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四年，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紫禁城名称借喻天象，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碌碌浮生五十年，追随无计息尘缘。放怀顿觉寰区窄，揣分应惭雨露偏。

        禁阙疏钟催早起，客窗寒月照孤眠。可能归去西湖上，相逐渔翁踏钓船。

        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紫禁城便成为京城的象征。而皇城正南门大明门则是紫禁城的门面，号称“皇城第一门”，因与明朝国号同名，又称“国门”。大学士解缙题门联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这处规制极高的城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内外相隔于此，俨然两个世界。

        大明门采用单檐歇山顶结构，红墙黄瓦，凝重庄严。门阙三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门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镶嵌而成。大门两旁有掖门，绕长庑，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长庑左、右有文、武楼，楼与庑相连。门前绕汉白玉石栏，左右有石狮及官员下马碑——至此处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

        大明门正南侧有天街，是一块朝廷特设的商业区，四周围以木栏，呈方格棋盘状，故又称棋盘街。街道旁店铺密布，“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时人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足见天街商贾荟萃，市井繁华。

        大明门东、西两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西面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

        诸多衙门中，最令人畏惧的莫过于锦衣卫，几达闻名色变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锦衣卫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创的侍卫禁军，还因为它既不隶属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军都督府节制，是只听命于皇帝的侦缉机构，有权秘密监视朝中臣民的一举一动，且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

        从职能上说，锦衣卫充当着皇帝的心腹鹰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于谦巡按山西、河南长达九年。巡按任上，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两省因此大治。民间纷纷颂赞于谦，称他为“于龙图”。两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这“恩官”，即是指于谦。

        于谦在巡抚任上时，有青年状告姊夫霸占田产。姊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又考虑到姊姊及姊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他的名字也远远避开。于谦率从人路过太行山时，为群盗持刀拦截。众人吓得不知所措时，于谦越众上前，厉声报出了自己名号。全副武装的盗贼亦久闻于谦清名，当即闻声而退，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从宣德到正统初年，明朝中央内阁的辅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身为元老大臣的三杨对于谦也相当敬重，因而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议，多被朝廷采纳。至于锦衣卫千户朱骥何以能成为这位名臣的爱婿，亦是锦衣卫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传奇故事——

        朱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实面冷心热，其人从不多事、遇事不缩的性格在锦衣卫中十分讨喜。又因父亲朱护曾任锦衣卫长官，厚待下属，锦衣卫同僚多对年轻的朱骥照顾有加。

        再说于谦。正统年间，大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文武百官投其所好，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方保无事。进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道：“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手帕、蘑菇、线香指进献的礼品，于谦不屑送礼，称自己唯有两袖清风，此即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诗成后，远近传诵。宦官王振听到后，心中牢牢记住了于谦这个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谦因接连平反数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权贵，为避祸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王振以为此于谦即“两袖清风”的于谦，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将于谦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处死刑。

        山西、河南两地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纷纷赶到京师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又知道报复错了对象，此于谦非彼于谦，且手下人没有调查出他有什么把柄，只好将其释放。但为了面子，又寻小过将于谦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两地吏民很不满意，集合了一万多人联名进京上书，声势浩大。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终于迫使王振恢复了于谦官职。

        于谦落难于锦衣卫诏狱的两个多月，朱骥暗中嘱托狱卒予以照顾，但于谦本人并不知情。锦衣卫指挥马顺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进来的心腹，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会溜须拍马。他偶尔听到了真相，又恼恨朱骥生父朱护在锦衣卫中威名甚高，遂借故大肆打压朱骥，将其排挤出衙门，改去负责京城街道房事务。

        正统九年（1444年）某日清晨，兵部右侍郎兼巡抚于谦自裱褙胡同家中正衣而出，准备上朝时，正好遇到身穿锦衣卫官服、佝背扫地的朱骥。不知什么原因，于谦对朱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好感，主动上前搭话，问了对方姓名，又道：“家有弱息，以奉箕帚，可乎？”

        “弱息”即是于谦幼女于璚英。于谦与结发妻子董氏感情很深，未曾纳妾，是当世罕见的一夫一妻。夫妇二人膝下仅一子一女，长子名于冕，字景瞻，时年二十三岁，已与提刑按察使司副使邵悰之女结婚。次女名璚英，意为冰清玉洁般纯美，时年十六岁，是于谦的掌上明珠。于谦为人秉直严肃，文章诗作述及儿子于冕时，均是勤于学业、砥砺名节之类的话语，然提到女儿于璚英时，则是脉脉温情，充溢着慈父关切之心，与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两人。

        朱骥既知于谦视于璚英为珍宝，不知这位直名震动天下的朝廷重臣为何突然要将女儿下嫁给无权无势无钱无业的自己，呆呆愣了许久，才愧谢不敢。然于谦非但不是玩笑，且主意已定，当日到官署后便请兵部右侍郎吴宁出面提亲。朱骥惶然不敢拒绝，婚事由此而定。

        于谦夫人董氏闻知后非常生气，恚然道：“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军耶？”

        于谦也不与妻子争辩，只笑道：“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

        当年，十六岁的于璚英下嫁朱骥。成亲当日，于璚英才认出新婚丈夫便是当年好心放自己入锦衣卫大狱探望父亲的武官，遂将此事告知了父母。于谦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董氏亦因而释怀，自此视女婿为半子。

        朱骥娶朝廷重臣爱女，成为轰动锦衣卫的大事。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党羽，将此事报告了王振。王振虽不解于谦为何要将爱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锦衣卫百户，但因于谦从未当众忤逆他，甚至半句未提及当年蒙冤下狱之事，忽生出几分笼络之意，指令王林将朱骥破格提拔为千户。

        朱骥毕竟年轻，颇为惶恐，忙赶去征求岳父意见。于谦却只是沉默不应，既不支持，亦不反对，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骥与妻子商议后，再三辞谢，然始终难成。兼之朱骥武功、骑射均佼佼出众，锦衣卫中也有许多人支持他，遂升迁为锦衣卫历史上最年轻的千户。

        留在官署当值的朱骥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不断绞着双手，在堂中徘徊。忽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忙迎了出去，来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

        朱骥忙问道：“可有找到人？”袁彬摇了摇头，又道：“琼娘说了，明日教坊司须得入宫表演，为太后贺寿，过了今晚，事情就再也瞒不住了。”

        朱骥想了想，招手叫进副千户白琦，客气地问道：“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白大叔可否暂代我值一会儿勤？”

        白琦年近四十，在朱骥初入行时带过他，算是半个师傅，然锦衣卫等级森严，对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他亦不敢以师傅自居，忙躬身行礼道：“千户有令，下官自当遵从。”

        看到白琦诚惶诚恐的样子，朱骥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大舒服，只是因为另有他人在场，也不好多说什么，只点了点头，道：“有劳。”将当值官员持有的钥匙和令牌一一交给了白琦，这才转身走了出去。

        时值七月，夏季暑气余热未尽，再经明晃晃、火辣辣的日头一照，愈发令人感到闷热烦躁。

        朱骥走出官署，一时难以决定该先往东还是先往西，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挡住刺眼的日光。

        校尉袁彬跟了过来，问道：“千户是要自己去寻李小娘子吗？”

        朱骥未及回答，便有人远远叫道：“朱千户！朱千户！”

        尖呼声中，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直奔过来，却是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孙子李骥。

        朱、李两家私交甚笃，朱骥忙迎上前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李骥顾不得满额汗水，只气喘吁吁地道：“朱千户……请你救救家祖……”

        朱骥不解地问道：“李祭酒不是应邀随皇上去圆觉寺为太后祈福祝寿吗？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骥哭丧着脸道：“家祖推谢未去……他在国子监中被……被人……”一语未毕，竟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朱骥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料想必是李时勉出了大事，李骥才会如此失态，便低声吩咐了袁彬几句，命他尝试到某处寻人，自己则搀起李骥，道：“走，我跟你一起到国子监看看。”

        刚走出棋盘街，便见到丘濬和林鹗联袂赶来。丘、林二人均是国子监监生，因参加上届会试未中而入学深造。丘濬与朱骥好友巡城御史邢宥是同乡，同为广东琼州人，因邢宥之故，丘濬与朱骥也甚是熟稔。

        朱骥见丘濬神色凝重，便料到对方与李骥一样，同为李时勉而来，忙上前问道：“可是李祭酒出了事？”

        丘濬点点头，简短地道：“适才忽然有锦衣卫校尉赶来国子监，称李祭酒带头私伐树木破坏公物，将他和司业赵琬、掌馔金鉴一并拿下，用大枷锁了，押在国子监门前示众。”

        朱骥闻言极为愕然，道：“今日我当值锦衣卫官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呀。”

        丘濬答道：“那些校尉是直接从东郊赶来的，说是奉了皇帝诏令。”

        一直抹泪不止的李骥忽愤然插口道：“什么皇帝诏令，还不是因为家祖得罪过那位王先生，他成心报复。”

        “王先生”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他是有明以来地位最高、风头最劲的大宦官，称其权倾朝野毫不为过，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便会遭到报复。前不久锦衣卫校尉王永心仅因匿名张榜揭发王振罪恶，便被极刑处死，家眷均受到牵累。锦衣卫大小官员也因管束下属不力而受到训斥，除了王振亲信指挥佥事王林及指挥马顺等人外，余人皆受到罚俸三月的处罚，也包括朱骥在内。

        朱骥一听到“王先生”三字，转瞬便明白了，忙问道：“有李祭酒破坏公物这回事吗？”丘濬微一迟疑，即答道：“确实有。”

        李骥嘶声嚷道：“那难道也叫破坏公物吗？”

        林鹗忙解释道：“丘兄的意思是，确实有李祭酒修剪树木这回事，这才被人指控为破坏公物。”

        原来今日国子监也循例放假，大多数监生都外出游玩，祭酒李时勉便想利用这一机会修剪彝伦堂门前的树木。他不顾七十余岁高龄，亲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桠，只为给芸芸士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读书环境。不想李时勉忙活了大半天，人尚未从劳碌疲惫中缓过神来，便有锦衣卫校尉赶到，手持刑具，以破坏公物的罪名将其逮捕，就地枷在国子监大门前示众。

        显然，王振派了人暗中监视李时勉，想寻找他的过错。但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始终没有落下把柄，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亲自出马修剪国子监树木，竟会授人以“破坏公物”的口实。

        李时勉名懋，字时勉，号古廉，以字行，安福人。自小勤奋好学，七岁能背诵《四书》《五经》，十二岁能诗会赋。于永乐二年（140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修成《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后升为翰林侍读。

        李氏既有学识渊博的文学侍臣身份，本该一辈子雍容华贵，然其一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成祖、仁宗、宣宗祖孙三代皇帝皆欲杀他而后快，而李氏竟能不死，可谓百转千回，命大福大。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虽在南京登基称帝，但一直有心迁回龙兴之地。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诏建北京宫殿，震惊世界的紫禁城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营建的。

        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天象而来。古人将天上的星星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三垣包括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其中，紫微星在三垣中央，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有“紫微正中”之说。而天帝住处名紫宫，皇帝既号称“天子”，是上天的骄子，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紫宫”。自秦汉开始，皇帝居所又称“禁中”，即不许人随便出入之意，因而合称为“紫禁城”。

        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顷，集各种建筑手法之大成，房屋总数在初建时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巨大的城池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北部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及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后廷里帝后居中，东、西又各有六宫给嫔妃们居住。整个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大殿富丽堂皇，气势威武，后宫阴柔秀美，每一处装饰无不充满了奇思妙想。

        阴阳五行说渗透在紫禁城各个角落，可谓殚精竭虑。如五行学说认为土为黄色，代表国家，所以紫禁城屋顶多采用黄色的琉璃瓦；火能生土，火为红色，所以宫殿柱子均用红色，以示兴旺发达之意。

        要建造这样一座皇城，代价可想而知。紫禁城施工期间，前后征集全国著名工匠十万、民夫一百万。所用材料运自全国各地，如木材来自湖广、江西、山西等省；汉白玉石料来自今北京房山区；五色虎皮石来自蓟县的盘山；花岗石采自曲阳县。宫殿内墁地的方砖，在苏州烧制；砌墙用砖是山东临清所烧。宫殿墙壁所用的红色涂料，原料产自山东鲁山，加工在博山；室内墙壁上的杏黄色颜料产自河北宣化的烟筒山；等等。

        谨身殿后有一块近三百吨重的云龙大石雕，从几丈深的地方开采出来，运输非常困难。当时刚好是严冬季节，于是民夫们沿途挖井，汲水泼路，用水结成一条冰路，将石头放入旱船，在冰路上拉运。仅拉曳旱船就用了骡马一千余头，前后排成一里多长，人喊马嘶，浩浩荡荡，热闹异常，然建造紫禁城的艰辛亦由此可想而知。

        除了建筑花费太过浩大外，迁都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北京原为元代的大都，是典型的非生产型的消费城市。而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离大都时，胁迫大量居民随行，大都人口因此而锐减，城市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正式迁都前，朱棣不断从南方迁徙富户到北京，“以实京师”，北京人口才逐渐增多。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尽管如此，南北两京的差距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江南经济发达，历来是中国赋税重地。尤其是原先的京师南京地处江南中心地带，城市整体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城市。而北京地处内地北部边境，明朝建国后，与北元蒙古连年交战，北京因此也成为国防前线的哨所，繁华富庶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京相提并论。但朱棣迁都决心已下，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

        当时连接北京与南方的经济通道，只有一条大运河。为了迁都需要，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朱棣命工部尚书不惜一切代价，浚通大运河。

        在中国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莫过于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在隋朝，一是在元朝。隋炀帝杨广开凿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由余杭至涿郡，长达四五千里，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虽然杨广是出于玩乐的目的开发了大运河，但大运河却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唐朝诗人皮日休有《汴河怀古》一诗：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即大运河。皮日休认为杨广发动民众连通京杭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

        隋朝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元朝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体取直，不必再远绕洛阳。但元朝因为运河水量不能很好调节，所以运河并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直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才使大运河真正地畅通无阻。自此后，大运河几乎完全承担了南粮北运的任务，因而大运河的浚通，不仅在运河史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

        营建紫禁城及浚通大运河开销巨大，均是劳民伤财之举，朱棣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库，上书反对的大臣前仆后继，李时勉也是其中之一。

        永乐十九年（1421年），紫禁城突然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主殿一齐毁于大火。朱棣初登皇位时，曾对建文帝朱允炆旧臣大加杀戮，甚至发生了株连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剧。一些大臣死得相当悲壮惨烈，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每夜受到几十名男子的凌辱，朱棣还亲自监督过问。

        然杀人既不能获得民心，还会落个暴君的形象，事后回味，手段强硬的朱棣一样感到不安，他曾经悄悄询问身边的大臣尚书茹常道：“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意思是，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可见他虽然表面英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着实难安。朱棣后来的许多行为，都与这种忧惧的心理有关。

        发生了三大殿着火事件后，朱棣未免有些惶悚，于是按照惯例命大臣们直言上书。群臣纷纷认为是迁都惹来的祸。主事萧仪和侍读李时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朱棣大怒道：“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将萧仪和李时勉下于锦衣卫诏狱中，又将同时上书的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人谪徙边疆。

        萧仪受不起折磨，死于锦衣卫大狱中。李时勉因受锦衣卫指挥朱护庇护，总算勉强活命。后经大学士杨荣力救，这才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

        经此磨难后，李时勉并未改掉其刚介耿直的个性，依旧“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他再进谏言事，朱棣都不肯听从，迁都北京亦不可避免。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太子朱高炽顺利登基，是为明仁宗。

        这一年，朱高炽已经四十七岁，几近知天命之年，如此晚成的皇帝，终明一朝都十分罕见。

        朱高炽因为肥胖，且身有残疾，不为父皇朱棣所爱，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险的环境下，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今终于得到了解脱，不免有些放纵起来。这放纵，自然是指美色了。

        李时勉听说后，立即上书劝谏道：“谅暗中，不宜近妃嫔。”又道：“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

        暗指朱高炽嗜欲过度，不该“旭日已旦”才上朝，更不该派人到建宁选取宫女，惊扰百姓，劝皇帝“谨嗜欲”。

        朱高炽阅览奏章后，怒不可遏，立即将李时勉召到皇宫偏殿，要他当面说个清楚。李时勉竟丝毫不给皇帝面子，毫不退让，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朱高炽本是极好的脾性，至此再也按捺不住，命武士以金瓜扑打，当场打断了李时勉的肋骨。

        朱高炽还不解恨，又下旨将李时勉贬为交阯道御使，命他一天审一案、言一事。但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折辱李时勉，李时勉尚未动身出发，愤恨难平的朱高炽又下令将李时勉投入锦衣卫监狱。

        直到垂危之际，朱高炽仍不忘李时勉当廷的侮辱，对亲信大臣夏原吉道：“李时勉廷辱我。”越说越怒。

        夏原吉百般慰解，朱高炽仍然不能释怀。当天晚上，皇帝撒手归西，享年四十八岁，在位仅十个月。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闻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为朱高炽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仁宗皇帝又怎会如此耿耿于怀，至死不忘？

        李时勉入狱时已经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经偶然捡获锦衣卫指挥朱护妻子的传家之宝，当即设法归还，且没要任何回报。朱护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李时勉，便暗中加以照顾，又寻到十分难得的血竭，为李氏治伤。如此，在朱护的精心照料下，李时勉不但保住了一条命，就连断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有人告诉他李时勉曾当众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导致先帝病情加重，终至丧命。明仁宗朱高炽病殁时，朱瞻基人在凤阳祭祖，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闻声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狱提李时勉，并发狠道：“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

        使者走后，朱瞻基越想越生气，又改变了主意，招手叫过当值的锦衣卫指挥王某，命他立即将李时勉直接绑赴西市斩首，不必再行入见。不料机缘巧合，王指挥刚从端西旁门出去，使者已经带着李时勉由端东门进入，双方没有碰上，李时勉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朱瞻基一见到李时勉，便怒骂道：“你等小臣，竟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头答道：“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

        听到原来是因为这件事，朱瞻基这才怒气稍解，叹息了半天，连声称赞李时勉“忠臣”，下旨复其官职。等到王指挥去锦衣卫大狱提人不得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经冠带立于阶前，阶下囚转瞬间变成了朝中显贵。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李时勉参与修《宣宗实录》，书成，进为翰林学士，不久又擢升国子监祭酒。

        此时的李时勉已经因德高望重而名满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节操正直，无不争相归依，执弟子礼。英国公张辅率领贵戚们上书，请求到国子监听李时勉讲学，得到允准后，均欣然到国子监受教。除张辅与李时勉执平礼外，余人均不敢坐下，以学生自居。这一幕，被誉为大明立国以来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时勉与朝中正直大臣一样，坚决反对宦官干政。由于他刚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专门制定内侍官制，谕吏部道：“朕观周礼，阉寺不及百人。然后世竟有增至数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乱。内臣但备使令，毋多人，古来若辈擅权，可为鉴戒。驭之之道，当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则骄恣矣。”

        意思是说，宦官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让宦官们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宦官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还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吃饭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之间有公文来往。又铸铁牌立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可谓是家法森严。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

        有一名宦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归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还有个内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数十年，知悉诸多朝中机密计议，但其人个性缜密，严遵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露机密。朱元璋对他很是宠爱，但也一样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顿宦官机构，定十二监及四司、八局，即民间俗称的“二十四衙门”，内官分别定有品秩和待遇，不准干政，不能结交外臣。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遵照祖训，对宦官的限制更加严格，“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曾道：“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

        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后，为了个人统治需要，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亲手破坏了。

        当“靖难之役”还在进行之时，许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就是因为他从宦官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情报，知道南京守备空虚。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感到这些宦官忠于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们来，涉足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宦官就此开始涉足外交。自永乐三年（1405年）起，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二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马骐。

        不仅如此，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到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

        为巩固地位，加强统治，朱棣除了继续依靠锦衣卫外，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东厂，用宦官为提督。宦官势力由此在永乐一朝得到大大加强，太监参与到了政治军事中，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开此先例后，其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朱瞻基宠爱金英、范弘等宦官，甚至特赐免死诏，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权倾内外。但由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虽已职涉外廷朝政，却不敢太过妄为。真正威慑重臣、独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个。

        王振，山西蔚州人。他跟郑和、金英等被迫阉割入宫的战俘身份不同，年轻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县任教官教书，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愤懑无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最终案发，被判充军。

        当时仍是明成祖朱棣执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学问的老师入宫，教授宫中妇女读书识字，待选者也包括充军罪犯。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多识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吗？

        永乐一朝，声名显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郑和这类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但王振并不在热门之列。尽管他抱着极大的野心和极高的期望入宫，尽管他因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与世隔绝的深宫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懊悔当初慨然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渐显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诏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教小宦官读书。当时在内书堂读书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纪均是十岁左右。后陆续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师又增加了大学士陈山、修撰朱祚等。从此，宫中宦官开始通文墨。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翰林几经迁转后，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专职为替皇帝撰拟诏告，润色御批公文的词句。

        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务，也无官属，不能直接指挥行政，与东汉尚书、唐代翰林学士性质略同。但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最接近皇帝，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这个机构的职权必然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大学士逐渐升迁，并有了正式的办事场所。大学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但其所迁任官职往往至尚书、侍郎等，或有加衔至于“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极后，决定起用一批资浅而干练的文臣入文渊阁办事，参预机务，因在大内殿阁行事办公，故称为“内阁”，内阁参预机务从此开始。

        只是此时的阁臣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署，不辖诸司事务，权势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时，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阁职渐崇，权势迅疾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中央机构，但也作了某些变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创造了一套“票拟”制度，突出了内阁的作用，并使得宦官开始参政。

        票拟又称拟票、票旨、条旨，指内阁对奏章所拟的批答。按照惯例，六部本章文书由通政司汇总，送左顺门，交内书房收录。皇帝阅览过后，认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发，凡要批示的则送内阁拟票——内阁将所拟批答之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章之上，再进呈皇帝批红。明宣宗朱瞻基一般会采纳内阁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各主管部门去执行。

        这样，内阁就成为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和审议权。内阁大学士可以不与主管各部商议就直接提出建议，只要皇帝没有异议，这些建议便会自动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对皇帝负责，逐渐变成了秉承内阁之意行事。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

        在票拟制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处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爱好广泛，喜好书法、绘画、文学、骑射、宴饮、游乐等，又好微服出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对于兴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阅奏章无疑是个繁重的辛苦差事。为了减轻自身负担，皇帝开始让宦官读书，受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纳了宦官的建议，决策便会直接下达，而实际负责执行的六部根本没有机会与皇帝一起讨论复审宦官的意见。

        由于司礼监高踞在票拟制度的顶点，有“影子内阁”之称，掌印宦官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机会，人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时，负责居中传递诏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机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往诏令上做手脚。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往往心灵扭曲变态，阴狠残暴，加上长期生活在皇宫中，只擅长奉迎巴结之术，缺乏实际的从政才干，一旦他们真正执政，危害极大。这一点，已由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不过在宣德一朝，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强干，宦官专权尚未凸显。他下诏设立内书堂后，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个读书人出身，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欢王振身上的儒雅书卷气质，特地挑选他出来，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当时的朱祁镇还只是个孩童，博学多闻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对方口中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太子朱祁镇登基为帝，是为明英宗。八个月后，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

        司礼监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号称“第一署”，下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官职。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掌印之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王振执掌司礼监，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拟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有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年幼皇帝，王振成为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他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落魄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觑且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镇的信任，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

        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执掌京营兵权，又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执掌锦衣卫。明英宗朱祁镇因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代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王振本人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极重的宦官。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

        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举例而言，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顺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夺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

        张玉本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朱棣痛极而泣，称其靖难功当第一，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

        张辅是张玉长子，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为侯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遂成惯例。此后，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

        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

        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当面向朱棣哭诉道：“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

        明仁宗朱高炽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尊封母亲为皇太后，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朱瞻基性格坚定，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又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当时海内安宁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两宫慈孝天下皆知，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

        然世事难测，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还是个孩童，根本无力主政。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又特别强调说：“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让张氏摄政。

        明朝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就藩襄阳，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最得张后宠爱。明宣宗意外病殁后，朝野中谣言四起，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由，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反对，坚称“立国以嫡”，事情这才拖了下来。

        流言纷纷，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宣布说：“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万岁，浮议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朱祁镇年纪尚幼，不能亲自理政，群臣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后道：“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始终不愿意听政。

        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谆谆告道：“你们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太皇太后已经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英宗皇帝长大了，该归政给他了。

        张后久历风浪，很快就猜及此点。当年明宣宗骤逝，太子朱祁镇年幼，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报复当年之事。

        唉，她确实老了，既援救张辅不及，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于是便饶恕了王振，但又厉声警告道：“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气焰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此后，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便立即派人责问。王振无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

        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张辅自遭廷杖后，变得沉默寡言，再不敢与王振作对，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用兵等。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多事。如此，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

        杨荣原名杨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性情警敏通达，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其“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多次随侍朱棣出征。朱棣称其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军务均委托给杨荣。

        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众人惶然不知所措。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坚持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避免尸臭外溢。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禀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人，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祸福均因此而起。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汉王朱高煦随征，乘机进谮。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说得多了，不免心动。回到京师后，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大加训斥，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难”旧人而未被祸及。金忠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

        在这之前，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解缙字大绅，号春雨，吉水人。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数诵千言，终生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时年十八岁。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随身边。

        然解缙成名既早，才气又高，难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讳，为人所忌，屡遭谗言。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缺乏涵养，必须闭门思过，修身养性，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八年。朱元璋去世后，解缙入京吊丧，又遭大臣攻击，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卫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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