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勒德·齐夫是个间谍。他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所以我从来不问，但这是我们玩的游戏。还包括网球。

        作为法国大使馆联邦调查局联络处的副处长，杰勒德·齐夫的工作——他被任命的职责是——是在巴黎及法国其他地方的警察部门和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之间担任协调人。我的特调组所进行的一些调查涉及曾在法国和欧洲各国生活过的被提名人，但这不是我们利用杰勒德·齐夫的惟一原因。多年来，他那高卢人的鼻子一直在猛吸着华盛顿的政治空气，而且他在华盛顿环行路内的信息来源经常比我们的更好。

        因此我们一周会一次面，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商业娱乐组合。他是K街上的室内俱乐部的会员，我们通常先在里面打上一盘网球，然后就在俱乐部的吧台边喝上一杯，边处理正事。

        我们还习惯在球局上赌几块钱，在衣帽问里——那地方铺着品蓝的地毯，放着红木存衣柜。散着发霉的旧钞票气味——他做出荒谬可笑的举动，企图把我十年的年龄优势和他平庸得一塌糊涂的触地球技术拉平。

        “我有点……你们是怎么说来着？……maldetete……头疼。”他弯缩着身子系网球鞋带，当他从柜子前的凳子上站起身时，他呻吟起来。“是希腊人，”他继续说道，“……mon Dieu，希腊人……昨晚在他们的大使馆里有个晚会。”他摇摇头，棕色的眼睛露出很难受的样子。“Peut être……也许……也许我们今天就打打球，也许我不该冒险下赌注。”

        我放声笑了。杰勒德·齐夫说的一口完美而地道的英语，不带丝毫口音，除了他和我赛球时。他的英语越糟糕，就说明他更加拼命地想打败我。今天他听起来像莫里斯·谢瓦利埃了。“行啊，你头疼，”我对他说，“但是如果你两分钟内不上场，你就什么都得疼了。”

        他耸耸肩膀，说话不带口音了。“我这次没开玩笑，你这可恶的家伙，总之，关于希腊人的事我没撒谎，还有他们那他妈的茴香酒。今天得让我加用狭场，两个狭场都要。”

        “一个狭场。”如果我让他用两个狭场来到处追打我的话，我谁也赢不了了。

        “好吧，该死的……但是你只能发一次球。”

        我摇着头，“两次。”

        “那就四局……让我四分，我先发球。”

        “两局，我发球。”

        他盯着我，“好吧，就知道会这样，三局，我发球，我加一个狭场。”

        我把谈判转向了更重要的方面，“一百块？”他身子一缩，“我说不准。”他自言自语了一会儿，“三个回合……我发球……加一个狭场。”他摇摇头，“不行。”

        “那你要怎么样？”

        他的语速加快了，这表明他确信已经说服了我，“两百块一局，你让我四分。我先发球，但是不占狭场。”

        我踢着地毯，盯着衣帽间的天花板，暗自咕哝着，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老天，杰勒德，你不如拿枪对着我算了，也省得我们大汗淋漓。”于是我叹了口气，“好吧，好吧，如果你真那么急着要钱……”

        他对我的突然妥协感到很吃惊，想挤出点笑容，但是我没让他得逞，彼此心照不宣。

        他显然并不明白。我从没见这间谍打得这么漂亮过。

        第一盘他打出了平生最好的两个发球，在我发球赢得第一分之前，已是零比五落后。我赢了下面的三盘，像头猪似的汗水淋漓，把他扣死在底线上。

        我们来回跑动着，最后一盘时他使出吃奶的力气击出一个反手球，六平，进人决胜盘。我先发球，一个中线首发得分，他发了下两个球，我们打成平局。然后他接连扣球直打到八平，该他发球。我要做的就是赢得这一分，然后把球朝他的身体猛烈地发过去，让他束手无策，干掉他。

        可是没成功。

        他向我反手位击球，然后冲到网前，大力扣杀，球从我身边飞过，速度比科比·布赖恩特还快。他的局点，轮我发球。一毫之差，我的首发得分未能成功。这一下形势十分危险了。我抛起球，准备发第二次，球划着弧线穿过从天花板上远远射来的一束灯光。我没及时击球，慢了一秒钟，而这一秒钟之差就让我把球打进了球网。

        我怔怔地隔着球网看着他，他咧着嘴像蛤蟆似的笑着，边向前走来，边伸出了手。我晃了晃他的手，朝淋浴间走去，要把一脑子的无法置信冲洗干净。

        洗完后，我们坐在酒吧间单放在一边的桌旁。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曾在挂往伯克利的电话上下的那两百元赌注，把两张钞票拱手交给他。回到赢钱状态就别想了。幸亏我没能去成棋牌房一拼。也许那里的损失会更大。

        “也许你可以去买乐透，”我对他说，“你简直太走运了。”

        他耸耸肩膀，“就是瞎猫有时也能碰上死耗子嘛。”他四下看看，寻找服务生。“来点喝的，普勒？啤酒怎样，还是一杯葡萄酒？”

        我很受诱惑，杰勒德要来的那杯葡萄酒可是一百美元一瓶的，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来杯可乐，”我对他说，“健怡可乐。”

        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表示十分鄙夷。他在华盛顿生活快二十年了，但依然无法理解那些在有酒喝时宁愿喝这种恶心玩意的人。服务员接下点单，片刻就端着一杯可乐、一杯红葡萄酒过来了。我们喝了一会儿，然后进入正题。

        “布拉德利·朗，”他说着拿出公文包，抽出一页纸，从桌子那头递给我，那是一页印有法国大使馆抬头的信笺，上面是简短的备忘录。“普勒，他没什么特别情况。国际警察组织巴黎分部，巴黎大市区警察，没别的。我肯定。”

        我拿起那份备忘录，把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对此并不觉得惊讶。布拉德利·朗曾任驻法国的代理大使，目前被白宫提名任教育部长。他是个很有家庭观念的男人，都说他干净清白，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

        “另一件事，”杰勒德说，“是关于安妮特·休斯·加德纳的。巴黎方面发现了关于她的一些资料，他们还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完成报告。我希望这不会让你陷入期限困境。”

        “不会。”但这当然会的。期限就是期限，胡佛大楼才不管工作是在法国的巴黎还是在得克萨斯的巴黎进行的呢。“你一有点什么就给我吧。”

        我在第二个口袋里拿出了我自己的那张纸，“杰勒德，我有新东西。”我把它递过去，说道，“关于联邦法官布伦达·汤普森，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他点点头。“汤普森在巴黎大学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国际法学研讨会，好像是十年前的事。确切的日期在纸上。”

        杰勒德细细看了一下那页纸。“当然了，我今天就给你查查，下周五应该有答复。”

        “最后期限是下周二，而且这事我没法拖延。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但你能不能用一下你的StU-III电话或是计算机网络？”

        他瞥了我一眼，说到：“对这样的东西我们一年前就不用计算机了。能看到它的人太多，包括你们和神灯计划有关的人。”他又注视着那页纸，“其他还有什么要我查的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查巴黎大学研讨会的？”

        “你还记得约瑟芬·格雷迪吗？”

        “你在布伦达·汤普森的提名上也碰到类似的麻烦？”

        我摇摇头。“汤普森有一个墨西哥裔管家，但是你简直无法相信，她的文件一应俱全：绿卡、完整的国内税务记录，账号上法官支付的分毫不缺的社会保险费等。钉钉铆铆一丝不差。在华盛顿历史上，她该是拥有最完整的证明文件的家务佣工了。”

        “我干吗不惊讶呢？”他抿了口酒，把杯子放回桌子上。“还有白宫，仍然决定要在最高法院里放上第一位黑人女性？”

        对杰勒德老练的故作天真，我笑了笑，还假装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请原谅，”他说，“可是听上去还是觉得你们又出了个格雷迪。”

        我拿起健怡可乐的杯子，饮料一滴滴地落到桌面上。“我根本不想给你造成这样的印象。目前我们手里全是赞誉之辞。有三百页呢，没有一句诋毁的话。”

        “但准会有点什么的，”他的语气很肯定。“你相当明白，否则我们就不需要讨论她了。”他对我板着脸问道：“是巴黎大学吗？十年前？得了吧。”

        我摇摇头。杰勒德和我交情很深，我信任他，就像可以信任华盛顿的任何人一样，但布伦达·汤普森并不仅仅是又一桩调查，无论她有什么情况，我肯定这与法国政府无关。

        “你不会相信我们这些天查到什么程度，”我对他说，“在格雷迪之后，七楼重新制定了章程。”巴黎有爱丽舍宫，伦敦有唐宁街十号，对于联邦调查局，它的圣地就是胡佛大楼的七楼。

        他点点头，“让我想想能做点什么。”

        “谢谢。这很重要，否则我就不问了。凯文·芬纳蒂在这事上盯得我很紧。你要是相信我，就亲自到我办公室来看看。”

        杰勒德拿着葡萄酒杯的手停在了送往嘴边的半空中，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杯子放在桌上，看看手表。

        “四点半，”他说道，“他们可能还在巴黎的办公室里，也许我可以找到他们。”

        他站起身，抓起网球袋，匆忙离开了。

        我的目光追随着他，对他所做的事感到迷惑，更重要的是，我对他做不到的事感到不解。杰勒德·齐夫对人绝顶友好，逢人必握手，无论是与人相遇，还是和人告别，每次都这样，从无例外。除了今天，除了刚才。

        我站起来要走。杰勒德的突然离去使我有空闲的时间可供消磨。也许我还可以去棋牌房，到那里去捣点乱，然后再动身去贾巴拉·阿巴德在谢弗利的住所。不走运的是，交通堵塞会耽误我，让我直到六点才能到阿灵顿，半小时后我就得回马里兰去，但那样还是不行，若赢了钱我没法抽身就走，我也不准备早早就欠了钱把钞票都扔光。

        我暗想，可以回办公室，除非有人进来炸掉了我的办公桌，否则那里还有两三堆山一样高的文件等着处理呢。

        或者我可以去吃饭。

        附近有家意大利餐馆，这我肯定。我可以在餐桌上给莉萨打电话，让她把贝内特的调查结果和关于阿巴德的资料电邮到我的手提电脑上。在七点钟和律师见面前，我还有很多时间来阅读。

        我开车到了K街，向左一拐。圭多饭店就在这条街上。我四下转着脑袋，寻找着这家饭店。

        在圭多饭店的“那不勒斯风味区”，我点了盘意大利汤团，那阿尔弗雷多酱汁虽然会让人动脉阻塞，我却无法抗拒这诱惑。服务生匆忙地走了，我给莉萨打了个电话。

        没等我问，她就说：“人事部门从没听说过罗伯特·贝内特。我打电话给司法部，也没人知道。打到财政部，也一样。我甚至试着打给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他们也没听说过。就算贝内特是个联邦工作人员。可似乎没人知道他。”

        “那么阿巴德·赫尔南德兹呢？”

        “我还在等计算机工作人员把信息给我。一旦他们给了我，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挂了电话，坐着思考，直到服务生送上了我的晚餐。还没等他转身，我就开吃了，但刚吃两口，电话又响了。

        “莉萨，”我抢在她前面说了话，“你正好在我满嘴东西时来电话。”

        “蒙克特工，我不是莉萨，很高兴我们中的一个有时间吃饭。我是贾巴拉·阿巴德。我本来要在法庭呆整个下午，但我的委托人服罪了，所以我可以把见面时间从七点改到六点。”

        我看了看盘子里的食物，告诉她我六点见她。我把电话放在桌子上。我还有半小时，而不是两个小时了。这足够从容地吃一顿饭。我叉起了一两个汤团，还没等送到嘴边，电话又响了。我举着叉子，一边回答电话，这次是杰勒德·齐夫。

        他和往常一样说话很谨慎——坚持使用经过删减的密码——好像莫斯科方面还在窃听似的。得承认他这么做不无道理，而且我还从我们的反问谍人员那里听说，这种情况或许依然存在。

        “没有，”他说，“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记录，无论是这边还是另一边，都没有。”

        “你另外那些”——我支吾着寻找着委婉语——“朋友们呢？”我指的是法国大使馆的情报资料。

        “很难弄到。也许明天吧。”

        我知道，没有书面申请，杰勒德没法拿到这些资料，自从罗伯特·汉森特工的叛国罪被发现后，大使馆下了强制命令，必须要有联邦调查局的书面申请。在发现汉森也染指了法国的事务后，法国人认为再也不能让调查局无条件地获得国际机密了。杰勒德能想出办法的，但他得花点工夫。

        “听到什么传言没？”我问道。法国特工和联邦调查局的一样，对很多最终在实际文件中有用或没用的流言处理得十分隐秘。

        “没。”

        我谢过他，挂了电话，看看手表。交通状况很糟糕，我最好得出发了。我狼吞虎咽了几口汤团，付了账。匆忙出门。

        交通高峰时间比我料想的还要糟糕，去谢弗利不算远，却依然花了大半个钟头。我打电话给莉萨，把阿巴德来电话的事告诉了她，让她别等电脑打印结果，直接回家吧，我还没急需到要让她在办公室坐等的程度。她想出来加入会谈，但是她和我都觉得肯定来不及了。她似乎很不情愿结束工作，我不由得笑起来。特工副手从来不想回家。总有一天她的感觉会变的，或者也许对她来说根本不会有这么一天。莉萨是个意志坚定的年轻女子，心里有着明确的目标。我知道，她在我这里呆不了多久，而且我对此有一种很古怪的遗憾，这令我惊讶。放松点。普勒，我对自己说。你在转盘上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在一生中，你就抓住轴杆一回，安定片刻吧。

        阿巴德所住的街道两边种着冬天里显得光秃秃的白杨树，她那巨大的白色两层楼房说明，她并不是因为亲自体验了贫穷才为穷人辩护的。我把随想曲汽车停在门外，抓起公文包，走上那条砖铺的甬道，来到鲜红色的大门口。我按了门铃，听到丁冬两声铃响，然后是一阵轻微的声音，我觉得是里面什么地方的关门声。我后退几步，等人来开前门，但是没人来。

        我又按了铃，还是没人。我对着大门怒目而视，然后敲了敲，起先敲得很轻，随后越来越响。还是没人来开。到底怎么回事？难道那女人聋了？在我们简短的电话交谈中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确实不能说明问题。电话可以接到助听器上。也许她真有一个助听器，只是在家时不用。

        我大声喊起她的名字：“阿巴德女士！”我喊着，“我是普勒·蒙克！”

        我走近门，侧过头，仔细听着。什么声音都没有。我试着推推门。门没锁。我转了转把手，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我又喊着她的名字，这一次更响了些，还重复着自己的名字，使劲听着，可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想，这么做不行，便把门推得足以探进头去。

        “阿巴德女士！”我高声喊着。“是普勒·蒙克！”

        我给她二十秒钟反应时间，但是她没动静，于是我径直打开门，走进了一个宽敞、铺着蓝色石板的通道。我能看到正式的客厅——很多黑色的家具和刺绣的室内装饰——但是看不见任何生活的迹象。我暗想，她应该在这里，她不可能这样地把门开着，一定是在楼房后面的什么地方，也许是在浴室里，或是在远端的卧室，在她听不到我声音的地方。

        我又叫喊起来，然后走了十几步，进入客厅，像一个懂规矩的特工那样等着她。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的住处走得那么深，对谁都谈不上懂规矩了。我不愿意有人看见我站在她的客厅里，便赶紧回到前门。

        “阿巴德女士？”我在门口喊着。我又等了等，她还是没有出现。这下我急了，我们是约好的，今天要和她谈话，我再也不在乎了。我又进了屋，这次一直走到客厅的另一端。

        一条长长的走廊从我的右边通向房子后部，我把头探进去，又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并把我的名字说了一遍。我侧着脑袋，觉得听到她在里面，好像有动静，有点声音。她在里面，我听到了，但是我不能直接走进她的卧房。我有了个更好的主意，便去掏自己的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可想起我把电话丢在车里了。我正想转身去拿，但没等我动身，就听到一阵不同的声响，是一阵低沉的呻吟，很清晰，是有人在痛苦中发出的声音。

        “阿巴德女士，”我叫着，很快地朝那声音跑去。“你在吗？没事吧？”

        呻吟声更大了。

        我沿着走廊朝那声音冲过去，进入右边第一个开着的门，马上停了下来，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房间中央椅子里的女人身上。那女人被绑在椅子上。我的眼睛瞪大了，一阵触电般的震惊撼动着我，迅速蔓延到我的肩膀，一直到我的脖子后面。

        上帝呵！

        我朝她身边冲去。我冲到那里时，她又呻吟起来，但不是因为她看见我过去了。

        她的眼睛也被绷带蒙住了，但是即使不蒙，那双眼睛也已不管用了。

        她窄窄的脸被毁得血肉模糊，鼻子侧着坍倒在脸上，下颚被打得脱了臼，从那不寻常的角度看，它是被打碎了。她的嘴角被撕裂，由于重重的打击，牙齿嵌进了皮肤，我都可以看见一个个凹痕。她右手满是鲜血，膝盖上是一截被切断的手指。

        我弯腰凑到她耳朵边对她说道：“你现在安全了。”尽管我不知道她能否听到我的声音。“坚持住，援助马上就到。”

        我听到她试图说话，就把耳朵凑到她嘴边。

        “联邦调查局，”她拼命地低声说了出来，声音微弱而嘶哑。“蒙克……蒙克特工。”

        “是我，”我对她说，“我在这里，请再坚持一会儿。”

        她瘦弱的身体僵直了，然后坍缩了下去。头垂在胸口。我伸手查查她脖子上的脉搏，意识到我这是在浪费时间。她需要很多帮助，远远超过我所能给予的。一辆救护车、护理人员、最近的急救中心。

        我急忙从她身边绕过去，抓起桌上的电话，猛按着911，拎起话筒，“警察局急情处。”我听到了声音，但是没等我说话，身后飞来猛烈的一击，把我撞到了最靠近身边的墙壁上，又从墙上跌倒在地板上。我爬着站起身，转身去搏斗。

        面对面站着一个蒙着黑布的大个子。他急着想结果我，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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