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朦胧淡月带疏星，喔喔残鸡报五更。灯火一攒开野店，鼓笳三叠启严城。

        霜凝峻阪鸣驺缓，晓起疏林宿鸟惊。风透重裘寒不耐，邮亭驻节候天明。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无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张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为帝，然遭到内阁大学士三杨反对。经过三杨一番努力，终于排除异议，使得太子朱祁镇于正月十日登上大宝之位，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

        朱祁镇后来懂事，从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遂全心全意依赖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干预朝政，与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对，即是因背后有皇帝的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镇对三杨亦很感激。后来王振与五辅臣争权，敢廷杖英国公张辅，却不敢对三杨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独揽大权时，亦利用个人过失排挤打压三杨，如杨荣受贿、杨士奇长子杀人等，但均为朱祁镇庇护，三杨终得善终。

        朱祁镇即位之日，距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朱元璋以猛治国三十年，其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个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导致内战纷起，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开创奠基的时代就此结束，于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

        只是到了此时，太祖、成祖两朝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号称“仁宣致治”“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其实已经是吏治败坏，弊病滋生，危机开始逐渐显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强大，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从正统初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如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发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如果朱祁镇像其祖父、父亲一样，做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那么大明内忧外患的局面会有所缓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铁令，宠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乱干涉朝政。

        这虽然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权往往旁落。然皇帝渐渐长大后，便有夺回大权的愿望。只是皇帝处于深宫之中，身边只有宫女太监，于是宦官便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充当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还是英宗皇帝的启蒙老师，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于是自朱祁镇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极为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明朝堂，无人能与其争锋。

        但正统一朝最重大、最关键的事件，并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

        朱祁镇的成长经历与前几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的放牛娃，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脱颖而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砺和斗争，逐个击溃起义军政权，最后才当上皇帝。这其中的艰辛自然不用多说。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权力格外珍视，甚至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宰相制，将中央大权尽收己有。由于事务繁剧，事必躬亲，皇帝日夜操劳不已。他曾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愿意放权。由于朝无重臣，至后世，大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

        郭信只掏出数张宝钞来，明显数目不够，又没有携带银两，只得道：“我身上只有这些，先付给娘子，余下容我日后送来，可以吗？”

        蒋苏台闻言，便将数张宝钞还给了郭信，道：“公子出门，身上不能不带钱。剩下的，方便时再送来不迟。”

        郭信大为感激，当即收了扇子，再三道谢，这才拱手辞去。等他离开，蒋苏台才想起纸笺尚在里屋，忙取了追出门去，却已不见了人影。

        杨埙见蒋氏进来时神色古怪，随口问道：“怎么了？”蒋苏台道：“这位郭公子要求题写的扇词有点怪，似乎是绝命词。”

        杨埙展开纸笺一看，很是惊讶，问道：“他自称姓郭，是吗？”蒋苏台道：“是啊，怎么了？”

        杨埙道：“这首词确实是绝命词，而且不是一般的绝命词，是前朝宣宗皇帝郭嫔郭爱殉葬时所作。”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用活人殉葬的残酷制度。商朝时，用奴隶殉葬和祭祖的做法十分盛行，且规模很大，奴隶殉葬人数众多。从周朝起，人殉的做法已不多见，基本上改用木制或泥制人形偶像殉葬。秦献公还明令废除了人殉制度。然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下令宫中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殉葬，加上为秦始皇营造陵墓的工匠，殉葬者数以万计。

        到了汉朝，残酷的殉葬制度被彻底废止。汉朝明文规定：不许任意杀人和用人殉葬。唐朝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不准用人殉葬，还规定严厉禁止厚葬，凡五品以上官员和勋亲贵族一律遵照执行，如有违反处以严刑。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规定：以山为陵，表示不占用良田，能放下自己的棺木即可。

        然这一残酷制度在明朝再度被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死后，朱元璋即下令两名王妃殉葬，正妃为元将王保保之妹，次妃为明开国名将邓愈之女，由此重开殉葬制度，并且一直沿用下去。

        朱元璋死时，被迫殉葬者有四十六人，均为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妃嫔。明成祖朱棣也效法自己的父亲，死前留下遗诏：“丧服礼仪一遵高皇帝遗训。”殉葬妃嫔多达三十余人。此后的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也各以五妃、十妃殉葬。

        蒋苏台听说词主郭爱是宣宗皇帝殉葬嫔妃，很是惊讶，道：“宣宗皇帝有十妃殉葬，当今皇帝有圣旨予以追谥表彰，昭告天下，没有姓郭的呀。”

        杨埙道：“因为郭爱入宫才二十天，不巧赶上宣宗去世，不幸被圈去为皇帝殉葬。未获得追谥，盖因她入宫时间太短，且不愿主动殉葬，抗拒了一番，才被迫自杀。”

        原来那郭爱字善理，颖悟警敏，擅长文章，是凤阳著名才女，且正当妙龄，容颜姣好，四方求亲者不计其数。不知如何，明宣宗朱瞻基也听到了她的芳名事迹，竟下令召她进宫。郭爱已有倾心爱人，然圣旨大如天，竟由此被朱瞻基棒打鸳鸯，生生拆散。

        郭爱被送入宫中后，被封为嫔，还未来得及受到朱瞻基宠幸，便赶上皇帝病殁。天真的她还以为能就此出宫，回去家乡与爱人团聚，却不想被指定为殉葬宫人。反抗不成后，自知死期，遂书词自哀。服侍她的宫女记性甚好，将其绝命词传了出去，但仅在宫禁内作为逸闻韵事流传。杨埙为三大殿上漆时，曾听人议及此事，印象很深。

        蒋苏台这才知道究竟，道：“难怪词意如此哀伤凄凉。郭爱娘子这份才气，怕是不在教坊司蒋琼琼之下。”不由得深为叹息。一想到郭爱若是还活着，也就三十岁，正是盛年，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竟因为名声太大而落了个生殉的下场，实在可怜可惜。

        杨埙生怕蒋氏感伤落泪，忙道：“适才那郭信既自称凤阳人，又姓郭，手里还有郭爱的《绝命词》，说不定是其亲眷，弟弟或是侄子也说不准。不过郭爱既未追谥，连追封诏书中都没有她的名字，朝廷应该不会恩及家人，也不知郭信到京城来做什么。”

        蒋苏台道：“或许是因为旁事吧。不过至亲被逼殉葬，他又怎能忍心因此而接受官禄？”

        杨埙道：“世人多名利之徒，本朝那些太祖朝天女户，不都是靠殉葬亲眷发家的吗？”

        正议着郭爱之事，忽有人大踏步进来，却是锦衣卫千户朱骥。

        杨埙笑道：“而今皇帝亲征在外，朱千户是锦衣卫留守副长官，应该忙得团团转才是，如何得闲来这里？”

        朱骥苦笑道：“我手下尽扈从皇帝出征，无人可调，大小事情得亲自动手，忙得团团转倒是真的。不过我来找杨匠官，是有件更重要的事。”

        杨埙道：“什么事？”

        蒋苏台见朱骥欲言又止，便道：“里屋清静，杨大哥可引朱千户进去说。”朱骥道：“再好不过，只是又要叨扰娘子了。”

        蒋苏台一笑道：“朱千户不嫌简陋就好。我去给二位沏茶。”

        朱骥与杨埙交往了一段日子，已知其对蒋苏台有意，见他目送着蒋氏，直至人影消失不见，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忍不住好奇问道：“杨匠官既喜欢蒋家娘子，又是同乡，何不娶她做妻子？”

        杨埙摇了摇头，无奈地道：“我是匠户，她兄长不愿意妹妹嫁给匠户。”

        朱骥道：“蒋鸣军自己以前不也是匠户吗？”

        杨埙道：“就是因为他讨厌匠户，才千方百计地予以摆脱，不惜走歪路子加入了京营。不说了，他人还在后院呢。上次他被男贼人刺成重伤，无法随军出征，心中怨恨不已，一见到我就要破口大骂。”

        朱骥道：“这位蒋校官脾气可真不好，连蒋娘子自己都说了，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那柄扇子。”

        杨埙低声道：“其实他真正生气的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受伤不能随御驾出征。”

        英宗皇帝御驾亲征，调派了五十万京军精锐，神机营也在其中。蒋鸣军本是神机营将校，然在营中几年，只摸过神机铳几次，一铳都没有放过，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真真正正地使用火器，却因为受伤卧病在床，不得参与战事，也难怪他恼火。

        朱骥摇了摇头，不再多提，随杨埙进来里屋，低声告道：“正如杨匠官所言，那杨行祥之死，果然有蹊跷。”

        杨埙忙道：“哎，别说我没提醒朱千户，你一直是绝口不提杨行祥三个字的。”

        朱骥道：“但目下已有人上奏朝廷，说杨行祥死得可疑，还要将他的死归咎于我，我当然得查个水落石出。”

        杨埙问道：“是不是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上书告发了朱千户？”

        朱骥大感意外，道：“是。杨匠官真是消息灵通，竟连这个都预先知道了。”

        杨埙笑道：“我可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只是胡乱猜的。”

        之前朱骥始终不肯透露杨行祥相关事宜，可见杨氏一事干系朝廷机密。既然如此，那么知情之人定然是少之又少。知道杨行祥死去时正是朱骥当值，又上书欲牵连朱氏，只能是锦衣卫同僚。朱骥生父朱护生前是锦衣卫指挥使，颇有声威，岳父又是兵部长官于谦，即便不算大有来头，背景也不算小。兼之朱骥静默少言，沉静有度，极少得罪人，要借杨行祥一事将其扳倒者，只能是王振一党——也就是王振侄子王林了。

        而杨行祥死在一个月前，拖到现在才拉扯出这件事来，愈发证明此点，盖因为王振、王林叔侄均随英宗皇帝出征在外。

        朱骥听了杨埙分析，深为叹服，道：“杨匠官聪明绝顶，只做个工部主事，实在可惜。”

        杨埙道：“哎，我觉得没什么可惜。我主业可是漆匠，匠官只是副业。在漆匠一行，我已登峰造极，无人能够超越。站在巅峰，傲视群雄，这正是匠户一生所求，我三十岁前便已实现，人生无憾。反观你朱千户，你也算是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做到了锦衣卫千户，做官是你的主业，在你的观念里，应该是不可惜吧？可你上面还有一大堆长官呢，就算你做到了锦衣卫指挥使，上面还有大学士、司礼监、皇帝。”

        朱骥一怔，答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目标。”

        杨埙道：“那么锦衣卫算是你的主业，你又有什么惊人的成就呢？是否有什么事，只有你能做到，旁人做不到呢？”

        正好蒋苏台端茶进来，抿嘴笑道：“朱千户别听杨大哥的。他好抬杠，而且总有一套一套的道理。其实人各有分工，各有所长。譬如皇帝少了锦衣卫就不行，而目下锦衣卫少了朱千户就不行。”

        杨埙忙道：“苏台说得对，现下朱千户是不是心里舒服多了？”

        朱骥笑了一笑，也不答话。

        等蒋苏台斟完茶出去，杨埙收敛笑色，道：“我开玩笑惯了，朱千户别当回事。杨行祥一事甚是机密，你却只来找我，足见信得过我这个漆匠，我很感激。”又问道：“有人要用这件事牵涉朱千户一事，你岳父兵部于侍郎知道吗？”

        朱骥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正是我岳父告诉我的。”

        当日杨行祥死在狱中，锦衣卫副千户白琦以自然死亡上报。因杨氏身份不凡，其死为皇帝所瞩目，指挥佥事王林预备借此事大做文章，将锦衣卫中看不顺眼的人一举铲除，因而上书称杨行祥之死有异，即指其是非正常死亡。然天下正值风云际会，大明时势亦随之而动。英宗皇帝尚不及关注这件事，便听从大宦官王振建议，决定御驾亲征，随即牵动满朝文武，再无人留意此事。

        王林是王振侄子，素来不喜朱骥，又预备未来将杨行祥之死归咎于朱氏，当然不会选中他跟随皇帝亲征，只将其部下调走。如此，虽然朱骥名义上是副留守长官，其实成了空架子。留守长官马顺好花天酒地，时常不来官署，朱骥手下无人，值守的校尉又多是王振一党，不愿意听他调遣，有事只能亲自跑腿，所以朱骥才有“忙得团团转”之语。

        皇帝离京，政事却不能不办。王林所上奏疏早已送到司礼监。昨日秉笔太监兴安清理案头时，发现了这封奏疏，尚未拆阅。明英宗朱祁镇曾经交代：凡大臣奏疏，小事由司礼监自行批阅，大事则送军中。兴安照例打开王林奏疏，阅读后很是吃惊，于是将之禀报给提督太监金英。

        金英道：“而今多少军国大事要办，一个罪人，死了也就死了。”也不说要如何处置，将王林奏疏自己收了，转身便出宫赶到兵部，将其事告知兵部侍郎于谦。

        兵部尚书邝埜随皇帝出征在外，于谦是兵部代理长官，日夜操劳，已多日未曾归家。他正为调派前线军队补给而焦头烂额，听闻此事后，也不多言，只派人叫来女婿，将事情告诉了他，又道：“我实在太忙，分身乏术，你自己看着办吧。”便打发了朱骥出来。

        禁中奏疏是机密，私下泄露内容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杨埙听说是提督太监金英主动知会了于谦，很是惊讶，问道：“金英为什么要这么做？”

        朱骥摇了摇头，也不知是不知情，还是不愿意揣度。

        金英是安南人，杨埙曾因兵部机密文书失窃一案而怀疑过他，甚至疑心那对男女贼人来自安南，跟金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朱骥后来暗中调查当日金英行踪，得知他只在圆觉寺前后忙碌，没有任出格异常之处，也未曾离开过孙太后半步，足见并未参预兵部机密文书失窃之事。

        杨埙怀疑金英的起因，实是因其人原是安南俘囚，被迫阉割为奴，明朝算是他的仇人。但朱骥则举出了大明历史上另一著名宦官郑和的例子。郑和身世亦类似金英，以元朝俘虏身份被阉割，之后非但没有怀恨报复明朝，反而为明成祖朱棣倾心信任，率领船队几下西洋，成就了一代外交伟业。杨埙这才无话可答，不再认为金英是盗窃兵部机密文书的主谋。

        此刻杨埙听说是金英主动向于谦泄露禁中机密，倒对金氏多了几分好感。又道：“姑且不理会金英的目的。杨行祥这桩案子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朱千户只需要找到当日值守的狱卒，详细了解经过，再请他做证人，不就结了吗？”

        朱骥道：“我当然想得到这一点，可我今日去找当班狱卒韩函时，才知他早已告假，多日未来官署。”

        他随后寻去了韩家，方知韩函一月前便已离家，左右邻居都再未见过他。

        杨埙立即起了警觉之心，问道：“这个一月前，是不是凑巧在杨行祥死后，在当今皇帝御驾亲征前？”朱骥道：“是。”

        杨埙叹了口气，道：“那么朱千户找不到韩函了，他多半被你们那位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杀了灭口了。”想了想，又摇头道：“不过不应该呀，如果要将朱千户牵连其中，韩函是最好的证人，让他活着，比杀死他价值要大。以王振叔侄的权势，让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狱卒俯首帖耳，又有什么难的？”又问道：“那韩函不算什么正派人吧？”

        朱骥道：“唔，这个……”

        杨埙笑道：“朱千户不愿意说下属坏话，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其实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如果韩函不是真的牵连进了杨行祥一案，怎么会被杀人灭口？既然牵涉其中，最大的可能便是被人收买了。”

        朱骥道：“韩函真的牵连进了杨行祥一案？杨匠官何以特别强调‘真的’二字？”

        杨埙道：“就是我怀疑杨行祥确实是非正常死亡。这一点，早一月前我就对朱千户提过。目下既知狱卒韩函失踪，愈发证明了我的猜测。”

        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预备以杨行祥一案扳倒朱骥，对王林、朱骥两方而言，当值狱卒韩函是最好的证人。既然韩函不是什么正派人，对王林而言，他活着比死了好处更大，只需要他出面做伪证，便能轻而易举地令朱骥深陷泥潭，无以自辩。

        然韩函依然被杀死灭口，表明他已深陷杨行祥一案，他确实可以帮助王林做伪证，但他也洞悉幕后真相，对王林是个巨大威胁，所以王林不得不舍弃韩函这个小卒子。

        朱骥开始尚未完全明白，回味一番后，才失声问道：“杨匠官怀疑是王林指使韩函杀了杨行祥？”

        杨埙道：“这是有可能的呀。王林既早有心对付朱千户，便刻意选择你当值那天动手。目下无论韩函是死是活，只要能证明杨行祥是非正常死亡，你朱千户便难辞其咎，至少有‘失囚’之责，怕是不止免职那么简单。”

        朱骥道：“我知道，我自己倒没什么，但我一旦获罪，还要祸及家人。我若充军边关的话，我妻子也要被没入官中为奴。她是于公膝下爱女，下嫁我这样一个粗人，已是大大的委屈，我实不忍她还要因为我的过失受牵累。可恨我自己愚钝无知，不知该如何查明杨行祥一案真相，所以才冒昧来找杨匠官帮忙。”

        之前杨埙仅凭蛛丝马迹便推断出女贼人身上的骨扇是朱骥妻子于璚英遗失的冬扇，且贼人跟踪监视了于璚英很长时间。事实亦果然如此——

        后来朱骥拿着贼人画像找妻子查证，他怕妻子受惊担心，不敢明说那是闯入兵部盗取文书贼人的画像，只说是锦衣卫在寻那两个人，有人见过他二人在南城出现，问妻子是否见过。于璚英一眼便认出了女贼人，记得对方跟她搭讪问过路。朱骥由此对杨埙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他岳父兵部侍郎于谦听了，也觉得杨埙机智聪慧。

        朱骥又补充道：“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有比杨匠官聪明的，譬如读书过目不忘的丘濬，但论到观察入微，心思缜密，实在没人比杨匠官更厉害了。”

        杨埙笑道：“朱千户如此信得过我，我当然要尽力而为。”又问道：“杨行祥是怎么死的？”朱骥道：“是上吊自杀而死。”

        杨埙道：“我是说真正死因。”朱骥道：“也是上吊自杀而死，仵作有正式验尸文书。”

        杨埙道：“朱千户亲眼见过杨行祥尸体吗？”

        朱骥道：“见过。当日我与杨匠官分手后，便匆匆赶回锦衣卫官署。那时杨行祥已被人放了下来，颈中有一道青紫淤痕，看起来确实是上吊自杀。”

        杨埙道：“我以为锦衣卫诏狱是天下最密不透风的黑狱，想不到竟有犯人能从容自杀。”

        朱骥道：“按照惯例，为防囚犯自杀，入锦衣卫狱前都要戴上械具。除非是狱卒帮助，否则犯人根本没有能力自杀。但杨行祥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上头特别关照过，要予以优待，所以没有给他上镣铐之类。”

        杨埙道：“会不会是有人先杀死杨行祥，譬如能接近他的狱卒韩函，将他勒死后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

        朱骥摇头道：“这绝对不可能。韩函是锦衣卫特别指定的几名专职看守，只负责看管杨行祥。知情者虽然口中不说破，但谁都猜得到杨行祥是……那个……”

        杨埙道：“我明白了，杨行祥身份不同凡响，杀他罪孽太大，韩函没有那个胆子动手。”

        朱骥道：“非但韩函，就是长官王林也没那个胆子。况且先勒毙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话，有经验的仵作一眼就能看出来。”

        杨埙一拍桌子，叫道：“太好了！这茶真是好茶，朱千户，快些把这杯茶喝了，我和你一道去找仵作。”

        朱骥一怔，问道：“什么，杨匠官还是怀疑杨行祥不是自杀？”

        杨埙道：“朱千户不是那种随便说两句就能陷害的虾兵蟹将，王林要拖你下水，必须得把证据做足。就像之前王振杀死侍讲刘球，还得靠编修官董磷编造证词，整治前任祭酒李时勉，还得等到他修剪了树枝。也就是说，王林手里应该已经有能证明杨行祥是死于非命的证据或证人，真的也好，伪造的也好，它都已经在那里等着你朱千户入网了。好处是，目下王振、王林叔侄二人在战场奋勇杀敌，你我还有时间来查验此事。”

        朱骥细细一想，果然是这个道理，忙道：“还是杨匠官有办法，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忙将残茶饮尽，引杨埙来找仵作伍汉。

        伍汉是个鳏夫，妻儿早逝，独自住在西四附近的一处小院子。院门虚掩，门上有血迹，朱骥一眼看到，大吃一惊，忙命杨埙退到一旁，推门而入——

        却见伍汉歪倒在正堂檐下，左手捂胸，右手顿地，眼睛瞪得老大。

        朱骥正要上前探视，却被杨埙拖住。杨埙道：“地上的血已经凝固，他人已死了一会儿。这里已成凶案现场，还是不要妄动的好。”

        朱骥道：“这……这是怎么回事？谁会想要杀伍仵作？”杨埙道：“当然是有利害关系、非要他死的人。”

        问题来了，伍汉被杀，与杨行祥一案有关吗？

        如果有关的话，杨行祥又是自杀而死，伍汉所填验尸文书是据实而报，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就算王林要陷害朱骥，所能做的，只会是威逼伍汉更改文书，称杨行祥不是上吊而死，犯不着杀人。况且王林人在前线军中，留守的马顺虽是其心腹，却日日忙着泡妓院、喝花酒，哪里有闲心来管一个小小的仵作？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情况，杨行祥一定是他杀。伍汉验尸时，受人指使，有意说成自杀，以掩饰内幕。而今朱骥被迫重新调查案子的真相，有人得到消息，抢先动手，杀了伍汉灭口。也就是说，杀死伍汉的人，极可能就是杀死杨行祥的真凶。

        但仍然有两点疑问：一是对方如何会知道朱骥在调查杨行祥一案，还会来找仵作伍汉？二是杨行祥既是他杀，韩函、伍汉均应知悉内幕，为何韩函一月前就失了踪，伍汉今日才遭灭口？

        杨埙道：“现下朱千户还认为杨行祥是上吊自杀吗？他的尸体呢？”

        朱骥道：“早就下葬了。况且过了这么多日，尸体已经腐烂，就算挖出来，也验不到什么了。”

        杨埙道：“嗯，那就算了。”又好奇问道：“杨行祥是不是被秘密葬在了西山？墓碑是怎么写的？”

        西山是专门安葬亲王的地方，杨行祥果真被安葬在那里的话，就表明朝廷正式承认他是建文帝朱允炆了。

        朱骥摇了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锦衣卫又不负责操办丧事。”

        杨埙便不再多问，道：“明知道杨行祥的身份，还胆敢杀人，凶手应该不是普通人。”

        朱骥却怀疑锦衣卫内部人，因为对方非但能令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俯首听令，还能及时察知他正着手调查杨行祥一案。

        杨埙道：“杨行祥不是一般人，朱千户亲口说过，非但韩函没有胆量杀他，就是锦衣卫长官王林也没有这个胆子。”

        朱骥道：“那么我实在想不出还会有谁了。”

        杨埙问道：“王林奏疏一事，朱千户可有告诉旁人？”

        朱骥摇头道：“没有。我岳父告知王林奏疏一事后，我回官署想了一通，便去找狱卒韩函，听说他失了踪，才知道事情不简单，一时没有好的办法，便来向杨匠官你求助了。”

        杨埙道：“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想，不过又是胡说八道的那种性质，朱千户可以听听，不必当真。”朱骥忙道：“愿意洗耳恭听。”

        杨埙道：“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一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既然朱千户说王林没这个胆量，我相信你的判断。王林应该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能坐上锦衣卫高位，全是仗着他叔叔王振的势力。”

        既然锦衣卫最高长官都没有胆量杀死杨行祥，而凶手又能令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参与其中，那么一定来自上面。也就是说，凶手是比锦衣卫长官权力更大的人。

        那么上面有谁会想要杨行祥死呢？只有姓朱的。这姓朱不是朱骥的朱，而是朱明王朝的朱。除了对姓朱的皇帝有威胁外，杨行祥对其他人均是无害。

        朱骥骇然张大了嘴，半天才合拢，问道：“杨匠官是说……是说……”

        杨埙道：“请朱千户先听我说完。当世有能力在锦衣卫诏狱杀死杨行祥的人不多，但不是唯一，朱皇帝却是唯一有动机的人。”

        大概经过应该是：英宗皇帝朱瞻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忽然决定要杀死秘密囚禁在锦衣卫大狱中的杨行祥，以绝后患。但杨行祥是皇帝的叔祖，朱瞻基没有公然杀他的勇气。或许皇帝信任的大宦官王振出了个主意，派人勒死杨行祥后，再伪装成上吊，如此，即便是锦衣卫中的知情者，也只以为杨行祥是自杀。但事情再机密，也需要狱卒和仵作的配合，韩函、伍汉由此而参与其中。事后，锦衣卫以自杀上报，果然将事情掩盖了下来。

        至于韩函失踪，大概因为他是实际动手者，亲手勒毙了杨行祥。他虽只是奉命行事，皇帝却必须求得心安，弑君者必须处死，历史上多有此类先例，于是韩函便离奇消失了。

        而伍汉只是在验尸文书上做了伪证，不算大过，今日之所以被杀，完全是因为朱骥突然要调查杨行祥一案。皇帝虽然出征在外，以亲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宫中却仍有心腹，至少孙太后人还在紫禁城中。大概有人知道金英将王林奏疏内容泄露了出去，而朱骥必然会查验真相，当值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是他必查之人。韩函已死，不足为患，仵作伍汉却是个隐患。该心腹怕事情牵扯出皇帝，遂抢先一步，杀了伍汉灭口。

        至于王林就杨行祥一案再上奏疏一事，大概宦官王振也知道侄子是个草包，怕他坏了皇帝大事，所以并没有将事情真相告诉他，甚至特意选了王林扈从太后、皇帝到圆觉寺礼佛当天动手。王林回城得知杨行祥上吊自杀后，或许是真的发现了可疑线索，或许是只想利用此事，竟上了一本。王振因忙于策划皇帝亲政诸事，一时未来得及理会侄子的奏疏，这才有了今日司礼监秉笔太监兴安检阅出王林奏疏一事。

        而提督太监金英与王振素来沆瀣一气，他是否早已知道杨行祥一案的真相？素有恶名在外的他，又为何要将王林奏疏内容告知于谦，结好兵部长官是最明显的意图，其真正目的何在？为何他甘愿因此担当极大的风险？这些疑问，杨埙自己也没有想通。

        朱骥越听越觉有理，只是瞠目结舌，浑然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杨埙道：“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但眼前倒有一处物证，多少能从旁佐证。”指着伍汉的右手道：“朱千户请看。”

        朱骥这才看到伍汉以手指蘸血，在地上划了两笔。

        杨埙道：“伍汉既是仵作，知道现场留下的物证对破案十分关键。他被捅了两刀倒地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而是竭尽全力想写下凶手的名字，只是尚未写完，便已断气。你看这一撇一横，像不像是‘朱’的起笔？”

        朱骥一时无语，他是吃朝廷俸禄的武官，要他相信九五之尊为了掩饰杀人阴谋不惜滥杀无辜，实是有些困难。凝视了那一“丿”一“一”许久，才想起来一处可以用来反驳杨埙的疑点，问道：“那当日胡尚书失踪又是怎么回事？杨匠官不是说他跟杨行祥一案有关联吗？总不可能是皇帝派人绑架了他。”

        杨埙一时噎住，半晌才道：“还真是。”

        在杨埙看来，礼部尚书胡濙失踪，杨行祥于锦衣卫诏狱被杀，两案发生在同一日，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必有关联。他的推测能很好地解释杨行祥被杀一案，却无法解释胡濙为何莫名失踪一天后又神秘归来。英宗皇帝果真想就建文帝一事咨询胡濙的话，大可直接召见他。而且朱祁镇当日陪母亲孙太后去了东郊圆觉寺，人并不在京城中。

        但就杨行祥一案而言，动机和物证都指向朱祁镇，不是朱皇帝，又是谁呢？

        杨埙一时也想不明白，道：“胡尚书年事已高，这次没有随皇帝出征。不如你我这就去找胡尚书，当面问个究竟。”

        他二人谈得兴起，早忘了眼前还有一具尸体等待处理，正好有人探头进来，“妈呀”大叫一声，转头就跑。

        朱骥忙叫道：“等一下！”上前出示腰牌，告道，“我是锦衣卫千户朱骥，麻烦你跑一趟锦衣卫官署，就说仵作伍汉死了，叫些人来。”

        忽又想到自己的部下被王林调走扈从皇帝，目下官署校尉都是王林、马顺的亲信，不听自己指挥，便又道，“还是就近请总甲来，让他派人去西城兵马司报案。”

        总甲就在附近，等其人到后，朱骥便与杨埙离开。他着急知道真相，当真引着杨埙来到麻绳胡同找礼部尚书胡濙。

        胡濙正在后院晒太阳，听说朱骥、杨埙求见，忙命人引进花厅，自己特意换了衣衫，这才出来见客。

        杨埙深知此公饱经世故，圆滑老练，也不拐弯抹角，直言告道：“今日我二人特为杨行祥一案而来。”

        胡濙问道：“杨行祥？是那冒充建文帝的老僧吗？他不是早死在锦衣卫大狱了吗？”语气神态极为平静，仿佛是在闲聊一般。

        杨埙道：“当年胡公曾参与会审杨行祥，应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的杨行祥一案，是指一月前杨行祥在锦衣卫大狱中上吊自杀，恰好跟胡公被绑是同一天。”

        胡濙笑道：“杨匠官爱开玩笑，老夫是知道的，众多匠官中，就数你最风趣。你又在说笑了，杨行祥早死了。除非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然不可能死而复生，再在一月前上吊自杀一次。至于绑票，那是小儿虚惊一场，根本没有的事。”

        杨埙道：“我猜到胡公会这么说。不过我个人认为胡公是真的被人绑票了，且跟杨行祥一案大有关联。一月前我就这么告诉过朱千户，只是他没当回事。”

        胡濙笑道：“看来朱千户也跟老夫一样的看法，不当回事就好。”

        朱骥踌躇道：“当时我确实是没当回事，可而今情势不同了。”

        他身为朝廷武官，一些话不便明说，小心措辞，颇费思量。

        杨埙便接口道：“胡公可知道，一月前杨行祥自杀后，当值狱卒韩函失踪，去向不明。今日仵作伍汉又被人杀死在自己家里。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真像我之前推测的那样，两件案子大有关联，下一个会不会是胡公？”

        胡濙笑道：“这番话有点绕，但老夫还是听明白了，杨匠官是说有人要来杀老夫灭口吗？”

        杨埙道：“也许会，也许不会。但目下杨行祥一案当事人均遭灭口，线索彻底断掉，胡公是唯一一个可能提供线索的人，不然的话……嗯，不然的话……”

        他本意是想引诱胡濙接口，不想老尚书只端起茶盏，细细品茶，意态悠闲。对方既不上当，杨埙只好将底牌完全摊出来，续道：“在胡公眼中，韩函、伍汉那些人地位卑微，不值一提，胡公大概也不会关心他们为何被杀，真相到底如何。但是兵部于侍郎呢？于侍郎的爱女呢？还有眼前这位朱千户呢？他们的性命安危，胡公也毫不在意吗？”

        胡濙这才放下茶盏，正容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便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只未提及杨埙关于英宗皇帝朱祁镇是杨行祥一案背后主谋的推测。

        胡濙听完思虑良久，方才叹道：“事情竟然闹得这般复杂。”又正色道：“杨匠官，这件事本不关你事，你肯为朋友挺身而出，很讲义气，老夫都看在了眼里。朱千户，如果事情仅仅是牵涉到你，我是不会帮忙的。但你岳父于公为人忠直，日夜忙于国事，我不能让他为此分心。并非老夫生性冷酷，而是我已经经历了太多风雨，看得多了，便会明白过来——有些事，是命中注定，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人力再如何抗争也没什么用。”

        朱骥愕然问道：“胡尚书此话何解？”

        胡濙道：“譬如当今皇帝，他尚在襁褓中就被立为太子，生母也由此当上了皇后，人们都说母凭子贵，到底母凭子贵，还是子凭母贵，谁又能真正分辨清楚！但有一点，他是天命所归，所以不管他是宫人之子也好，是太后亲子也好，甚至先皇过世后，太皇太后欲另立长君，然终究还是太子登上了大宝。老夫说这番话，是想说杨行祥也有他的命，他最后的结局，从他被太祖皇帝立为皇太孙那天就注定了。一个没有天命的人，妄登大宝之位，非但自己坐不长久，还会祸及他人。建文帝的好处是，他逃离南京后，并没有继续贪恋权位，以皇帝玉玺发布诏书，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与成祖皇帝相抗，而是选择了销声匿迹，所以他得享高寿。但他的身份如此，又怎能改变命运呢？”

        杨埙道：“胡尚书高论。那么胡尚书的意思是，杨行祥被杀，是命中注定？”

        胡濙道：“如果他不是建文帝，会不会招来杀身之祸？”杨埙道：“当然不会。”

        胡濙道：“既然他是建文帝，那么这就是他的结局。”又正色告道：“朱千户，你听老夫一句，不要再管这件事了，一切自会风平浪静。”

        杨埙道：“风平浪静？我怎么觉得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胡濙道：“杨匠官想想看，那杨行祥是什么身份，关于他的事，皇帝掩盖尚且来不及，王林这等跳梁小丑妄图掀开盖子，怎么可能？就算他是蠢人，他叔叔王司礼可不蠢。”

        杨埙道：“那么……”胡濙道：“好了，老夫言尽于此。为了二位，老夫可算是破了例了。”又道：“天色不早，今日八月十五中秋节，二位还是赶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吧。”

        朱骥无奈，只得与杨埙起身告辞。

        杨埙走出几步，忽转头问道：“到底是什么人绑架了胡尚书？难不成是皇帝？”

        胡濙一怔，随即道：“胡说！老夫身为人臣，以忠为第一根本，皇帝随时都能召见我，还用得着绑架吗？”

        杨埙笑道：“这么说起来，胡尚书是间接承认曾被绑架了？”

        胡濙先是一愣，随即笑道：“老夫竟然上了你这小滑头的当。”又道：“杨匠官也别再费心套话了，老夫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去吧。”

        杨埙料想胡濙已有了警觉之心，怕是不会再透露任何信息，只得拱手辞出。

        走出厅门时，忽有所感应，蓦然回首，却见胡濙正仰面朝天，长吁短叹。他到底是在为谁叹息？是杨行祥，也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吗？

        当年明成祖朱棣当面问及胡濙巡历天下的感想，胡濙只答道：“幸沐荣崇而任使，傅驰招传以咨询，岁月无拘，江湖任适。由是名山大川，雄藩巨镇，故皆遍历无遗，绝域殊方，偏州下邑，亦各周流殆尽。”

        听起来倒像是在游山玩水，自有一番赏心悦目的轻松乐趣，然明眼人均知这仅是回答皇帝问话的高明说辞。他正当盛年之时，受命出访建文帝下落，肩负秘密使命，漂泊了整整十六年，连母亲去世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可以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那位逃亡的建文帝。

        他本是建文帝的臣子，却因为追捕旧主而成为了新皇帝心腹。他可有过彷徨与踌躇？在他内心深处，可有起过波澜，对建文帝又是怎样的情感？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宣府当夜，他到底对成祖皇帝说了什么，才终使朱棣放弃了追踪建文帝下落？而建文帝在成功逃脱多年后，最终自投罗网，死于锦衣卫大狱，当真是上天注定的结局吗？

        出来麻绳胡同，朱骥道：“天色已然不早，我得赶去岳父家中，与家人共度中秋。杨匠官是归家，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杨埙道：“我直接回家吧。不过你我顺路，于侍郎不是住裱褙胡同吗？我也住那附近。”

        裱褙胡同位于明时坊，又称表背胡同。此地因靠近贡院，买卖字画者甚多，由此而得名。当年朱骥负责街道房事务，一度亲自打扫裱褙胡同，便是因为巷内多有从事裱褙者，日日有纸张等废品堆积，不好清理，是个人人不愿意接的苦差事。

        到胡同口时，正好遇到兵部侍郎于谦。朱骥忙迎上前去。于谦面有倦色，匆匆道：“我是抽空回来的，只能待一会儿，稍后还要返回官署。”转头看到杨埙，问道：“杨匠官还是一个人吗？今日中秋佳节，不嫌弃的话，便到我家吃块月饼吧。也没有别的客人，都是我于氏亲眷。”

        杨埙大喜过望，道：“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进来于府，在座除了于谦之妹于冰及其孙朱喜、儿子于冕及儿媳邵氏、女儿于璚英外，还有新到京师的于谦养子于康。他比于冕小上两岁，一直留在故乡杭州，照顾于谦老父于仁。两年前于仁去世，于谦泣请回乡守制，不为朝廷允准，于谦只好命于康代劳。而今守制期满，于谦因公务繁剧，需要帮手，便命于康到京师侍奉。

        于谦儿媳邵氏早已安排好宴席，见于谦和朱骥一起归来，便命仆人开席。于谦将杨埙一一引荐给众人。中国古代工匠地位不高，杨埙又是外人，旁人均不知于谦何以将他引进家宴，但人既已到了，也只能客气对待。杨埙本是个不羁性子，言语放肆，但这次倒一反常态，刻意收敛了许多。

        主宾入座后，于谦举箸便吃，也无寒暄之语，气氛颇为压抑。旁人见主人神情肃穆，看起来心事重重，也不敢随意开口。于冕忙向妹妹于璚英使了个眼色，于谦最爱女儿，只有她才能打破沉闷。

        于璚英遂道：“这是爹爹爱吃的鱼羹，是嫂嫂亲自下厨做的。”

        于谦“嗯”了一声，眼睛却一直只看离他最近的菜，筷子也始终只伸向那一盘豆腐。

        于璚英叫道：“爹爹，席上还有客人呢。”

        于谦“哦”了一声，这才回过神来，道：“抱歉了，杨匠官，前线军情紧急，我一时走神。来，尝尝这宋嫂鱼羹，这是我家乡杭州名菜。”

        杨埙忙道：“多谢。大家一起吃。”

        既一语提及杭州，于谦又回忆起家乡的无限美景来——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近采莲船。这是夏日的西湖风景。

        而中秋当夜，民间以月饼相邀，取团圆之义。人家有赏月之宴，皓月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又或携柏湖船，沿游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日。

        除游湖赏月外，杭州还有观潮盛事——所谓“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

        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可惜的是，离家多年，漂泊异乡，自步入仕途，始终没有机会再观潮事。虽则位尊名高，儿女满堂，然自发妻董氏病逝，还有谁能懂得他心底深处的那一缕羁旅愁思？眷眷于怀中，又思忆起亡妻来——

        东风庭院落花飞，偕老齐眉愿竟违。幻梦一番生与死，讣音千里是邪非？凄凉怀抱几时歇，缥缈音容何处归？魂断九泉招不得，客边一日几沾衣。

        缥缈音容何处寻？乱山重叠暮云深。四千里外还家梦，二十年前结发心。寂寞青灯形对影，萧疏白发泪沾襟。箧中空有遗书在，把玩不堪成古今。结发已逝，何日更能还家，回到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于璚英见父亲再度陷入沉思，以为他又在思虑公务，遂劝道：“爹爹这些日子吃住都在兵部，难得回趟家，今日中秋，又正好康哥哥来了北京，爹爹就先将军国大事放下，好好跟我们吃顿饭。”

        于谦听了，反而将手中筷子放下，道：“有件事，爹爹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璚英，上次你夫君拿给你看的画像，其实是盗走兵部机密文书的贼人。贼人一直在暗中跟踪监视你，意图用你来要挟爹爹就范，你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后来贼人出于某种考虑放弃了这项计划，改用别的方式混入了兵部。但一想到你的性命曾因为爹爹在兵部任职而遭遇到危险，爹爹就于心不安。”

        于璚英大惊失色，转头问朱骥道：“竟有这回事，夫君为何不早告诉我？”又问道：“后来如何了？”

        朱骥道：“后来虽然意外寻获文书，但贼人迄今未能擒获。”

        于谦道：“这些都是杨匠官细心发现的。不然的话，爹爹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曾经身处险境。”又转头道：“阿康，你现下该明白我叫你来北京的用意了吧？”于康应道：“是。”

        于璚英道：“我夫君就是锦衣卫，当能保护我周全。”

        于谦道：“朱骥有公职在身，不能时时照顾你。阿康来了，我就放心多了。阿康，从今日起，你来当这个家。”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引着军士进来。军士踌躇道：“小的本不该来打扰于侍郎家宴，只是前方有急报……”

        于谦忙走下座来，一把夺过战报，匆匆展开，忽脸色大变，失声道：“圣驾竟然驻跸在土木堡？坏了，这下坏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三日一大早，河北境内，一大队人马正由宣府向明京师北京方向进发。这是一支明朝的军队，人数众多，将近五十万，旌旗蔽日，刀戈耀眼，声势极大。然而，这些明朝将士看起来相当疲惫沮丧，似乎不但饱受风霜之苦，还经历着饥渴，有几分逃难的模样。

        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国；元朝时，属中书省上都路；明朝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属京师万全都指挥使司。

        宣府还是九边中最为重要的边防重镇。明朝建国之初，元朝残余势力远走大漠。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北征蒙古遭受重大失利，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便将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为了防御蒙古南下侵扰，又沿长城一带修建了九个边防重镇，即历史上所谓的“九边”，包括：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总共驻守有四十万军队。九边之设，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广袤万里、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北方防线。

        九边之中，以宣府最为冲要，有“九边冲要数宣府”之称，宣府的战略地位由此可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成为拱卫京师、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为宣府的关键位置，这一带曾经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周边更是大小战事不断。不过，自明朝建国以来，宣府一带便“不置府县，只遣将率士守护”，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规模地迁移到居庸关内，宣府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屯兵驻军的军事用地，广阔的土地上少有耕地面积，水草肥沃处，均成为明军的牧场，用来养马放牧。

        目下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这支明军，全然没有在自己家园的那种悠闲自得，只有惶然惊恐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有谁会相信呢，在这支数目浩大却又狼狈不堪的军队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明英宗朱祁镇。而朱祁镇身边扈从的人员，无一不是声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大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等。

        当日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想到这是他的第一次出征，声势自然是越大越好，起码能声势上给敌人一个下马威。宦官王振也持相同想法，他认为只要人多势众，瓦剌一定会望风而逃，明军便能不战而胜。于是，朱祁镇不顾京师是大明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调派了五十万大军、一百余名重臣，跟随自己出征。

        五十万明军全部为京军精锐，包括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等官兵在内。为了鼓舞士气，朱祁镇下令对军队大加赏赐，士兵每人白银一两、胖袄一件、胖裤一件、鞋两双，又给炒麦三斗作为一月行军粮食，每三人分给负载辎重的驴子一头，共发给兵器和用具等八十余万件。把总、都指挥以上级别的军官，再加赐五百贯大明宝钞，官方价值五百两白银，实际价值则大大缩水。

        而被要求随从护驾的大臣中，武将有七十五岁的老将军英国公张辅及以下都督佥事陈友安等，文官有内阁大学士曹鼐以下太常寺少卿黄养正等，全部为文武重臣，“几于倾国而出”。

        七月十九日，明军大队人马北出居庸关，二十三日到达宣府，随即向大同重镇进发。一路上朱祁镇犹自记恨群臣阻止他亲征一事，不准文武大臣参预军政，一切听由宦官王振指挥。王振专制横行，成国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禀报军务，都需要“膝行听命”。众人皆战战兢兢，唯王振马首是瞻。

        因为皇帝决定出征后，要求出兵事务必须在两日内准备齐全，兼之明军仓促出发，军需不及充分准备。匆匆忙忙离开北京后没几天，后勤补给便开始断线。而自王振把持朝政以来，一直疏于北部边防，宣府、大同一带边镇仓储粮食、草料和马匹等均空缺不足。现在又要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京军，完全无力供应。离开北京没几天，军中就开始闹起饥荒来。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军士一路上被狂风暴雨侵袭，饥寒交迫，士气极为低落。

        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一再以实际情况上报，力请英宗皇帝回兵。朱祁镇却只听王先生的话。王振一意孤行，甚至当着皇帝的面严斥群臣，罚他们顶着风雨，跪在路边的荒草丛中思过。大军还未到达大同，军中已严重缺粮，明军士兵饥寒交迫，不断有倒毙者，死者充塞道路。

        而此刻明军在北方各处战场上都遭遇惨败。除了大同损兵折将、形势极度不利外，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亦奏报被蒙古大军围攻，明军三天不敢出击，附近河水被敌军断绝，明军营中缺水甚急。山海关外辽东镇守左都御史王翱奏报，另一路蒙古兵马与女真各部联合，肆行攻掠，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被围在镇静堡，情况紧急。赵忠妻子左氏和三个女儿都事先自缢而死，避免城破后被敌军俘虏。赵忠率将士誓死坚守，才把敌军击退。

        八月初一，朱祁镇率大军抵达大同。当时天气恶劣，连日大风急雨，军士又饥又寒，人马混杂，夜间多次惊扰，军中情况十分混乱。而大同城外前次与瓦剌军交战的战场尚未打扫，伏尸遍野，令人心惊胆寒。困顿不堪的明军见到后，心生怯意，军心开始严重涣散。

        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宦官王振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死状惨烈的尸体，心中开始打鼓，已有了回师的念头。

        刚好这时瓦剌太师也先探得明京军主力出京的消息，为了诱使明军深入重围，主动北撤，暂时退往塞外。王振听说瓦剌军退，立即精神为之一振，认为是害怕明军声势浩大，已经北逃，这正是追击敌虏、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坚持向北进军。

        八月初二，战报迭至，王振才得知前线各军屡败的状况。其心腹大同监军太监郭敬密报道：“如大军继续北进，正中虏计，决不可行。”

        王振听了亲信的报告，才知道打仗不是仅仅骑在马上摆摆威风那么简单，搞不好是要丢掉性命的，因而惧不敢战。加上自明军出征以来，风雨交加，一直没有停过。大军刚到大同，天又突降暴雨，人人对此惊惧不已。王振怕瓦剌围攻大同，便决意退兵。

        最可笑的是，雄心万丈亲征的朱祁镇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前方明军战况。他只是盲目地信任王先生。

        八月初三，王振下令班师，留广宁伯刘安镇守大同。于是，人心惶惶的明朝五十万大军白折腾了一趟后，开始班师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紫荆关返回，另一条是经宣府返回。经紫荆关返回，虽然路途略远，但易于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大同都督郭登事先向内阁大学士曹鼐建议：让皇帝从紫荆关退兵，才可保安全。曹鼐特别奏报朱祁镇。朱祁镇自己没有主张，全听王振的意见。起初，王振因为其家乡在蔚州，想让皇帝在退兵时，“御驾临幸”其旧宅，以便显示他的威风和高贵，光耀门庭，所以命大军向南往紫荆关行进，准备路过蔚州。

        但大军离开大同、开拔四十里后，王振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若让大军开到蔚州，千军万马一定会踏践家乡的庄稼。为了不让自己在家乡人中背上骂名，王振竟然再下令让大军转回，改向东行，循原路奔向宣府。

        如此，明军就拐了一个大弯，不但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还将侧翼和背部暴露在瓦剌军的攻击之下。因为道路崎岖，随行辎重车无法跟上行进的队伍。众大臣纷纷劝阻，但王振不听，执意改走宣府。

        八月初十，朱祁镇一行退至宣府。瓦剌军又突入长城，王振得知消息后，颇为慌神，下令大军速速撤退，这才有了大队明军人马落难逃荒一般的场面。

        銮驾中的朱祁镇虽然不像外面的军士那般狼狈，但明显兴致不高，这与他年轻而略显稚气的面貌很不相符。他觉得总有些难以名状的缘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

        车里显得愈发憋闷起来，朱祁镇忍不住掀开了车帘。随侍在车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会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请放心，臣已经安排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我军兵强人众，谅瓦剌不敢追来。”

        朱祁镇这才松了口气，稍觉安慰。他自孩童起就与王振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礼，既然王先生说放心，那么他便放心了。

        皇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将成为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不但改写了他自己的命运，还将大明江山置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就在朱祁镇一行急着赶路的时候，瓦剌军队听说明军主力在宣府一带，闻风追袭而来。朱祁镇听到消息后，惊慌失措，下令急退。

        这时候的英宗皇帝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亲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目的——要与狂妄自大的瓦剌军奋战一场，尝尝金戈铁马、建功立业的感受。只可惜真的有敌军出现时，皇帝所能想到的只有“逃命要紧”四个字，由此雄心尽灰，出师未捷。

        明军后卫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部负责断后拒敌。吴部经历过长途辗转跋涉后，早已经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尽管如此，仍不得不仓促与追击而来的瓦剌主力交战。

        明军战阵，素以神机营举神机铳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后。蒙古以骑兵冲杀见长，火器正好是抑制良器。明军所装备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威力极大。然自明仁宗以来，神机铳均被收入武库中，就连神机营将士一年也难得摸到几次。这次皇帝亲征，才将平日舍不得用的火器临时取出，装备神机营。由于平日极少训练，大部分军士竟不能熟练使用火铳。而瓦剌骑兵转瞬即至，冲入明军阵营，挥刀猛砍。明前军神机营大多军士来不及发出一铳，便已被杀死。

        尽管明主将吴克忠奋力鼓舞士气，督促战斗，瓦剌骑兵还是很快占据了山顶，取得地利之便。瓦剌军箭石乱发，明军死伤大半，队伍开始溃散。吴克忠下马跪射瓦剌军，射完最后一支箭后被瓦剌军重重包围。他丝毫不惧，依旧奋勇杀敌，用短枪格杀数十人。最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均力尽战死，担任后卫的明军全军覆没。

        败报飞至，朱祁镇大惊失色，愈发手脚慌乱起来。他不召张辅等身经百战的武将，只传宦官王振进帐。二人商议之后，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明军前去救援吴部。

        薛绶原名寿童，与吴克忠、吴克勤兄弟同为蒙古族人，朱勇则是靖难名将朱能之后。二人求战心切，冒险进军至鹞儿岭，结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军猝不及防，仓促抵挡一阵后，全军溃散。

        明援军主帅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顽强抗击敌军。瓦剌军俘虏薛绶后，恼怒他顽强抵抗，将他残酷地肢解杀死。之后方才知晓薛绶原来是蒙古人，杀死他的瓦剌军士很是后悔，哭道：“此吾同类，宜勇健若此。”朱勇、薛绶相继战死后，近四万明军骑兵几乎全部损失。

        朱祁镇听到吴、薛两军相继败亡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先前亲征时要与敌军决一死战的勇气荡然无存，急忙下令全军急速逃跑。

        此时，追袭的蒙古瓦剌军队不过两万，而明军却有几十万，实力对比悬殊，而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竟然要奋力逃跑，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咄咄怪事。

        傍晚时分，逃跑的明军大队人马到达土木堡。土木堡位于长城内侧，与榆林堡、鸡鸣驿并称“京北三大堡”，均是守卫长城的军事重镇。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关的重要驿站，修设于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妫水流域，北锁怀来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东拱京畿门户，堪称冲要之所。城堡俯瞰呈船形，虽然两丈高城墙，然周遭仅三里，根本容纳不下五十万大军。

        不过土木堡紧挨着狼山，西面是鸡鸣驿，北面是麻峪口，均为重要驿站，明军驻有重兵。而土木堡东面二十里，便是怀来县城，城深墙厚，有明军总兵官驻扎。明大军若是继续行军，往东南便是居庸关。居庸关地形极为险要，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专门派大将徐达对居庸关进行重点修缮，令其与长城连接在一起，成为京师北面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只要大军过了居庸关关墙，凭借雄关据守，便可高枕无忧，绝对安全。

        既然土木堡四方均是战略要地，朱祁镇随便选择一处要塞前往，再以一军殿后，便可以从容摆脱瓦剌军的追击。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在皇帝倚重的心腹谋臣王振的建议下，明军大队人马选择了驻扎在土木堡。

        而王振之所以坚持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为个人私心——他私人所有一千余辆辎重车还在后面，没有赶上大队人马。辎重中有不少奇珍异宝，都是这次出征沿途官员进献的。如果就此落入瓦剌军队手中，那他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他强烈游说惊魂未定的皇帝先留在土木堡休整一夜，以整顿士气，明日再战瓦剌。朱祁镇也觉得就此退入城中太失面子，于是决定听从王先生的建议。

        随行皇帝的文武大臣均是朝中栋梁，当然比一个弄权的宦官更有眼光。群臣均认为土木堡不适合驻留，堡内地形细而狭长，又缺水少井，容纳不了这么多军队。若瓦剌骑兵追至，自外切断水源，明军将不战自溃，后果不堪设想。众人遂联合起来向皇帝进言，请他尽快到最近的怀来县城，固城自守。朱祁镇贵为皇帝，却没有任何主见，只看着王振，显然皇帝已决定一切要听从王振的安排。王振当众大发脾气，将大臣们斥退。

        六十五岁的兵部尚书邝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请皇帝车驾速入居庸关，同时发精兵殿后。结果奏章被王振扣住，朱祁镇根本就没有看见。邝埜情急之下，又亲自到行殿求见，力请朱祁镇入关。

        王振挺身挡住邝埜，不留情面地呵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

        邝埜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

        王振大怒，高声喊叫，命锦衣卫将白发苍苍的邝埜拉扯了出去。

        堂堂兵部尚书，是大明最高军事长官，却被一个靠巴结逢迎上位的无耻阉人赶了出来，邝埜自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王振虽说只是一个阉人，却是大明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无不对王振切齿痛恨，却因为明英宗朱祁镇对其极度宠信，言听计从，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体制下，旁人没有任何办法。忠君即是事国，臣民只是附属，命运完全被皇帝主宰，没有个人观念。尤其在大明王朝，皇帝稍一发怒，便要用打屁股来教训大臣，且在午门前当众行刑，大臣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为了安身立命，士大夫即便不刻意逢迎主上，也多以沉默来应付，完全没有了傲骨和气节。群臣明明可以与邝埜联合起来，以强势的姿态向王振施压，却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而是甘愿屈服于王振的淫威以及其背后的皇权势力之下，便是明证。

        邝埜知道情势危急，仍不想就此放弃，遂赶去找四朝元老张辅。张辅封英国公，地位最尊，声望也最高，邝埜希望这位元老级大臣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面来制衡王振。

        然自经历被杖事件后，张辅的心态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态度——在朱祁镇心目中，功勋再高、资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辅政五大臣在内，都远远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去世，另一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又对王振恶行不闻不问，张辅更是独木难支。因而自那之后，张辅亦不再多管闲事，对王振所作所为听之任之。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外，他尚有另外一层顾虑——

        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之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作为一位老人，他更多地要为自己的骨肉着想，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幼子张懋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然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示，此即史书所云：“辅老矣，默默不敢言。”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了过来，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皇帝，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他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大明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

        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皇帝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当夜，明朝大军在土木堡布营，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皇帝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先锋部队追至，分数路包抄，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朱祁镇一觉醒来，不知自己已被敌军包围，还打算继续行进。然起床出帐后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遂不得不放弃。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倒是有一条河，可惜水道已被瓦剌军抢先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又饥又渴，人心惶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敌军数量愈来愈多。明军困守堡中，又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愈发处于不利之中。

        次日是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大明皇帝朱祁镇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这个非比寻常的节日。

        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意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此时明军已断水两日，兵马饥渴难熬。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后撤，立即派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土木堡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朱祁镇不辨真伪，命内阁大学士曹鼐即刻起草讲和文书，并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大宦官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河道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

        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

        明军甚至来不及拔出兵器，被瓦剌骑兵一冲，立时全线崩溃。将士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朱祁镇身边的锦衣卫校尉大多浑身中箭，如同刺猬一样。朱祁镇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在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的扶持下上马，欲乘马突围而出，却始终不得其便。

        曾经誓要杀敌破虏的大明皇帝亲眼见到战场惨烈之状，竟浑身发软，不知所措，又见护卫袁彬、哈铭均已失散，身边只有个叫喜宁的太监，便干脆下马据地，盘腿南坐，口中念念有词，等待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奔过来，见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朱祁镇虽没有反抗的勇气，却不肯将自己的物事轻易交出。瓦剌兵勃然大怒，举刀便要杀死朱祁镇。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打量了朱祁镇一番，道：“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刊王营中。

        赛刊王盘问朱祁镇时，朱祁镇已镇定了许多，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兄长，告道：“我部下抓来一人，模样不似普通人，且态度非常奇怪，极可能就是大明天子。”

        也先开始还不相信竟然能俘虏明朝皇帝，“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忙命之前扣留的议和使者查证，经审查明白后，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皇帝。他得了一个大大的惊喜，高兴得大叫道：“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大明天子乃落我手。”

        跟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喜宁就此倒戈投降，陆续将明廷内部虚实全盘告知也先，后来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除了英宗皇帝被俘外，明文武官员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

        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并没有死在敌军阵营，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抱头逃窜，往日指点江山、凌威明廷的豪迈荡然无存。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私利留在土木堡的决定，会导致他丢掉性命。历史，就是这样地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百转千回，不由得令人慨叹。

        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京军将领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便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亲眷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败局依然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力战身亡。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皇帝被俘虏，五十万京军精锐死伤大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两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天大的耻辱。明廷当然要避讳，不能说英宗朱祁镇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英宗朱祁镇的英雄美梦就此破灭了。当战争的烟尘消散，土木堡的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安卧着，满地狼藉的尸体与兵器，展现着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更多的却是不幸。死者的鲜血与伤者的呻吟，犹如一声声哀怨的叹息，绵延而悠长。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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