,默夫已经数着那只小小的右手的手指,说起了自己做过的各种事情。不过,还没数到食指,他就停下了。“没了,差不多就这几件事,不多。”

        我根本没在听默夫说话。看得出来,他感到很尴尬。只见他微微垂着脑袋,从柜子里拿出装备,学我的样子刷了起来。我们各刷各的,谁也没有说话。宿舍里只听得到钢丝刷刷在绿色尼龙和小金属部件上的沙沙声。我完全能够理解默夫的心情。生在穷乡僻壤,几件事就能把你这个人描述清楚,几个习惯就能填满你的人生,你肯定会有一种特别的羞耻感。卑微的我们,渴望拥有比沙尘弥漫的土路和微不足道的梦想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在这里,生活不需要苦心经营,别人会告诉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刷完装备后,我们平静而安心地睡觉了。

        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们离坐船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上头对出发的具体日期仍然秘而不宣,但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日期正在一步步逼近。战争近在眼前,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婚的新郎。我们在雪地里训练;在早晨离开营房,去教室听人介绍不知名字的城镇,了解那里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统计数据,因为我们将为那些城镇战斗。每次离开教室时,天已经黑了,太阳好像突然掉下来了似的,沉没在带刺铁丝网西面的某个地方。

        在新泽西的最后一周,斯特林来宿舍看我和默夫。当时,我们正在收拾装备,准备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尽管我们知道以后根本用不着。此前,上头通知说,我们很快就会搞一次活动,以便出发之前,家人能最后来探望我们一次。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打靶了,这是斯特林通过逐级递报,向上头建议的。看到斯特林进门,我和默夫懒洋洋地站起来,准备摆出稍息的姿势。他一摆手,示意我们不用那么做。

        “坐下,兄弟们。”斯特林说。

        我和默夫在我的铺位上坐下来,斯特林则揉着太阳穴,坐到我们对面的铺位上。

        “你们俩多大了?”

        “十八,”默夫立即回答,“我的生日是在上星期。”他笑着补充道。

        我感到很奇怪,默夫竟然从没跟我说过生日的事。我又感到有点惊讶,他的年纪竟然这么小。我那年二十一,此前从未觉得十八岁是个多么小的年纪,直到默夫大声说出那个数字。我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默夫。除了下巴有颗痘,他脸上其他的地方很光滑。而且我发现,他从未刮过胡须。荧光灯下,他耳朵下方的脸颊上,柔软的绒毛泛着白色的光泽。我听到自己说了声“二十一”。此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能感觉到自己那会儿是多么年轻。我能感觉到自己那布满伤痕以前的身体。摸着自己的脸,我能记起眼睛下方的皮肤曾是多么光滑,接着又是怎么破裂,再接着又是怎么愈合,变得有如龟裂的河床。“二十一。”我当时说。那会儿,我正年轻。不过,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我能亲眼看到,当时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人。我当时的身体里是有生命,但那生命就像盆底的水,在几乎是空的盆子里不停地晃荡。

        我和默夫困惑地望着斯特林。斯特林骂了一声“妈的”。我知道,他肯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好了,听着,”他说,“你们俩是我的人了。”

        “是,中士。”我和默夫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的作战区域刚刚下来了。那个地方他妈的非常危险。你们俩得保证照我说的去做。”

        “好,那是肯定的,中士。”

        “别给我含糊其辞,二等兵。不要说‘那是肯定的’。直接告诉我,你们会照我说的去做,不——管——在——什——么——时——候。”斯特林边右手握拳,击打左手手掌,边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会照你说的去做,我们保证。”我说。

        斯特林深吸一口气,笑了。他的肩膀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对了,那个地方是哪儿,中士?”默夫问。

        “塔法,在伊拉克北部,接近叙利亚。那里有大量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有时候,打得他妈的非常激烈。这些话,我本来不应该现在告诉你们的,但是我需要你们明白一些事情。”因为头顶上方就是铺位,斯特林只能低头垂肩地坐着。这使他的身子微微前倾,隔着擦得光亮的白色地砖,探向我和默夫。

        我和默夫你看我,我看你,等着斯特林继续说下去。

        “有人会死,”斯特林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这是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说完,他站起来,离开了我们的宿舍。

        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好。我不时醒来,望向窗外,看着冰霜在窗玻璃上逐渐凝结。天亮前几个小时,默夫叫过我一次,问我们是否会没事。我继续望着窗外,尽管窗玻璃上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冰的那面亮着盏昏黄的路灯,朦朦胧胧的。宿舍里冷飕飕的,我用粗糙的羊毛毯子裹紧自己的身体。“嗯,默夫,我们会没事的。”我回答,但并不相信自己的话。

        天还没亮,我们就吃力地爬上连里的几辆“两吨半”军用卡车,前往靶场。头一天还在下雪,过了一夜,却下起了雨。我们用力拉扯兜帽,尽可能地盖住头盔。冰冷的雨点砰砰砰地打在我们身上,然后顺着军服的后背滚落,每一滴都似乎马上就要结冰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到了靶场,我们在灰白色的雪地里围成几圈,聆听安全指示。我感到很困,怎么也集中不起注意力。晨雾中,靶场长官们厉声训斥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如未经训练的合唱团在合唱。雨点打在枯叶上,光秃秃的树枝隐隐闪着亮光。靶场的士兵在弹药库里给枪上弹夹,金属碰撞声不断传来,并在冬天稀薄的空气中回荡不止。弹药库破旧不堪,外墙的白漆剥落了不少,令我不禁想起小时候、上学途中必经的那座乡村教堂。弹药库里传出的噪音非常陌生,听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到最后,靶场长官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听不见了。这时,斯特林和默夫已排进了上场打靶的队伍里。斯特林瞪了我一眼,用臂弯夹着步枪,指着手表说:“等着,二等兵。”

        此前,斯特林一直尽心尽力地指导我们如何射击。我和默夫都得到了参军以来最高的合格分数。斯特林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显得很高兴。“要是四十分里面没有得四十分,那只能怪打枪的人。”他说。接着,我们三个人去了射击线下面的小山坡。斯特林不顾积雪,支着胳膊肘,半躺在地上,我和默夫则放松地坐在他脚边。“我看你们俩可能会没事的。”我和默夫沉醉于斯特林对我们的肯定,没有马上搭话。太阳仍高高地挂在靶场尽头的护堤上方。过了一会儿,默夫开始说话了。

        “那边怎么样,中士?”默夫羞怯地问。他盘腿坐在雪地里,步枪搁在腿上,像抱布娃娃那样抱着。

        斯特林一直在丢石子玩——从地上捡起石子,丢进我的倒放的“凯夫拉”头盔。听到默夫问,他笑着说:“天哪,这个问题还真他妈的不好回答。”

        默夫的目光从斯特林身上移开了。

        斯特林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不会自己跳出来,等着你们射击。记住基本要领,你们就能临危不乱。刚开始很难,但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找个稳固的位置,瞄准,调节呼吸,最后扣动扳机。有些人事后会感到很难面对,但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那么多。”

        “想象不出来,”我说,“谁知道我们会成为有些人还是大多数人呢。”

        斯特林顿了一下,说:“最好他妈的想象一下。”然后,他再次笑了起来,继续说:“你们得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找到性格中残忍的那一面。”

        射击线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吓得附近的鸟群纷纷振翅逃走。鸟群栖身的树枝随之扬起,抖落许多积雪。太阳虽小,但明亮。刚才的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我们要怎样审视自己呢?”我问。

        斯特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看得出来,因为我和默夫打靶的表现还不错,他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像平时那么严厉。“别担心,我会帮你们的。”说完,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流露出太多的温情,于是调整一下姿势。这时,我的“凯夫拉”头盔已盛满了石子。

        “妈的。”默夫说。

        “我们得刻苦训练,训练,训练,再训练。”斯特林说着,往后一倒,让脑袋挨着地面,并把双脚跷到我的“凯夫拉”头盔上。

        默夫刚要开口,我把手放到他肩上,抢着说:“是,我们明白了,中士。”

        斯特林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的后背全湿了,但他毫不在意。“都是他们的主意,”他说,“记住这一点。每次都是他们的主意。他们应该杀了自己,而不是我们。”

        我不确定这个“他们”究竟指的是谁。

        默夫看着地上,说:“那……那我们要怎么做啊?”

        “别这么担心,姑娘们。你们俩只要抓着尾巴就行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尾巴?”我问。

        “对,”斯特林回答,“让我来操那条狗。”

        枪声消失了。最后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爬上军用卡车返回,心里憧憬着随后的活动和跟家人见面的情景。回营地的路上,我琢磨着斯特林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他疯没疯,但相信他很勇敢——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勇敢。斯特林的勇敢很狭隘,却非常纯粹。那是本能的自我牺牲,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无任何道理。仅仅是因为觉得,绞刑架的绞索更适合套住自己的脖子,他就会替别人受刑。

        接着,我们举行了庆祝。基地体育馆里拉起了横幅,摆开了折叠桌。我们列队站着,家人则在一旁看着。营长发表了真诚而热情洋溢的、关于职责的讲话,随军牧师则用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悲伤故事。吃的东西有汉堡和薯条。大家都很开心。

        我弄了盘食物给我母亲,并坐到她对面。不远处的人群中,母亲们靠在儿子们的肩上,父亲们则双手叉腰,面带微笑。我母亲哭个不停。她很少化妆,那天却破了例,所以眼窝周围留下了条条泪痕。在基地停车场,坐在我家那辆破旧的金色“克莱斯勒”里时,母亲肯定用手腕擦过眼泪,因为她手腕上被涂得脏兮兮的。

        “我叫你不要参军的,约翰。”母亲说。

        我咬了咬牙。那时,我仍然很叛逆。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叛逆了,发展到最后,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于是打电话叫辆出租车,离家出走了。在那之前,从未有出租车光临我家门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妈。”

        母亲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嗯,我知道,”她说,“对不起。我们说点开心的吧。”我的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她含泪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们说了些开心的话。我感到放松了不少。打靶的头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无精打采地呆坐着,设想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一会儿肯定自己会死,一会儿肯定自己不会死,一会儿又肯定自己会受伤,最后对什么都无法肯定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站起来,在冰冷的地砖上来回踱步,不让自己望向窗户,在雪或灯光中寻找什么预兆。整个晚上,我始终无法肯定未来到底会怎样。但对自己惧怕什么,我却非常肯定:我惧怕自己会死,母亲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埋葬她以为至死都非常生气、死不瞑目的儿子:我惧怕母亲会揭开国旗,看着我的尸体缓缓没入弗吉尼亚褐色的泥土里:我惧怕母亲会听到别人为我鸣枪致哀,并因此想起我摔门而出的声音——我那年十八岁,她当时正在后院摘篱笆上的忍冬。

        我走到体育馆外面,打算抽根烟,顺便送母亲离开。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并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亲得那么用力。“你得把烟戒掉。”母亲说。

        “知道了,妈,我会戒掉的。”说完,我用靴子底踩灭了点上的“樱桃”。母亲抱住了我。我闻着她头发和身上香水的味道,恍如回到了家中。“放心吧,一到那儿,我就给您写信。”

        母亲一步一步地离开我身边,并向我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朝停车的地方走去。我记得自己当时目送她离去,看着我家的那辆车转了个弯,驶出停车场,驶经操场,接着又转了个弯,驶向基地大门处的岗亭,车后的尾灯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我又点了根烟。

        那时,除了默夫的母亲和其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家属基本上走光了。我看见默夫拉着他母亲,在体育馆里到处走来走去。每经过一小群人,默夫就放慢脚步,飞快地看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他转向我,对他母亲动了动嘴唇,我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在找我。于是,我离开椅子,站起来,等着他们从举行庆祝活动的篮球场的那头走过来。

        介绍认识后,拉登娜·墨菲太太紧紧地拥抱了我。她个子很小,脸上能看出风吹日晒的痕迹,但比我母亲年轻。抱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笑容满面地望着我,露出两排因为抽烟而微微发黄的牙齿,但胳膊仍缠在我腰上。她把没有光泽的金发盘成了一个圆发髻,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蓝色工作衫,工作衫的纽扣都是扣好的。

        “还剩下五分钟,各位!”一个军士喊道。

        默夫的母亲放开我,激动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丹尼尔经常跟我说起你的事。我感觉,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你了。”

        “是啊,太太,我也一样。”

        “听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我望向她身后的默夫,后者抱歉地耸了耸肩。“是啊,太太,”我回答,“我们是一个宿舍的,经常在一块。”

        “对了,我跟你说,要是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们寄的。你们会收到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包裹。”

        “那我先谢谢您了,墨菲太太。”

        这时,斯特林喊默夫过去,帮另一个二等兵打扫篮球场三分线周围红、白、蓝三色混杂的彩纸纸屑。

        “你会照顾他的,对吗?”默夫的母亲问。

        “呃,会的,太太。”

        “丹尼尔在部队的表现好吗?”

        “嗯,太太,他的表现非常好。”我怎么知道啊,太太?我真想这么对她说。我几乎不了解那个家伙。别再问我问题了,别问了。我不想担责任,我也担不了任何责任。

        “约翰,请向我保证,你一定会照顾他的。”

        “没问题。”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她心里肯定在想,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可以回家安心睡大觉了。

        “他不会有事的,对吗?请你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

        “我保证,”我说,“我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从体育馆回到营房后,我发现斯特林正坐在前门门廊上。我停下来,打算抽根烟。“今天晚上还凑合,是吧,中士?”

        斯特林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我听见,你在跟二等兵默夫的老妈说话。”

        “嗯,是啊,我跟她说了几句。”

        “你不应该那么做的,二等兵。”

        “什么?”

        斯特林停下脚步,双手叉腰,说:“拜托,保证?真的?你他妈的是谁啊,向她做那些保证?”

        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只是想让她觉得好过些,中士,”我反驳道,“有什么大不了的。”

        话音刚落,斯特林立即把我撂倒在地,对着我的脸连打两拳,一拳打在眼睛下方,一拳正打在嘴上。我感觉斯特林的指节重重地抵着我的嘴唇,接着感觉自己的门牙深深地刺进上唇,腥热的血液随之流进了嘴里。我的嘴唇立刻肿了。打第一拳时,斯特林右手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这时,血液汇成一股,顺着脸颊淌过我的眼角,流到雪地里。斯特林叉着腿,跨站在我的身体上方,边俯视我,边在寒冷的空气里甩着手,以减轻疼痛。“尽管去举报,我他妈的根本不在乎!”

        我躺在雪地里,辨认天上的星座。营房的各扇窗户透着灯光,旁边小路上还有两排路灯,但有些星星并未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我能看见猎户座和大犬座。熄灯后,我又看见了另外一些星星。我看到的,是那些星星在至少一百万年前排列的位置,我很想知道它们现在是怎么排列的。在雪地里躺了一会儿后,我爬起来,吃力地走上楼梯,回到宿舍。默夫还没睡,但也没有开灯。我脱下军服,扔进柜子,然后钻进硬邦邦的被子里。

        “今天晚上挺有意思的。”默夫说。我没有搭话,稍后听到他在铺位上转了个身。“你没事吧?”

        “嗯,没事。”我望向窗外。营房之间整齐地种着几排常青树。我透过树梢,望向夜空。我知道自己看到的星星中,至少有一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看一个谎言,但我并不介意。这个世界让我们全都变成了撒谎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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