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并非不死之躯,亦有七情六欲。过去恍如一场梦境——宣宗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城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冷宫的凄凉与寂寞……
豪华汩没几星霜,废宅空遗古道旁。
鼠迹印尘盈故榻,燕巢经雨落空梁。
紫云歌断人千古,金谷花残梦一场。
世事兴衰总如此,啼鸦不必怨斜阳。
于谦遇害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清算结束了,清算造成的影响却还在继续。于谦死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和内阁大学士高穀深觉有愧于于谦,三人一齐向明英宗朱祁镇请求致仕。
高穀字世用,扬州兴化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中书舍人。明仁宗即位后,改春坊司直郎,寻迁翰林侍讲。明英宗即位,开经筵,杨士奇荐高穀及苗衷、马愉、曹鼐四人侍讲读。正统十年(1445年)由侍讲学士进工部右侍郎,入内阁典机务。
明英宗朱祁镇从胡地归国时,千户龚遂荣认为明景帝迎接太上皇的礼仪太薄,特意投书高穀,援引唐肃宗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高穀将投信藏在衣袖中,带入朝中,拿给群臣看,称:“武夫尚知礼,况儒臣乎!”但后来明景帝还是只用一轿二马将兄长迎回了南内。
王、胡、高三人都是几朝老臣,他们的主动致仕对明英宗触动颇大。朱祁镇复辟前,内阁有五名大学士,王文被杀,陈循被贬,萧镃、商辂都被削职为民,内阁只剩下高穀一人。所以朱祁镇很快批准了王直和胡濙告老还乡,但对高穀却颇为留恋,极力挽留。只是高穀去意已决,朱祁镇也无可奈何。
高穀离开朝廷后,闭门谢绝宾客,“有问景泰、天顺间事,辄不应”,显然对朝政之事忌讳极深,朝廷的薄情寡恩,无疑已经令士人心寒。
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却因同乡杨士奇的抑制,一直未能入阁。作为名望尊崇的资深老臣,始终未能入内阁为大学士,等于没有抵达人臣之巅峰,王直心中是有怨气的。但在夺门之变致仕后,他回到家乡,与下人们一起种地栽树,还感叹道:“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意思是感谢当年杨士奇的压制,否则真的当了内阁大学士,还不一定能躲得过夺门之祸。足见夺门之变后的清算对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消散。这也是为什么于谦之死在后世引起诸多讨论的根本原因。
而于谦,在活着的时候便已经表现出对朝廷政治的畏缩与恐惧。政治的大背景与复杂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给其晚年生活涂上了一层灰暗冷漠的色彩。他在明景帝改立太子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及沉默寡言,无一不充分表明这一点。
于谦之死,亦成为明英宗朱祁镇心中一直不能解开的一个心结,虽然他碍于皇帝尊严口中不说,但一些事情却能表明他其实对于谦的人品和功劳相当认同。于谦死后,陈汝言继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便因事获罪,结果抄家时抄出了赃款巨万。朱祁镇下令将这些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众臣观看,还感叹道:“于谦在景泰朝深受重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当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就有如此多财富,贪的也太多了吧!”
同样是兵部尚书,于谦掌权时间很长,却是“家无余物”,陈汝言掌权时间极短,反而“赃私藉甚”。朱祁镇对杀于谦的懊悔之情也由此可见。
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朱祁镇忧心不已,经常长吁短叹。恭顺侯吴瑾有一天看见,趁机在旁进言道:“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
朱祁镇听了,默然无语。此时他内心深处,想必也是波澜起伏,心意难平。皇帝并非不死之躯,亦有七情六欲。对于朱祁镇而言,过去恍如一场梦境——
宣宗皇帝在立他为太子时目光流露出来的慈爱和期望,先生王振滔滔不绝的教诲与情逾父子的感情;土木堡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大漠凛冽的寒风,一望无际的衰草;患难与共的袁彬和哈铭,闭城不纳的明军将领;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豪言壮语,南内冷宫的凄凉与寂寞……
这一切的一切,只给朱祁镇带来更深重的危机感。而今虽然皇位在手,未来却依旧是一片苍茫。也许,担心于谦帮助明景帝复辟,这才是明英宗要杀于谦的真正理由。明人程敏政讲得非常直率:“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石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
“肃愍公”是于谦后来的谥号。程敏政认为,真正要杀于谦的其实是明英宗本人,而不是所谓的徐有贞、石亨等进谗构陷。正因为如此,后来诬陷于谦的徐有贞和石亨或败或死,明英宗却始终没有给于谦平反。
除了于谦、王文之外,明景帝亲信宦官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人也被杀,内阁大学士陈循、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被谪戍,内阁大学士萧镃、商辂被削职为民。
王文是明代第一位以二品入阁的大臣,他其实没有做什么遭明英宗衔恨的事,只是明景帝病重后,朝廷内外盛传内阁大学士王文与宦官王诚等人勾结,谋召襄王世子立为太子,几乎达到京城尽人皆知的地步。当时流言并未牵涉进兵部尚书于谦,但明英宗复辟后,谋立襄阳世子成为于谦的最主要罪状,既然于谦必须要死,所以王文已难逃厄运。
内阁大学士陈循,字德遵,号芳洲,泰和人,杨士奇及吏部尚书王直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洪熙中,进侍讲,宣德中,迁侍讲学士。正统元年(1436年)充经筵官,进翰林学士。正统九年(1444年)入阁,参与机务,迁户部右侍郎兼学士。土木堡之变后,进户部尚书仍兼学士。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进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累迁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
陈循曾建议徐有贞改名,夺门之变后,陈氏自以为曾经对徐有贞有恩,而徐氏是帮助英宗复辟的关键人物,在明英宗面前炙手可热,若是能出面帮他斡旋,也许只被免职而已。但徐有贞见利忘义,根本没有替陈循说一句好话。陈循因为是首辅,在明英宗之子朱见深被废太子位时,他没有据理力争,一直受到朝野上下的非议,所以明英宗清算时将他罪加一等。除了被贬充军到铁岭外,还受廷杖一百。
刑部尚书俞士悦,字士潮,长洲人,与名匠蒯祥同乡。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擢监察御史。正统中历官浙江参政,多次抗倭获捷,迁大理卿。土木堡之变后,以右副都御史留守京师,守德胜、安定二门。事平,迁刑部尚书。他是守卫京师的有功之臣,与于谦私交极好,也因此逃不过清算。
关于俞士悦,还有个著名的笑话。当时于谦为兵部尚书,古代雅称此官职为“大司马”;俞士悦为刑部尚书,雅称为“大司寇”。有一次,兵部和刑部的官员聚在一起聊天。刑部侍郎同兵部侍郎开玩笑说:“于公是大司马,您不就成了少司驴了吗?”兵部侍郎立即反唇相讥道:“俞公为大司寇,您就是少司贼了!”
工部尚书江渊,字时用,号定庵,别号竹溪退叟,重庆府江津县人。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的经历也颇为传奇。土木堡之变后,北京城内一片惊慌,当时还叫徐珵的徐有贞倡议南迁,结果被宦官金英赶出了大殿。徐有贞狼狈不堪出来时,在左掖门刚好碰到江渊进来,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徐有贞道:“以我议南迁不合众意。”于是江渊进入大殿后,“极陈固守之策”。他的投机正合形势,立即获得升迁,由侍讲超擢为刑部右侍郎。瓦剌进攻北京时,江渊协助于谦等保卫了京师,后历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太子太师、工部尚书等职。
景泰一朝,陈循、王文、高穀、萧镃、商辂五位内阁大学士并不和睦,陈循、王文尤为苛刻营私。而江渊好发议论,言语之间常常得罪同僚,所以“每为同官所抑”,在刑部任上时颇为失意。当时兵部尚书于谦因病告假,景帝朱祁钰下诏推选一名大臣协助处理兵部事务。江渊极想得到此职,于是到内阁活动。陈循等假意推选江渊,商辂起草完奏章后,将“石兵江工”四字给江渊看。江渊不解其意。不久诏令下达,调工部尚书石璞去兵部,以江渊代替石璞。江渊大为失望。
后明景帝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没有大臣首倡,一直不得其法。当时广西土官黄(001)为了逃脱杀兄杀侄的死罪,得人指点,上奏请求改立太子,从而获得了朱祁钰的欢心,由此被赦免了死罪。当时有人传说,黄(001)不过是广西的一个土官,怎么会懂得这些,一定是受了江渊的指点。甚至传闻黄(001)的奏疏也是江渊代拟的。这流言如何而起,为何要针对江渊,最终有什么目的,一直没有人真正弄清楚。但这流言在京城广为传播,虽然无从证实,“人言籍籍,多信其说”,给江渊声誉名望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新科进士丘濬入翰林院后,仰慕江渊诗文才华,才挺身而出,道:“黄(001)奏疏是否由江公代拟,很容易辨别,广西的纸与京师的纸不同。”于是将黄(001)原奏取来一验,果然是广西纸,证明奏疏是黄(001)自广西所上,这才得以还江渊清白。
但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平息。明英宗复辟后,既然以谋立襄王世子的流言杀了于谦、王文,那么也可以因指点黄(001)的谣言将江渊论罪,江渊遂被充军。
内阁大学士萧镃,字孟勤,同邑人。宣德二年(1427年)进士。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命宰相杨溥合选三科进士,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镃名列第一。史称萧镃“学问该博,文章尔雅,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他曾接替李时勉为国子监祭酒,在士子中深孚众望。
土木堡之变后,明景帝朱祁钰即位,想废掉明英宗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萧镃上书反对道:“无易树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后来朱祁钰病重,大臣们又准备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萧镃却认为:“既退,不可再也。”就因为这句话,明英宗复辟,萧镃也在被清算之列。
较之前四位内阁大学士有所不同的是,商辂未正式步入仕途前已是名震天下的“三元及第”者,是大明立国以来乡试、会试、殿试三元都是第一的唯一一人。商辂为人侃侃守义,宽厚有容,与群臣关系都不错。明英宗复位后,最先召内阁大学士高穀和商辂于便殿,温言安慰,命二人起草《复位诏》。显然,高穀和商辂势必继续得到重用,不在清算之列。
而商辂后来之所以被弹劾与王文朋比为奸、谋主襄王世子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在夺门之变后,没有迎合徐有贞、石亨的意图。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入阁,欲尽揽事权,于是帮助石亨剪除诸阁臣,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商辂不肯附和,由此引起徐有贞不满,后来又因为起草赦文一事,进一步惹怒了权臣石亨。
因为皇帝复位,按照惯例要大赦天下,大赦不光包括赦免罪犯,还要免除前朝于民不利的措施。而明景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敌当前,一切事务都是以军情为主,所以明军将帅有不少扰民的措施,之后一直没有废除,还演变成将帅谋取私利的特权。按照成法,这些措施都应该在大赦书中被废除,石亨为了保全自己的特权,特地找商辂商议,让商辂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赦文。商辂很清楚石亨的私心,回答说:“旧制不敢易。”如此一来,石亨很不高兴,所以将商辂也列入了清算的名单,关进了监狱。
当年阮浪、王瑶金刀案时,商辂曾劝景帝道:“卢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明景帝朱祁钰这才没有继续追究。明景帝病重时,群臣预备复立太子,推举商辂执笔写《复储疏》。商辂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陛下”是指景帝朱祁钰,“章皇帝子孙”则是指沂王朱见深。闻者无不感动。这就是在夺门之变发生前写成的那封奏疏,因为当时已经日落西山,所以没有送入大内,而在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商辂下狱后,上书自诉,说自己主张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并没有谋立襄王世子,有他所拟的《复储疏》为证。《复储疏》当时收在礼部,一验便知分晓。
明英宗朱祁镇本来器重商辂,便命人取来《复储疏》,结果读后勃然大怒,说商辂舞文弄墨,不直接提沂王,而称“当立章皇帝子孙”,是为取巧。
此刻,商辂性命已是命悬一线。司礼监宦官兴安正好在侧,不顾自己已经失宠,在一旁抗辩道:“商辂没有取巧,取巧的是徐有贞!陛下是否还记得,正是这个徐有贞当年倡议南迁。倘若南迁,不知道将陛下置于何地。”
朱祁镇听了这话,默然许久,脸色总算缓和了下来,之后只将商辂削职为民。
商辂能保住性命,与兴安在明英宗面前的据理力争有很大关系。而后来朱祁镇评议有功之臣,石亨等人都加官进爵,只给徐有贞加官,但没有进爵,可见当时兴安的一番话对英宗有相当大的触动。
兴安与金英在永乐年间一道入宫,但金英在宣德、正统两朝权势熏天,兴安远远不及。后明景帝朱祁钰欲立己子为太子,金英没有明确赞同,兴安则前后奔走,出了大力,由此成为明景帝心腹,并一举超越了金英的地位。明英宗复辟时,金英早已过世,朱祁镇虽然杀了景帝众多心腹宦官,却还是放过了兴安,只将其免职。兴安不久即病卒。
受冤而死的还有都督范广。范广,辽东人,嗣世职为宁远卫指挥佥事,性刚果,精骑射,骁勇绝伦。正统十四年(1449年)积功迁至辽东都指挥佥事。土木堡之变后,迁都督佥事,充左副总兵。也先入犯京师,范广奉命守德胜门,跃马陷阵,身先士卒,击退也先,以功迁都督同知。史载范广“每临阵,身先士卒,未尝败衄。一时诸将尽出其下,最为于谦所信任,以故为侪辈所忌”。范广对石亨的嚣张跋扈一向不满,二人早有矛盾。夺门之变的主谋之一张軏也与范广素来不合。石亨和张軏便挟怨报复,诬蔑范广附于于谦,谋立外藩,遂逮捕入狱,于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初九被磔于市。
范广死后,儿子范升充军广西,妻女被赐予士兵,备受凌辱。范氏一门遭遇之惨,下不于靖难之役后忠于建文帝朱允炆的方孝孺等人。
张軏还趁机揭发了自己痛恨的杨俊。杨俊是名将杨洪次子,守永宁、怀来的时候,命手下将士不要轻易开门接纳明英宗。明英宗回到北京的时候,杨俊则说,“是将为祸本”。结果被张軏揭发,下锦衣卫诏狱死。
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巧合的是,张軏虽然因参与夺门之变立有大功而被封侯,荣华富贵并没有享得长久。事隔清算不久,张軏便得了暴疾,晚上无法入睡,痛苦了一个多月,终于死去。时人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这是范广、杨俊向张軏索命所致。
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明英宗复位而遭殃,比如土木堡之变后在大殿上率先殴打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的王竑。王竑此时已经是左副都御史,先是被降为浙江参政,后又削官为民,送江夏管制。这一方面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理,另一方面,也侧面表达了明英宗依旧不忘王振的复杂心理。
何文渊,由进士擢湖广道监察御史,历任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吏部尚书等职。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何文渊因为当年赞成景帝改立太子,还说了“父有天下传于子”的话,知道朱祁镇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惧而自杀。
而那位第一次被派去瓦剌迎接明英宗朱祁镇的李实,因为当年在漠北当面斥责朱祁镇用人不当、导致土木堡之败,明英宗复辟后,以李实所著《北使录》多虚诞将其从理院事除名。天顺七年(1463年)九月,李实因微过被逮捕入狱,后经人营救,被释放为民。
不过,明英宗并不忌讳谈及那场导致自己人生命运改变的土木堡之变。他重新当上皇帝后,还下诏土木堡内修建显忠祠,以祭祀、褒扬土木堡之变中牺牲的将士。相较于明景帝登基后的冷酷、一心只顾固位,明英宗更显出几分人情味来。
残酷的战役,精巧的权术,最终都化作了黄土。只有肃穆的土木堡显忠祠巍然屹立,提醒着后世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不平凡的战事。
清算由外到内,终于到了明英宗朱祁镇仇恨的根源上——那就是他的亲弟弟朱祁钰。
这其中还有个笑话,夺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心切,正月十七立即宣布复位,但是他却忘记了要先废除弟弟明景帝的皇位,于是,大明朝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朱祁镇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只好二月份才下旨废除朱祁钰帝位,重新封回为郕王,还居西内。同时,以孙太后的名义,贬郕王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朱祁钰子朱见济谥号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
朱祁钰不久即在冷宫中死去,死因可疑。朝野风传是英宗派宦官蒋安用布帛勒死了朱祁钰,朝中大臣亦坚信这种说法,只是碍于明英宗的面子,不好明说,只记载郕王是“薨”。
朱祁钰即位后,花费巨大财力,事先为自己在昌平皇家陵园修建了陵墓。明英宗朱祁镇恼恨弟弟,命人毁其生前所建寿陵,只以亲王礼葬于京西金山,不仅有贬谪之意,更有折辱的成分。
即便如此,明英宗还觉得积恨难平,在复辟诏书中严厉指斥亲弟弟朱祁钰道:“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不久,又假借皇太后制谕,宣布朱祁钰的罪状:贪天位,用邪谋,废黜皇储,私立己子,变乱彝典,纵肆淫酗,不孝、不弟、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等等。
可以说,朱祁镇借孙太后的名义,将被幽禁在南宫八年的愤懑和私恨完全发泄了出来。他还觉得不够解气,给朱祁钰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意思是朱祁钰终生为恶,死不悔改。后世史家对此评论道:“视天位也过于重,而视天亲也过于轻。”
朱祁钰死后,为了彻底除掉后患,明英宗朱祁镇下令景帝所有嫔妃殉葬,这其中就包括废后汪氏。沂王朱见深已经重新被立为太子,他年纪虽小,却不能忘记汪氏因为反对改立太子而被景帝废去皇后位的情形,特意出面为汪氏求情。
吏部侍郎李贤也道:“汪妃已遭幽废,所生两女,并皆幼小,情尤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
英宗皇后钱氏也大说汪氏的好话,连英宗母亲孙太后也出面干预。朱祁镇拉不下面子,这才命汪氏出宫,还居住在原来郕王旧邸。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后,朱祁镇突然想起来他小时候佩戴过的一件玉玲珑,在皇宫中四处都没有找到,于是问宫中宦官。宦官说曾经见过朱祁钰拿过,想是由汪氏收着。朱祁镇立即派人向汪氏索要,汪氏推说不知道。朱祁镇再三派人去要,汪氏不胜其烦,愤愤道:“我的丈夫虽然被废,但也做了七年的天子,难道这区区的玉件,也不配消受吗?我已经将玉玲珑投入井中了。”
朱祁镇因此怀恨在心,后来不断派锦衣卫往取汪氏带出皇宫之物,由此竟然得银二十万两。
可怜汪氏被锦衣卫弄得刮垢磨光,一度连生活都很困难。还幸亏太子朱见深念着旧情,时常去照顾。太子朱见深生母周贵妃与汪氏素来投契,也经常邀请她入宫,按家人叙礼,汪氏才算得幸保住了余生。汪氏一直活到武宗正德元年,寿终旧邸。汪妃下葬时用妃礼,祭用后礼,与景帝合葬在西山,后追谥为景皇后。
郕王朱祁钰死了,自然不会再有一次复辟了。但在明英宗朱祁镇看来,他的皇位还有潜在的威胁,并没有彻底安稳,这威胁就是襄王朱瞻墡。
实际上,在景泰年间,已经发生过一起藩王谋反的事件。朱元璋第十八子朱楩被封为岷庄王,开始封国在岷州,后来改为云南。朱楩最早立长子朱徽煠为世子,但却更喜欢次子朱徽煣。朱徽煠生怕被弟弟夺了自己的世子之位,竟然与宦官勾结起来,向朝廷上书,说弟弟朱徽煣肆意诽谤朝廷。当时还是明宣宗在位,明宣宗精明,认为其中有诈,一查果然是诬陷。朱徽煠弄巧成拙,反而因此丢了世子的位子。
景泰元年(1450年),岷庄王朱楩逝世,次子朱徽煣嗣位。朱徽煠自负有勇力,才能远在弟弟之上,更加愤愤不平。当时朱徽煠的手下有个叫段友洪的,“以善奇技得宠”。还有个于利宾,善于看相,说朱徽煣有异相,当为天下之主。于是,朱徽煠图谋作乱,伪造了敕文,分别派亲信段友洪、蒙能等前往云南苗族地区,用银印、金币诱惑诸苗,想让他们发兵攻武冈。苗族首领杨文伯当时颇为迟疑。
事情被新一任的镇南王朱徽煣知道后,立即大义灭亲,逮捕了段友洪,并上报朝廷。明景帝派驸马都尉焦敬、中官李琮征召朱徽煠入京师。当时湖广总督王来、总兵官梁珤又上告阳宗王朱徽焟也意图谋反,朱徽焟也被一同召入京师。之后,朱徽煠和朱徽焟都被废为庶人,幽禁在高墙之中。
当时,朱徽煠手下蒙能已经成功说服苗族部落,率领苗兵到达武冈。听到事败的消息后,蒙能遂举义旗,入广西领导苗民起义。当时义军势盛时达到三万余人,并攻取龙里、新化、铜鼓诸城,蒙能自称“蒙王”。明廷屡次派军镇压,均不奏效。景泰六年(1455年)十一月,景帝命南和伯方瑛为平蛮将军,充总兵官前往镇压。景泰七年(1456)十二月,蒙能率众攻平溪卫,明军都指挥郑泰等竭力抵抗。蒙能中火枪死。方瑛遂进兵沅州,连破鬼板等一百一十余寨,苗民起义遂告失败。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稳皇位后,权臣徐有贞和石亨进言说朱祁镇的叔叔襄王朱瞻墡有异图,理由有二:第一,当年明英宗第一次即位时,年纪还小,太皇太后张氏就有立二儿子襄王朱瞻墡的意思;第二,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孙太后也曾经想迎立朱瞻墡,曾命人去取襄国金符。
襄王朱瞻墡在诸藩王中年龄最长,且有“贤明”的名声。而于谦被杀,罪名就是他与王文谋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太子,此事传闻已久,朱祁镇心中也开始怀疑了。但事情却突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某日朱祁镇命人检查朱祁钰旧奏疏时,偶然翻出了襄王朱瞻墡的两封奏疏:一封是土木堡之变后襄王写给孙太后的,请立朱见深为太子,请郕王朱祁钰监国,并招募勇士,设法到大漠中营救英宗;另一封是襄王写给即位后的景帝朱祁钰的,襄王以叔叔的身份,劝景帝朱祁钰要对太上皇朱祁镇朝夕省问,经常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
两封都是向着明英宗说话。朱祁镇看到了这两封奏疏后,感动得涕泪交加,这才知道险些错怪叔叔,襄王不但没有窥测皇位的野心,而且还忠义过人。
为了表示歉疚,朱祁镇特意派恭顺侯吴瑾迎叔叔朱瞻墡入朝。天顺元年(1457年)四月二十一日,襄王朱瞻墡来朝。朱祁镇亲自到左顺门迎接,恩遇无比。又连下诏书,添加襄阳府护卫,让工部为襄王代营寿藏,还准许襄王每逢节日,可以带着子孙们出城打猎——
这是极度信任的表现。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就有规定,不许藩王私自见面,不许出城。后来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防范更严,生怕藩王借游猎为名练兵起事,所以严禁藩王出城打猎。明英宗如此特许襄王,是表示对叔叔毫不猜疑,推心置腹。
有一日,叔侄在便殿欢宴,襄王朱瞻墡说他在路过汴梁时,当地父老拦路告道:“按察使王槩贤,以诬逮诏狱。”
因为襄王一句话,朱祁镇立即下旨释放了王槩,并任命王槩为大理卿。
朱瞻墡辞归时,朱祁镇亲自送到午门外,握手泣别。朱瞻墡逡巡再拜,伏地不起。
朱祁镇便问道:“叔父是不是还有话说?”朱瞻墡顿首答道:“天下人望天下大治如饥渴,愿陛下省刑狱,少赋税薄敛。”
朱祁镇闻之大为感动,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谨当受教。”叔侄二人这才依依惜别。
朱祁镇一直目送襄王出了端门,才转身回宫。可见在他内心深处,并非无情无义之人,甚至包括他对王振的念念不忘。因为徐有贞和石亨先前曾经在明英宗面前大力诽谤襄王朱瞻墡,自此以后,朱祁镇对徐有贞和石亨两人的话也不是完全相信了。
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下诏大赦天下,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对拥立他的人大加论功行赏:曹吉祥被任命掌管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石亨进爵忠国公,石亨的侄子石彪为定远侯;张軏为太平侯;杨善封兴济伯;唯独徐有贞只升为兵部尚书,没有进爵。这些人一夜之间都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之所以对徐有贞另眼相看,自然是不能忘记徐有贞曾有臭名昭著的南迁之议。此时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懵懂无知的天子,经历了长年累月的囚禁生活后,他开始明白许多前尘往事。他仍然是个念旧的有感情的人,虽然他不能忘记旧恩,但也不能轻易忘记旧恨。
关于论功行赏一事,还引出了其他事端。曹吉祥有一个亲戚叫董兴,当时是京营都督。董兴对那些因为夺门之变一夜暴发的人十分眼红,便想出了个冒功的主意。他跑去告诉曹吉祥,说朝野上下“浮议”纷纷,都认为夺门之变太过容易,那些受到重赏的人根本不值。紧接着,他给曹吉祥出了个主意,只要大封功臣,就可以显得夺门之变的胜利得来多么不易。曹吉祥觉得有理,与石亨商议后,两人列了长长一张冒功的名单,交给英宗,大谈当时局势的险恶,以及夺门的艰难。英宗一切照准。于是,跟夺门没有任何关系的董兴被封为海宁伯,跟石亨交好的孙镗被封为怀宁伯,京营将士升官晋级的多达三千人,滥封官职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普遍不满。
曹吉祥和石亨这样一弄,另外两个真正有功的人就不乐意了。靖远伯王骥首先上书,要为儿子王祥求官,理由是:当夺门之变时,众人从震塌的南内宫墙一拥而入,王祥被挤下马来,摔得厉害。英宗朱祁镇向石亨求证后,便也给王祥授官。
而徐有贞也有意见,他虽然已经是兵部尚书,却没有爵位,很想尝尝滋味。但徐有贞毕竟还是个读书人,没有无耻到当面向明英宗邀功请赏的地步,于是,托请石亨去代为斡旋。石亨这一出马,竟然还成功了,徐有贞立即晋为武功伯,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成了风光显赫的阁臣宰相,势倾朝野。
当初石亨与曹吉祥、张軏策划复辟时,是许彬向石亨推荐了徐有贞。徐有贞为了报答许彬的推荐之恩,特意举荐许彬。英宗朱祁镇也还记得当年许彬在宣府代作的祭文极合心意,于是任许彬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也入直文渊阁。
然而,许彬却没有当阁臣的命。史书记载他“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择人,一时浮荡士多出其门”,就是说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其人入阁拜相后,时人讥笑他是“李邦彦第二”。李邦彦是宋朝徽宗时的宰相,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应对便捷,善歌唱蹴鞠,自号“李浪子”,所以旁人都称呼他“浪子宰相”。李邦彦的名声实在太坏,许彬不愿意背上这样的恶名,于是闭门谢客,与旧日的那帮恶友断绝了来往。结果反而适得其反,那些人恶其态度,争相诽谤,说许彬小人得志,是势利眼。这话最后都传到明英宗朱祁镇的耳朵里,便将许彬出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实是个闲职,许彬的阁臣生涯没当几天就结束了。
此时,吏部侍郎李贤兼任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也是阁臣之一。许彬离开后,明英宗问询李贤阁臣人选,李贤推荐了薛瑄。薛瑄是大宦官王振老乡,为王振所提拔,却不耻于王振作为,因此被构陷下狱问斩。紧要关头时,因王振家老仆为薛瑄痛哭求情,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将其从法场救下,削职为民。景帝即位后,薛瑄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大理寺卿,因为刚直不阿,断狱公正,名气很大。因其人一直在陪都南京为官,未参与北京种种政治风波,甚是干净。英宗也很满意,于是拜薛瑄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
内阁中,徐有贞权势最重,朝廷内外为之侧目。徐氏能够发迹,得力于曹吉祥和石亨,但徐有贞本人却颇为自负,不大看得起曹吉祥和石亨。他认为曹吉祥不过是个宦官,石亨不过是个武将,他们的才干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徐有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心计很深。他善于察言观色,见曹吉祥、石亨把握朝政,用事乱政,明英宗偶尔对二人露出厌色,便动了心思,有时假装不经意地在英宗面前提到曹吉祥和石亨的贪横之状,明英宗因之有所心动。
机会很快就来了。监察御史杨瑄巡视河间府时,当地有人控诉曹吉祥和石亨强夺良田,杨瑄将此事据实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明英宗为此事征询阁臣徐有贞和李贤的意见,徐有贞和李贤都认为这是事实。
这件事,很快被曹吉祥和石亨知道。李贤倒还罢了,但徐有贞完全是靠夺门之变才能入阁拜相,竟然恩将仇报,尤其为曹吉祥和石亨所痛恨,二人决定一定要将徐有贞置于死地。
当时明英宗已经觉察到曹吉祥和石亨专横跋扈,怕将来尾大不掉,想利用徐有贞的足智多谋来制衡二人,因此对徐有贞格外恩宠,经常召他谈话。然曹吉祥主管司礼监,已是大明头号权宦,在皇宫中心腹众多。每当明英宗与徐有贞谈话时,曹吉祥就派人暗中偷听,然后故意将谈话内容泄露给英宗,说是徐有贞在外面说的。明英宗不知这是曹氏伎俩,认为徐有贞竟然私泄密语,不可大用,自此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后,又掀起了张鹏狱。曹吉祥和石亨强夺良田一事后,御史又查出了石亨的许多不法之事。尤其骇人听闻的是,石亨的侄子石彪竟然在大同逼迫皇族代王向他下跪。河南道御史张鹏召集十三道御史商议,最后决定联名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
十三道御史联名上奏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势必令朝野侧目。曹吉祥和石亨得知消息后,急忙进宫去见皇帝,抢先揭发张鹏是英宗极痛恨的景帝亲信宦官张永的侄子,然后大谈内阁预备专权,排除异己,所以与御史勾结在一起,是内阁指使御史上奏。
英宗半信半疑的时候,曹吉祥和石亨二人开始痛哭流涕,“具陈夺门之功”,意思是告诉皇帝,没有他们,英宗不可能重新登上皇位。英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被打动,顺从了曹、石二人的意思,谕言官弹劾徐有贞、李贤二人图擅专权,排斥勋旧。
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初七,徐有贞和李贤被锦衣卫逮捕下狱。带头上奏弹劾曹吉祥和石亨的监察御史杨瑄、河南道御史张鹏同日被捕,在镇抚司吃尽了苦头,最后都被判了死刑。其他十二道御史都受到牵连,被判充军。
徐有贞和李贤就此被贬官,分别谪为广东、福建参政。吏部尚书王翱是五朝老臣,力保李贤,说他才堪大用。明英宗本就是迫于形势,于是顺水推舟,赦免了李贤。李贤还没有来得及去福建赴任,便直接改调为吏部侍郎,实际上就是他以前的官职。不久就升为尚书,重新入阁拜相。这一次李贤有惊无险,只在监狱里待了几天,出来后晃悠一阵,照旧是大学士,颇令时人意外。可见英宗对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是不清楚,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忌惮曹吉祥和石亨兵权在手,只能听从他们的意思办事。
而徐有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曹吉祥和石亨对他只被贬官意犹不足,发誓要将他弄死才肯罢休。石亨派人写匿名信,投到都察院,检举徐有贞指使门客马士权四处造谣,诽谤当今皇帝。结果,徐有贞和马士权在赴广东的途中被追回逮捕。徐有贞再一次沦为阶下囚。世人总说于谦是君子,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徐有贞是小人,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更加可畏,君子更加可悯。
徐有贞被重新逮捕后,下锦衣卫狱审讯,结果不得罪证,没有证据证明他如何诽谤皇帝。于是,石亨改指斥徐有贞在草拟诰词中,自诩“缵禹神功”,无人臣礼,罪当死。
本来徐有贞这次必死无疑,不料这个时候天气骤变,树木都被连根拔起,承天门也被闪电劈中,只剩下了一半。钦天监上书说天怒示警。明英宗立即下诏大赦。监察御史杨瑄、河南道御史张鹏得以免死,改戍辽东。其他十二道御史本来都要被充军,改贬为知县。
但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授意下,徐有贞还是被判处死刑。明英宗却没有批准,只将徐有贞发配云南金齿卫为民。徐有贞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后来石亨和曹吉祥相继被杀,明英宗若无其事地提到徐有贞,说:“他并没有大罪,只不过石亨和曹吉祥构陷他而已。”于是下旨赦免徐有贞,放他回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英宗虽然复位成功,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完全掌握局势,不得不屈从石亨和曹吉祥这类手握兵权的夺门功臣。
徐有贞落难之时,身边只有门客马士权不离不弃,徐有贞曾经许诺将女儿嫁给马士权作为报答。后来出狱后,马士权到徐府拜访,期待徐有贞履行诺言,徐有贞却绝口不提嫁女一事。马士权也不再多说,自此离开了徐有贞。时人都称赞马士权的忠义,却鄙薄徐有贞的势利。
徐有贞晚年住在苏州老家,一心盼望再得英宗重用,天天观察天象,自称将星位于吴,常挥动铁鞭起舞,等待佳音的到来。然而,上天再也没有眷顾他,他再也没有得到他念念不忘的荣光。不久,闻得吴地将军韩雍因出征两广而立功,徐有贞才颓丧地扔掉铁鞭叹道:“想不到天象应在这小子身上。”从此不再寄望于仕途,而是浪迹于山水之间,十余年后病逝。
徐氏人品虽差,却颇有才华,其书法行笔流畅,气韵连贯,骨力嶙峋。亦有文章才华,“放情弦管泉石之间,好作长短句,以抒写其抑塞激昂感慨”。其诗文不屑雕饰,注重通达,有辛弃疾的风格。他早年有《鹧鸪图》一诗:“披图无限江南思,不必闻声也自愁。”沉郁苍凉,缠绵凄楚,传诵一时。另有《中秋月》一词:
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
使下片首句与上片末句顶针,复以下片末句与上片首句衔接,往复回环,有如回文。虽少伤纤巧,但亦颇见匠心。
徐有贞倒台后,另一位阁臣薛瑄见朝政混乱,叹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此句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处事接物要善于观察动向,看准兆头,把握最有利的时机,采取果敢行动,流露出薛瑄对朝廷的深切失望。
薛瑄于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初十请求致仕。明英宗“心重瑄,微嫌其老”,于是同意薛瑄告老还乡。当时,徐有贞和李贤两名阁臣都在狱中,内阁又出现了空缺。吏部尚书王翱向英宗推荐岳正入阁。
岳正字季方,号蒙泉,通州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当时,人们普遍对被宣宗朱瞻基废掉的皇后胡善祥寄予同情,但因为明英宗生母孙太后还在世,没有人敢轻易表现。岳正却正儿八经地上书,请求恢复胡皇后的地位和称号。其兄长岳端看到大惊,生怕就此惹祸,急忙夺过奏疏烧掉。明景帝时,岳正迁右赞善、修撰,负责教小内侍读书。
岳正身材高大,有一把漂亮的美髯,极有风度,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一看就很喜欢。一番交谈后,明英宗欣喜地道:“爱卿正当壮年,身体又好,不仅是我们北方人,而且是朕赐给你的进士,以后做了内阁学士,该当尽力辅助朕。”
岳正当然满口应允。他退出去的时候,刚好遇到石亨和张軏。二人见到官职卑微的岳正竟然在这里出现,都十分惊愕,于是进去问明英宗。明英宗十分高兴,说今天选到了一名阁臣。石亨和张軏这才知道岳正即将入阁拜相,都很不满意,但表面上却向明英宗祝贺。
明英宗又道:“岳正的官太小了,应该提拔他为吏部左侍郎兼学士。”
石亨和张軏二人立即阻止说:“皇帝既已得其人,等他称职之日,再加官也不晚。”
于是,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十一日,明英宗命岳正以原官入阁,参预机务。
岳正为人跟他的名气很像,一身正气,“素豪迈,负气敢言”。此时他才是从六品,竟然能够入居相位,所以感激天恩,工作格外卖力,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劝他得到皇帝信任后再提谏言,他激动而慷慨地道:“皇上对我厚,我怕无法报答,你不能让我虚当一名谏官!”
当时掌握钦天监的礼部侍郎汤序是石亨一党,汤序想借机罢免一些与他不和的官员,曾上奏说天灾是“奸臣”当道造成的,应该将“奸臣”全部除去。明英宗就此征求岳正的意见。岳正回答道:“汤序说的奸臣也没指名道姓,就那么一说。如果按照他的建议去寻找,只能造成人人自危。而且汤序这个人学术浅薄,怎么可能使人相信他呢?”这件事就此作罢。
这时候,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宦官曹吉祥的罪状。曹吉祥知道后大怒,要求明英宗张榜悬赏,找出写匿名信的人。明英宗让岳正负责撰写榜文。岳正和左春坊大学士入内阁的吕原一起入见英宗,直截了当地道:“国家行政有一定的体制,打仗的事该兵部去办,案子的事该刑部去处理,哪里有天子张榜悬赏、收买人检举的事呢?况且追查一事,不能着急,追查得紧,写匿名信的人就会隐藏得更深。”
明英宗认为岳正说得很对,就将此事搁下不问。
镇守大同的石彪是石亨的侄子,他派一名使者入朝报捷,以求赏赐。明英宗让岳正问清战况。使者非常含糊,只说捕获和斩首的敌人不计其数,俘虏全部在战场附近的树林间斩首了。岳正打开地图,反问使者:“这里都是沙漠地带,哪有什么用来斩首的树林?”
使者本来就是冒功邀赏,见岳正揭发出来,无言以对。
经此几事,曹吉祥和石亨都对岳正怀恨在心,不断在明英宗面前构陷岳正。七月初十,岳正入阁刚好一个月,被谪为钦州同知。临上任前,岳正回家探望老母。兵部尚书陈汝言趁机指使人诬告岳正夺占公主皇庄的农田。于是,岳正重新被捕回京,杖一百,然后流放到大西北肃州去戍边。
兵部尚书陈汝言还不肯罢休,暗中嘱咐解差要给岳正苦头吃。解差特意给岳正戴了一副很窄的小号木枷,双手完全不能活动。夜间在驿站住宿,不卸枷。岳正两手同夹在木枷中,气血不通,几乎就要死去。
路过涿州时,有个叫杨四的侠义之士不满朝政,听说岳正是因忠直而被奸臣所害,便决定设法救岳正一命。杨四设下宴席,请押解岳正的解差喝酒,等解差大醉后,杨四设法脱去岳正双手的刑具,用刀刳大了木枷孔的边沿,这样刑具就成了摆设,岳正的手就舒伸自如了。等到解差醒来,杨四立即送上了一大笔银子,请他们对刑具被改造一事视而不见,这才救了岳正一命。
岳正在肃州戍所的时候,明英宗曾对人道:“岳正倒好,只是大胆!”
岳正听说后,立即挥笔自画了一幅像,写上英宗的话,末尾写上:“有自京师来者,传天语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或以贺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为写陋容,遂隐括其辞,题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
岳正已经知道皇帝是了解他的,也没有忘记他的好处。倘若他改掉大胆的习惯,就会得到重用,但他却表示,宁死也不会改变。
显然,明英宗复辟后,内阁并不平静,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局的不稳定。在这些进进出出的阁臣们身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任吏部尚书王直要庆幸当初杨士奇抑制他不让入阁了。明英宗复辟之初,对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
在景泰年间,石亨即对文臣节制武臣之制不满,数以为言,但当时于谦尚为兵部尚书,石亨始终未能如愿。英宗复辟后,石亨以其功臣之身,再次建言。至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六日,明英宗谕户部、兵部二部官说:“我今复位,凡百行事宜,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闲。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兼理。事有不便及官有不法,从巡按御史究治。重者奏闻区处。”
从此,巡抚之官不兼提督军务。此后不久,各处巡抚兼督军务官纷纷调动改职。如总漕兼巡抚凤阳、提督军务的王竑改浙江参政,云南巡抚兼督军务的右副都御史郑禹改福建副使。
石亨更加得意,恃宠而骄,大树其党,颐指气使,欺上瞒下。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二十三日,监察御史杨瑄上奏弹劾石亨怙宠专权。石亨得知后,立即泣诉于明英宗朱祁镇面前,说杨瑄凭空诬陷。明英宗为了抚慰石亨,令工部为其建造宅第,以示恩宠。这所宅第一直到年底才完工,华丽逾制。
有一天,恭顺侯吴瑾陪明英宗登临翔凤楼。明英宗看到石亨新建的宅第,宏伟华丽,十分惊讶,便回头问吴瑾:“此为谁家宅第?”
吴瑾是蒙古人,其伯父吴克诚和父亲吴克勤都在土木堡一战中英勇战死。他为人正直,历来不满石亨弄权,有心要揭发石亨的专横,便故意回答道:“这一定是王府。”明英宗笑着说:“不对,这里哪儿来的王府。”吴瑾说:“如果不是王府,谁敢斗胆这般狂妄,修建如此豪华逾制的住宅?”
明英宗默然无语。之后问清是石亨的宅第后,对身边的宦官说:“石亨恣横,无人敢发其奸。”自此渐恶石亨。
而石亨却毫无觉察,“无日不进见,数预政事”。如果他所请奏的事得不到明英宗的批准,“艴然见于辞色”。为人臣子,竟然敢公然给皇帝脸色看,他后来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明英宗没有召见石亨,石亨也要借故进宫。明英宗不胜其烦,发脾气说:“阁臣有事,须燕见。彼武臣,何故频见?”特意召负责皇城宿卫的恭顺侯吴瑾面谕叮嘱:“武臣非奉诏,不得擅入左顺门。”这实际上是针对石亨之举。
大学士李贤见明英宗已经开始意识到石亨之辈骄横,便趁机提醒皇帝道:“石亨等人以‘夺门’居功,可‘夺门’二字怎么能流传后世?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是夺,那就不正常了。况且,当时郕王病入膏肓,势将不起,那时候,群臣定会上表请皇上复位,名正言顺,又何必夺门呢?幸亏当时成功了,万一失败的话,石亨等人死不足惜,可陛下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石亨这些人无非是利用陛下图富贵,哪里有真正为社稷之心?”
明英宗仔细思量,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命将“夺门”改称为“复辟”,即真正合法的世系恢复了皇位继承权。自此,明英宗对李贤愈加信任。
明英宗得到李贤的提醒后,仔细观察石、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明英宗曾向李贤问计:“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李贤对答说:“陛下唯独断,则趋附自息。”
于是明英宗便采取措施,打算一步一步地收拾石、曹等人,这便成为锦衣卫门达、逯杲相继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
石亨一党中最先倒台的是陈汝言。因为陈汝言是兵部尚书,身处要害,为将其先行剪除,明英宗密令锦衣卫指挥佥事逯杲侦查陈氏不轨之事。
陈汝言,字时献,陕西临潼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景泰中,依附石亨,迁户部右侍郎。天顺元年(1457年)以迎立功,于同年六月迁兵部尚书。当然是在前任兵部尚书徐有贞倒台后的事。
逯杲原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朱骥手下,朱骥受岳父于谦牵连被削职流放后,逯杲代任朱氏之职。其人强悍阴鸷,得到明英宗密旨后,立即着手侦查。他效率极高,第二天就向明英宗回报。
原来明英宗曾命兵部给叔叔襄王朱瞻墡增加护卫,当时朝野上下见襄王朱瞻墡恩宠无比,只在明英宗面前提了一句,被逮下狱的按察使王槩就被放了出来,还立即升为大理卿。可见走襄王朱瞻墡的门路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因此,京卫中希望去给襄王朱瞻墡当护卫的人不在少数。于是,负责这件事的兵部尚书陈汝言就奇货可居了,他因此大力收受贿赂,专擅选调。
明英宗得知后大怒,立即命言官弹劾陈汝言。结果陈汝言被逮捕下狱,从他家中抄出了财货巨万。英宗怒不可遏,下令将抄出的赃款摆在大内廊庑之下,召集大臣去看,愀然道:“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资。汝言抑何多也!”
言语之间,流露出皇帝对于谦被杀一事的追悔态度。当时石亨也在场,低头无言以对。陈汝言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于天顺五年(1461年)十二月死于狱中。
此后,明英宗对逯杲信任有加,逯杲也“摭群臣细故以称帝旨”。当时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仗势抢夺官田,逯杲上奏弹劾,张懋等勋贵们被迫服罪,还田于官,事情才算了结。张懋是张辅之子,孙氏兄弟则是孙太后亲弟弟,逯杲不畏权贵,由此名声大噪。他此时官职虽然不及锦衣卫指挥使门达,但势力却在门达之上,门达都不敢与其争锋。逯杲察觉到明英宗不满石亨作为,便暗中派人伺机窥测石亨的隐私,希望能抓住把柄。
当时石亨执掌京营兵权,侄子石彪英勇善战,镇守重镇大同。有人密告石彪骄纵。明英宗顾虑倘若石亨叔侄二人内外呼应,对京师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天顺三年(1459年)七月,明英宗召石彪还京。石彪贪恋权势,竟然拒不从命。为了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石彪指使大同千户杨斌等人入京,联名保奏石彪为大同守备,在奏书上签名的有四十九人。
石彪虽然居心叵测,但到底还是武将出身,在政治和策略上显得相当幼稚。当时大同有十五个卫,三个千户所,一卫下有五到六个千户,总数是五十一人。此时,竟然有四十九人保奏石彪,这只能表明大同的军队几乎全部在石彪掌握之中。明英宗当即疑心大起,命逯杲审讯杨斌等人。逯杲手段毒辣,杨斌等人抵不过严刑拷打,如实招供出保奏一事是受了石彪指使。
另外由此牵扯出一桩牵涉外交与国体的重大事件。英宗被囚禁在南内时,瓦剌首领也先为了履行当日要将妹妹嫁给英宗的诺言,派人将自己的妹妹送到大同,托大同守将石彪转献京师的英宗。石彪见英宗失势,而瓦剌公主姿色可人,便暗中强占,自行消受。不久后,也先因蒙古内讧被杀,此事也无从对证。
杨斌也将瓦剌公主一事揭发了出来,明英宗大怒,天顺三年(1459年)八月,敕令石彪疾驰入京。圣旨大如山,石彪不得不从,一回到北京,就被逮捕下锦衣卫狱。明英宗随即命逯杲赶到大同,将石彪同党都指挥朱谅等七十六人全部逮捕。逯杲就此揭发石彪之弟石庆的罪状,被牵连的人甚多,逯杲因此升任指挥同知。
石彪事发后,言官于朝廷弹劾,有人事先泄露给石亨。明英宗知道后大怒,遂下令:“禁文武大臣往来,其给事中,御史及锦衣卫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洪武间铁榜例治罪。”
石亨得知消息后,上书请罪,以试探明英宗的态度。明英宗也极为老练,“慰谕之”,表示石彪的罪与石亨无关。石亨又请削去石家子弟的官职,放归田里,当时石家子弟冒夺门之功受封者多达千人。明英宗也没有同意。
石彪被下狱审讯后,有更多的大罪被揭露出来,比如他曾经指使人到苏州采办绣蟒龙衣及不是臣子所能用的特大号红床。这就是死罪,石彪因此被抄家。朝臣纷纷劾奏石亨“招权纳贿,肆行无忌”。逯杲也认为石彪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其实是受了石亨的指使,请求将石亨逮捕。明英宗念旧,还是狠不下心,只下令石亨在家养病,实际上是软禁了石亨,并免除了他的职位。
好笑的是,逯杲并没有就此罢休,派人长期驻守在石亨家门口,严密监视进出人等的举动。结果发现石亨并不安分守己,与从孙石浚和都督杜清来往密切。
当时京师有流言说:“土木掌兵权。”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后来有人揭发,土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杜字。于是,逯杲将目标放在都督杜清身上。
这杜清确实不够安分,蓄养来历不明的闲汉,还四处打听英宗皇帝的行踪。逯杲立即向明英宗密奏石亨与从孙石浚等造妖言,专伺朝廷动静,谋反行迹显著。
因为涉及自身安全,明英宗这次没有迟疑,下诏逮石亨下狱,籍没其家。天顺四年(1460年)二月,石亨瘐死于狱中。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毫无疑问,这是有人故意要让石亨死。之后,石彪、石浚等均被斩首示众。曾经显赫无比的权臣石氏家族顷刻间烟消云散。
石亨败后,其门下冒功得官者被罢黜四千余人。锦衣卫长官门达和逯杲其实也是依附石亨才得到提升,但明英宗正倚重二人,特意下诏书留任。尤其逯杲在石亨一案中出力甚多,更加得到明英宗信任。
逯杲更加得意,权势超出于门达之上。他派锦衣卫校尉侦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门为了避祸,争相进献乐伎及财物给逯杲,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不主动进贡的人,通常都被逮捕,罗织罪名定案。当时有朝见皇帝资格的官员,一大半受到过逯杲的指控。彭城伯张瑾因为妻子病死下葬,称病不去朝见,却与人在私宅中饮酒,被逯杲劾奏,差点儿得了大罪。有些地方上的奸民趁机兴风作浪,诈称是锦衣卫校尉,收受贿赂,横行无忌。
逯杲手下校尉诬蔑宁王朱权后裔宁府弋阳王朱奠壏母子淫乱。明英宗派官员前往查勘,结果并无其事,就连一向与朱奠壏不合的靖王朱奠培也说这事没有证据。因为事关宗亲,明英宗很生气,责备逯杲。逯杲为了取信于英宗,大力构陷,英宗信以为真,赐朱奠壏母子自杀。
朱奠壏死后,人们刚把他尸首抬出埋葬,天气骤变,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平地上积水瞬间深达几尺。当地人都认为朱奠壏母子死得冤枉,所以上天都为之愤愤不平。然而,在政权的巩固阶段,明英宗时刻提防朝中大臣结党,所以格外倚重门达、逯杲这类人,这是帝王权术的需要。
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他总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尤其是明英宗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曹吉祥认为夺门之功被否定,心里恐惧,渐渐酝酿异谋。而石亨倒台后,逯杲又将目标对准了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他派人刺探曹氏阴事,多有讦告,曹吉祥恨之入骨。
曹吉祥早年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每次出兵,他总是挑选达官及作战英勇的士卒,归到自己帐下,回师后豢养在家中,所以家中隐藏了许多甲兵。夺门之变后,曹吉祥掌管司礼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兵权在握,更是蓄养了大批死士。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内心不安,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
曹吉祥天天犒劳手下亲信,任意赠送金银、粮食、丝绸。亲信们担心曹吉祥一旦垮台,自己也会受到牵连,都表示愿意誓死效力。曹吉祥嗣子曹钦问门客冯益道:“自古以来有宦官子弟当天子的吗?”冯益回答道:“你的本家魏武帝便是其人。”
魏武帝是指曹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钦听了大喜,更加坚定了夺权之心。但这时候却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曹钦自己先触发了危机。
曹钦手下有个锦衣百户曹福来,颇有经济头脑,常常借采办的名义,自己从事贸易牟利。结果,曹福来被逯杲盯上了。曹钦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慌,因为曹福来也是起事的知情者,万一曹福来向逯杲泄露,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曹钦指使曹福来的妻子去向锦衣卫报案,说丈夫得了失心疯,不知去向。这是曹钦有预谋的伏笔,万一曹福来泄露了秘密,疯子的话是没有人当真的。逯杲得报后,立即将计就计,派人缉捕曹福来。曹钦见此计不成,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去杀曹福来。
曹福来在保定被曹钦派出的杀手发现,正在动手的时候,有个姓顾的巡按御史刚好率兵路过,不但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曹福来,而且逮住了其中一个凶手。凶手招供出是受昭武伯曹钦所派。顾御史上奏弹劾曹钦。英宗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严查此事,并颁布敕书,遍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
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初二清晨正式起事。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边境有警,怀宁伯孙镗即将挂大将军印出征,兵部尚书马昂监军,定在七月初二在奉天殿举行辞别仪式。而头天晚上孙镗和马昂按惯例留宿朝堂,如果杀了这两人,可以直接夺门入奉天殿。于是决定由曹钦自外拥兵入宫,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
起事头天晚上,曹钦召集心腹,大摆宴席,专门等待凌晨行事。指挥马亮突然觉得曹钦造反如同儿戏,万一不成,罪至灭族,于是起了告密的念头。宴席中,马亮借口上厕所,逃席而去,直奔朝房告密。
当夜恭顺侯吴瑾在朝房当班,听到马亮所言,大惊失色。因为此时已经是深夜,皇城全部落锁,要传话到深宫,只能通过字条,可吴瑾是蒙古人,不会写汉字,他急忙叫醒了留宿在朝堂的怀宁伯孙镗,告诉情由。
孙镗武将出身,肚子的墨水也不多,匆忙之下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措辞,只好直截了当地写道:“曹钦反,曹钦反!”随后将这六个字的纸条从长安右门门缝塞入大内。纸条被火速传入深宫,明英宗得知消息后,急忙派人逮捕了大内的曹吉祥,同时敕令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
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知道事情泄露。他恼恨逯杲一直暗中派人侦查曹氏,先带人半夜骑马前往逯杲的家中,杀了逯杲并割下首级。随即直奔西朝房。御史寇深正在西朝房待朝,被曹钦一刀杀死。
到了东朝房,刚好遇上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李贤。李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曹钦手下人二话不说,上前一刀砍伤了李贤。曹钦急忙喝止,上前握住李贤的手,道:“李公是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李贤见大变发生,便含含糊糊地写了几句。
曹钦带着李贤写的奏疏到达长安左门,想从门隙投奏疏进去。不料那门十分坚密,奏疏无法塞入。曹钦大声喊门,此时宫中守卫早已经得到明英宗之命,自然不肯开门。曹钦便下令手下放火烧门。守门卫士紧急拆除御河边的砖石,将门死死堵住,火一时烧不进去。曹钦等人无可奈何,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
怀宁伯孙镗来不及调兵,急忙到太平侯张瑾家,邀兵击贼。张瑾畏惧,不敢出。孙镗便令儿子孙辅和孙軏到宣武街召集征西将士。孙镗很有心计,要儿子不要告诉大家是曹氏谋反,而是说:“刑部囚犯反狱,抓住越狱者重赏。”霎时间,立即召到西征将士两千人。孙镗这才对大家解释了曹钦谋反的经过,众人表示要奋勇向前,击杀曹钦。工部尚书赵荣得到消息后,披甲跃马,一边狂奔,一边高呼杀贼有赏,竟然也由此召集了数百人。
这时候,天渐渐亮了,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来观察战况,刚好与曹钦迎面遇上,吴瑾寡不敌众,力战而死。明英宗一直十分信任吴瑾,曾经想派他去守甘肃,吴瑾推辞说:“臣,蒙古人,陛下若用臣守边,恐外裔轻中国。”明英宗“善其言”,从此更加恩宠。
曹钦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又下令放火烧门。门内守卫极有计谋,见火势越来越大,门难免被烧毁,干脆搬了许多柴禾和易燃物品,投到被烧坏的门处,火势炽烈,曹钦等因而无法进门。
天色已经大亮,曹钦的党羽心中开始畏惧,不少人悄悄散去。曹钦被左右夹攻,料难成功,便打算退走。孙镗率兵紧追不舍,孙镗的儿子孙軏砍中曹钦的胳膊,但孙軏也被曹钦杀死。曹钦率军去冲安定各门,想逃出城去,不料各门关闭,巍然不动。
适逢大雨瓢泼,曹钦全身被淋湿,狼狈万分,见走投无路,只得逃回家中。孙镗督促各军高喊着冲杀进来。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跳井自杀。曹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灭。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
过了三天,曹吉祥在闹市被车裂,其党羽汤序、冯益等以及曹吉祥的姻亲党羽全部被杀。
孙镗论功第一,进爵世侯,仍典三千营;孙軏赠百户,世袭;马昂、李贤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为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
曹吉祥只是个宦官,其叛乱在明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再如何骄横,也不敢公然和皇帝对抗,造反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即便后来明熹宗一朝魏忠贤权势熏天,也没有敢与皇帝较量。这只能说明,在英宗复位初期,政局相当不稳定,从之前阁臣们的进进出出,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一生中当过两次皇帝的除了明英宗朱祁镇外,还有唐中宗李显。李显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第三个儿子。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鸩杀了年仅二十四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后武则天又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由太子即皇帝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则天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则天裁决。武则天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则天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这一年,武则天六十七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后来李显被迎回,重新立为太子。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八十一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自玄武门入,斩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张易之于院左。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只是中宗李显的下场也不大好,被自己最信任的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下毒害死。
对于第二次即位的英宗朱祁镇来说,一切的仇恨,最后必然要归于根源。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本来应该是王振。王振擅权乱政,又导皇帝亲征,酿成土木堡之祸。然而,英宗却对先生王振思念不已,特地命人雕刻一个王振的木像,招魂安葬,并在智化寺为王振塑像,还赐额曰“旌忠”。智化寺由此成为宦官王振的家庙。直到三百多年后,清朝皇帝乾隆下令毁掉王振像,改供佛像。此后,智化寺便逐渐衰败了。
毫无疑问,明英宗复辟后,进行了诸多无情屠戮。在他身上,再一次表现出八年前他所拥有的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不过,对于明英宗而言,他的行为仍然可以解释得通——
他登基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宦官王振的把持下长大,享受的是无穷无尽的不识愁滋味的放纵,随即经历了亲征、被俘、成为太上皇等一系列人生重大变故。等到好不容易回国,又被亲弟弟囚禁,孤寂与落寞无时不在,连生命都没有了保证,时刻生活在惊恐之中。所以当政变出人意料地将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他便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和毒辣手段来确保权力的巩固,这也是为什么明英宗会在皇位失而复得后开始一改常态地勤政。
明英宗复位后不久,便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下令释放朱文圭。朱文圭是建文帝次子,史称“建庶人”。当年靖难之役,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皇宫起火,建文帝朱允炆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去向,朱允炆次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被朱棣废为庶人,幽禁在凤阳广安宫。
明英宗之所以突然想到朱文圭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跟他长达八年的南宫囚禁生活不无关系,大概是因为起伏的命运使得他对世事沧桑多了几分理解。
释放朱文圭之举在当时争议颇大,一些人认为不妥当。明英宗专门征询大臣李贤的意见。李贤道:“这是尧、舜之用心。”促使明英宗下定了决心。
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文圭及其庶母以下家属五六十人都被释放,安置在凤阳,听其婚娶出入自便,给守门人二十人,婢妾十数人。
明英宗身边的人还担心放出朱文圭会出变故。明英宗倒是极有气度,慨然道:“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此时的朱文圭已经五十七岁了,他自小被囚禁在高墙内,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连牛和马都不认识,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和安乐也感到无所适从,被放出来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一些野史记载说朱文圭的死是因为房事,这倒叫人格外感叹,倘若他继续被囚禁,诸事不知,也许反倒可以尽享天年。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患病。病危时下遗诏,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由此废止了宫妃殉葬制度。此后明朝各帝都遵从此遗诏,不再以宫人殉葬。明英宗此举,被史家称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
正月十七,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葬于裕陵,终年三十八岁,从而结束了他大起大落、跌宕传奇的一生。
在明朝十六个皇帝中,明英宗的经历是最奇特、最复杂的。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也不乏某种悲剧色彩。而他的悲剧因素,还将在他的儿子身上流传。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时,长子朱见深还不到两岁。在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朱见深被孙太后立为太子。这时候的朱见深,还并不清楚太子的地位对他来说意味着将来的君临天下,也由此注定他将有不平凡的人生。
命运总是爱开玩笑。朱见深虽然小小年纪就当了储君,但他的太子位并不安稳,尤其当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有了儿子朱见济后,他的地位和生命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私心极重的明景帝一心要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开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废掉朱见深。不过,倘若现太子朱见深意外地死去,朱见济就能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度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当时有人看出这一点,建议将朱见深接到南内由明英宗亲自抚养,但后来经过商议,还是认为由明英宗生母孙太后养在仁寿宫比较好。即便如此,孙太后的地位也大不如从前。朱见深虽然年纪还小,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睹,多少有些感觉,以致从小就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五岁的朱见深终于被废太子位,改封沂王,他的小堂弟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
朱见深父亲明英宗被囚禁南内的八年,正是他的童年。本该天真欢娱的年代,却代之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明景帝之刻薄,自然也不会对朱见深予以照顾。虽然史书记载朱见深“年虽幼,举止如成人,气度非凡,不轻言笑”,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的童年非常压抑,且阴影影响了他终身。对于朱见深而言,唯一的安慰,就是似姊似母的万贞儿。
万贞儿是孙太后亲信,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后因犯法流配边疆。万贞儿年仅四岁便充入掖庭为奴,十多年后出落得花容月貌。孙太后怜她聪明伶俐,又是家乡人,便命她在仁寿宫管理服装衣饰等事,甚为得力。后来景帝即位,孙太后担心孙子朱见深的处境,特意派信得过的万贞儿专门照料孙子。万贞儿因此成为朱见深的贴身侍女,她比朱见深大十七岁,整天带着朱见深游玩戏谑,日益亲近,以至形影不离。朱见深被废太子位后,万贞儿极力抚慰,照顾得极为周到。在险恶的宫廷争斗的环境中,聪慧的万贞儿所带给朱见深的心灵上的慰藉,远非后人所能想象。而就是这种在患难中产生的不离不弃和互相依赖的深厚感情,竟然会在后来导致明朝的第一个外戚擅权。
上天似乎对朱见深格外垂青,先是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随即便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也意味着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将失而复得。明英宗复辟成功后,消息传到仁寿宫,万贞儿抱着年仅九岁的朱见深又哭又笑。许多年以后,朱见深才明白当时万贞儿的心情。
朱见深再一次以英宗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他逐渐长大了,但性格依旧木讷软弱,童年时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旋涡中,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朱见深从小留下了口吃的毛病。他的反应也非常迟钝,据说连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都怀疑儿子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也怀疑这样的儿子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朱祁镇曾经密召李贤,问道:“一定要传位给太子吗?”可见皇帝对这个儿子实在是不放心。
当时宫中的流言也很多,盛传太子朱见深与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宫女万贞儿不清不楚。但因为万贞儿是孙太后的心腹,对太子又有抚育之恩,加上太子对她无比依赖,明英宗和太子生母周贵妃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宫中人人都知道,一旦朱见深即位,万贞儿必将贵不可言。
周贵妃,昌平人,庆云侯周龙女。她被明英宗纳为嫔妃的经历颇为传奇。有一次,明英宗到郊外打猎,追逐一只兔子,结果闯进了周家。周家人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周氏才十岁许,却未躲匿,而是大方地瞪着明英宗这个不速之客。明英宗大为惊讶,认为周氏非常人,于是将她携入宫中。正统十二年(1447年),周氏生皇子朱见深。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复辟后,周氏才被封为贵妃。
周贵妃母凭子贵,颇为傲慢无礼。明英宗看在眼中,担心将来太子朱见深即位后,会因为生母周贵妃而不尊崇钱皇后地位。所以在临终前,特别遗命大学士李贤:“钱皇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按照明朝惯例,一帝一后同葬。明英宗这道命令就如同明白地告诉周贵妃:即便你的儿子做了皇帝,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明英宗对糟糠之妻感情深厚的体现。
然而,尽管明英宗事先做了预备,最终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明英宗死后,十六岁的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周贵妃嫉妒钱皇后,想只立她一人为太后。明宪宗朱见深不敢违抗母命,只好下令廷议。由于大学士李贤、彭时力争,周贵妃才同意两宫并尊为太后,钱皇后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两宫地位相等。在为明英宗营建裕陵时,李贤等大臣考虑到一帝二后的特殊情况,提议地宫建三个棺位,但遭到明宪宗的反对。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钱太后病逝。周太后反对钱后与明英宗合葬。群臣自然都激烈反对,一致认为明英宗与两后合葬是“礼之所合,孝之所归”。几次疏争,周太后仍然不同意,要求为钱太后别择葬地。礼部尚书姚廷夔与其他的廷臣九十九人都不同意为钱太后另外建造陵寝。
明宪宗对群臣说:“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意思是他也进退两难,让他的大臣们给他想个办法,但群臣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并由姚廷夔率百官跪在文华门外候旨,从上午巳时一直等到下午申时。明宪宗一直没有降旨,只派人出来传谕群臣暂且先各自回家。群臣却不肯善罢甘休,一齐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自此,开了廷臣哭谏的先例。
又耗了一阵子,明宪宗还是耗不过这些意志坚定的大臣,只得下旨命将钱太后与明英宗合葬裕陵。群臣这才齐声呼万岁,各自回家。
同年九月,钱皇后葬裕陵,谥“孝庄皇后”。然而,钱皇后虽葬裕陵,并没有与明英宗合葬在一处,而是同隧异室,葬在离明英宗玄宫数丈远的左配殿中,右边则空着留给周太后。周太后还派人暗中做手脚,堵塞了两殿之间的市道,意思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
周太后的寿命很长,一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才病逝,以皇后礼葬裕陵。周太后去世后,当政的明孝宗朱祐樘提出当时安葬钱皇后不合礼制的事,想打通钱皇后墓室和明英宗玄宫的隧道。钦天监说:“通陵事,岁向不利。”终于还是没有改变。
十八岁的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他不计前嫌,不记恨叔叔明景帝朱祁钰曾经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了朱祁钰的帝号,并对明景帝陵寝进行了整修。明景帝之女固安公主在英宗复辟后,降为郡主。成化时,固安郡主长成,明宪宗以阁臣奏,将其下嫁王宪,礼仪视公主,以故尚书蹇义赐第赐之。可见在明宪宗心中,既没有怀恨明景帝,也没有对景帝的后代采取任何报复的措施,相反还格外优待。
明英宗晚年,已自悔“夺门”之不当。明宪宗深察父皇之心,即位后,重新为夺门之变厘定是非,其中最大最得人心的事件便是为于谦平反昭雪。成化元年(1465年)二月,监察御史赵敔首先上疏,请求为于谦及其家人雪冤,“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官”。明宪宗表示同意。于谦长子于冕本来被遣戍龙门,先是赦免回家,次年恢复官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义子于康已死在辽东贬地。女婿朱骥则早在天顺年间便已被赦免,明宪宗命其重回锦衣卫任职,后朱骥一直做到锦衣卫最高长官。
除此之外,明宪宗还特意派使臣马璇代表自己到于谦墓前祭奠。祭文由翰林院代撰,内中道:“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恃,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
这篇以皇帝名义撰写的祭文打动了许多人,民间争相传诵。
另外一件比较得人心的事,是明宪宗罢免了锦衣卫长官门达。天顺时,明英宗重用门达,朝野为之侧目。明英宗病危之际,门达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暗中结纳太子身边的宦官王纶。王纶利欲熏心,暗中结纳外臣,与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密谋,打算等到太子即位后,让钱溥入阁,代替大学士李贤辅政。结果这件事被人揭发出来,明宪宗大怒,斩杀王纶,贬谪钱溥到广东顺德,门达贬谪贵州。但门达因为以前干的坏事不少,现在他倒了霉,旧账就都被翻了出来。言官上奏弹劾门达,于是门达被交付都察院会同九卿廷讯。右都御史李宾等人弹劾门达罪状:“忤其意者,过求细故,必加陷害。屡兴大狱,巧于锻练。别置狱舍,以鞠罪囚”,“又纵令子弟为奸利事,交通外人,多纳贿赂”。明宪宗命将门达处斩。门达后来遇赦,被发配广西南丹卫充军。其党羽多被谪戍或降调。
而在夺门之变中获罪或者遭石亨等人构陷贬谪的官员,在明宪宗一朝都得到了复职。比如原御史杨瑄、张鹏等因劾奏曹吉祥、石亨而被诬得罪,免官谪戍。宪宗恢复杨瑄、张鹏等原官,又任杨瑄为浙江按察副使,张鹏为福建按察使。
明宪宗即位后不久,命没收大宦官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这就是明朝皇庄的来历。给事中齐庄上疏劝阻:“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明宪宗不理。从此,勋戚、中贵之家,多夺民地为庄田。
明宪宗即位之初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曾比较清明,但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明宪宗钟爱的万贵妃开始涉政。万贵妃即为前面所提到的万贞儿。明宪宗即位后,心中唯恋着万贞儿一人。此时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明宪宗不忘万贞儿对自己的爱护和体贴,也不因她比自己年长十七岁、颜色渐衰而嫌弃。照他心思,想册立万贞儿为皇后。但万贞儿年龄比皇帝大十七岁,又是微贱的宫女,想坐上皇后宝座,几乎是做梦。迫于礼制,明宪宗只能纳万贞儿为才人,属于等级较低的嫔妃。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皇长子,进为贵妃。此后宫中诸事,亦多由万贞儿操持。更为少有的是,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始终如一地专宠万贵妃,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奇事。
万贞儿丰艳有肌,肥美似唐代著名美人杨贵妃。每每明宪宗出游,万贞儿必戎服佩剑,侍立左右,颇有英气。明宪宗顾之辄为色飞,越看越爱。后人曾经引用史籍云:“妺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说是桀的宠妃喜喜欢穿男子的衣服,所以桀才灭亡。而万贞儿好穿男子服装,也为成化朝带来了灾难。但明宪宗之所以痴恋万贞儿一生,最重要的是在他被废太子位后最艰难的时候,万贞儿一直在他身边,给了他许多心灵上的安慰。
明宪宗初即帝位时,两宫太后为替新皇帝选择皇后人选颇费了一番心思。她们在明英宗生前亲自替儿子选定的十二名淑女中,再行认真挑选,选了王、吴、柏三人留住宫中,慢慢考察。后实在难分高下,明宪宗生母周太后便命司礼监牛玉在三名淑媛中选定一人为皇后。牛玉道:“先帝在时曾属意吴女和王女,我看二女姿貌相当,分不出谁更美丽端庄,比较起来,似是吴女更为贤淑。”
周太后便做主替朱见深择定吴氏为皇后。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钱太后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谁知大婚之后,皇帝新郎并不贪恋吴皇后的青春美色,而是常常宿在万贞儿宫中,这使吴皇后又气又羞。而万贞儿仗着明宪宗的宠幸,根本不把吴皇后放在眼里。她每次谒见吴皇后时,总是板着脸,甚至故意拿架子,这使吴皇后非常生气,起先碍着明宪宗的面子还隐忍着,到后来实在忍耐不住,有一次惹得吴皇后性起,命宫人将万贞儿拖倒在地,亲自取过杖来打了她几下。
万贞儿找到明宪宗,哭闹不休。明宪宗大怒,要去找皇后评理。万贞儿是个有心机之人,又故意拦住明宪宗不让去闹,说道:“妾已年长色衰,不及皇后玉女天成,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以免皇后生气,妾也省得受那杖刑了!”
明宪宗大怒,立即去见两宫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定要废去。钱太后不便说什么。周太后劝阻道:“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岂不惹人笑话?”
明宪宗坚持要废,周太后溺爱儿子,只得由着他。于是,一道废后诏书下达,命吴氏退居别宫,还将主张选吴氏为后的司礼监牛玉罚往孝陵种菜。在平定曹吉祥叛变中立有首功的孙镗因为是牛玉的姻亲,也被免职赋闲。
万贞儿尚觊觎皇后之位,要皇帝丈夫替她去向太后说情。但周太后嫌万贞儿年纪太大,且出身微贱,始终不肯应允。
过了两个月,周太后下旨,命明宪宗册立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生性软弱怕事,知道皇帝宠幸万贞儿,自己更不是万贞儿的对手,只得处处谦虚忍让,做个傀儡皇后。史书记载,王皇后“终其身不得十幸”,然亦无所嫉妒。
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下皇长子。明宪宗大喜,立即进她为贵妃,又派出使者四处祷告山川诸神。谁知偏偏天不从人愿,未等满月这位龙子竟是短命夭折,万贞儿也从此不再有娠,但是夺取皇后之位的野心并未放弃。她就十分妒恨妃嫔们生子,如知道哪个妃嫔怀胎,她就千方百计逼令喝药打胎。迫于万贵妃在宫中的权势,妃嫔们只有含泪服从。几年过去,明宪宗一直没有子嗣。但他并不知道是他的爱妃万贞儿在中间捣鬼。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为之忧心,明宪宗也为之愁眉不展。
成化五年(1469年),柏贤妃生下一个皇子。明宪宗高兴非凡,大事庆贺,取名祐极。第二年二月,皇子祐极突然生起病来,一天一夜后竟夭折了。宫人觉得太子病得奇怪,偷偷查访,发现是万贞儿派人毒死了太子。但是,谁也不敢去告发。
一天,明宪宗偶尔到内藏观书,与管藏书的瑶族女子纪氏发生关系。不久后纪氏怀了身孕,万贞儿得知后,令心腹侍婢去给纪氏喝打胎药。那侍婢颇有良心,回来告诉万贞儿说纪氏只是得了肚子胀,并不是怀孕。万贞儿半信半疑。
纪氏怀胎十月后,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儿。她知道万贞儿的势力,忍痛将孩子交给太监张敏,让他抱出去将孩子淹死。张敏惊叹道:“皇上还没有子嗣,怎么能轻弃骨血?”于是将孩子藏起来,暗中哺养。明宪宗废掉的皇后吴氏知道了消息,也帮忙养育孩子。
朝廷对皇帝没有后嗣深为关切。大臣们纷纷上奏,力请明宪宗疏远万贵妃,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嫔妃生育子女。虽然万贞儿早已经年老色衰,但明宪宗对万贞儿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对这种请求,皇帝的答复是:“此乃朕之私事。”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某日,明宪宗召太监张敏帮他梳头发,揽镜自照,突然看见头上已经有不少白发,不觉发愁地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鼓起勇气道:“万岁已有子了。”明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哪里还有子嗣?”
张敏这才说了纪氏生子的经过。明宪宗听说后大喜,立即派遣张敏去迎接皇子。纪氏抱着儿子大哭:“今日我儿一去,我恐怕性命难保!”
明宪宗见到儿子已经六岁,大喜过望,取名为朱祐樘,立为太子,又册封纪氏为淑妃。朝廷上下欢天喜地,唯独万贞儿不高兴。不久后,纪妃暴死,谁也不敢过问。明宪宗也不追究,只是下令予以厚葬。张敏见纪妃被万贞儿害死,料想自己也难逃毒手,便吞金自杀了。朱祐樘被周太后接入宫中,严密保护,总算得以安全长大。
万贞儿挟恨在胸,渐渐得了肝病。成化二十三年(1488年),年近七十岁的万贞儿因小事发怒,鞭打一宫女,突然气咽痰涌,暴毙身亡。明宪宗得到消息,忧伤地道:“万侍长去了,朕亦将去矣。”可见皇帝对万贞儿依然情深一片。数月后,明宪宗果然因悲伤过度去世。
明宪宗崩后,身世奇特的太子朱祐樘即位,年十八岁,是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又称弘治皇帝。而此时的大明江山,已然是千疮百孔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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