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个头比我高几英寸，体重至少比我重了五十磅，但我还是设法打出第一拳，拳头从左边直奔他的喉结。他一挥手挡开了我的拳头，如此块头的人，出手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我抬起右腿，从侧面踢他的膝盖。他一扭身子，我又踢了个空，只碰到了他岩石般坚硬的大腿。接着他回了第一拳，我赶紧一闪，可是太晚了。他的右拳击中我右耳耳垂，我的脑袋嗡的麻木了。我踉跄地后退着，单膝着地跌倒了。

        我的头脑里一阵尖锐的呜叫，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明白自己必须尽量保持清醒。我挣扎着站起身，摇晃着脑袋，听着那呜叫声渐渐消退。我想起在阿巴德身旁的地板上我公文包里的手枪，我得把搏斗引到那个方向去。

        那大个子右腿向外一摆，迅速而敏捷地向上踢出一条弧线。我用左胳膊挡住自己的头部，但是他骗过了我。那双黑皮鞋猛踢向我的肋骨，我又倒下了，视线一片灰蒙蒙，边缘部分出现了黑色。那呜叫声变得尖厉起来，在我竭力凝神思考如何保住性命时，黑暗向我袭来。

        站起来！我听到内心有个声音在喊。去拿武器！

        我的腿在硬木地板上挣扎着，直到我四肢全部着地。我用胳膊推着身子往前去，没爬上半路，他便又踢出一脚，朝着我肋骨的同一个位置，但这一次那腿的距离更近。我脑袋里立刻涌起了各种颜色——红的、紫的、黄的。我大口喘着气，顾不上每一次击打带来的刺痛，依然双手双膝着地，垂着头。我知道他正在迫近。他自信没有危险，似乎急切地想结果我。

        我小心地不朝他看，只从眼角瞥了一下他的黑皮鞋。转眼间他就朝我俯下身来了。我拱起背，做出要呕吐的样子，然后利用这样的姿势左胳膊一挥离开了地板，径直将拳头猛向他鼻子砸去。我听到闷闷的碎裂声，他的鼻软骨塌了下去——我忍着手上的剧痛，看到他向后踉跄着退去。我抬起头，想看看我究竟把他伤到什么程度，但其实我不必费心了。

        耶稣基督，这人是谁？

        鲜血从他面部中央喷涌而出，但是他没有发出声音。他的鼻子被砸得倒向一边，但是他没有任何反应，什么反应都没有。他只是把手放到脸上，把那堆东西又推回原处。听着那碎软骨喀吧直响，我不由得浑身一缩，但是他立刻又冲过来了。

        我又一次竭力站起身，但只能跪站着。我举起手继续击打。暗想着恐怕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把我的脑袋砸开了。

        可是他突然停住了，侧着头。虽然我耳朵里一直有嗡嗡声，还是能听到外面微弱的警笛声。他迅速走过我身边，夺门而去。我费力地站起来，想要追赶他，试着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前面，但身体不听使唤。我倒在了贾巴拉·阿巴德身边。我再次努力站了起来，终于出了房间进入走廊。我盯着敞开的前门，那大个子已不见踪影了。

        我转向阿巴德，她已经没有活着的迹象了。这次我真的测了一下她的脉搏，首先是脖子，然后是手，最后是踝部，都没有跳动。她死了，或者已经垂死，我救不了她了。

        我打开公文包，抽出了半自动手枪，走到前门，跨了出去，来到门廊时正看见最前头的两辆黑白相间的谢弗利警察局的车刹车停在屋前。驾驶员从车里跳出来，蹲伏在车后，举着武器。紧接着，耀眼的聚光灯直接射向我的眼睛。我朝他们冲过去，但立刻就意识到目前的情况，便站着不动了，我是个携带武器从一幢发出了911求救电话的房子里出来的人。他们受过的训练就是要击毙这样的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就算他们杀了我，我也几乎不能说他们做错了。

        我把枪扔在右边草坪上，但是强光晃眼。看不见丢在了哪里。我高举着手，大声说道：“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我就是打电话的人！屋里有个女人死了！我的枪在草地上！我的证件和徽章在口袋里！”

        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

        “慢着，”一个深沉的声音命令道，“请你非常缓慢地把身份证从口袋里拿出，扔过来。然后转身俯卧，呆在那里，直到我们允许你起来。”

        我照办了。我把封面嵌着金色徽章的黑色证件扔了过去，这一次还是不知道丢到了哪里。我转过身，按命令俯卧着。肋骨处灼热的戳痛让我猛吸了口气，右耳有一阵剧烈的抽动，我明白，那阵麻木已经消散了。我想抚摩一下自己的耳朵，但是知道最好别这么做。在他们确信我没有威胁时，我不敢动弹。而这得等到他们拿到了我的枪和身份证，然后给大区分局打电话确认了我的身份后才行。

        这花了一分多钟的时间，感谢上帝，在聚光灯关掉之前，我听到更多的车子来了。我被告知可以站起来走到车子那边去。我照办了，眼睛也慢慢地适应了，足以让我看到鲜红的救护车，六七辆黑白相间的小车，还有一辆车上没有标记，但肯定是谢弗利警察局的，跟着的是一辆灰色轿车，前车门上印着“乔治亲王县法医院”字样。警察和医护人员匆匆经过我身边，进入了房间。一只手从后面搭上了我的肩膀，我转过身，看到一个高高的、瘦削的男人，穿着浅蓝色西服。他拉开自己的上衣，让我看了看别在腰带上的徽章，自我介绍说是谢弗利警察局的巴拉警长。他没说自己的名字，我也没问。

        “老天，”他说，“这里发生了什么呀？”

        我微微地吸了口气，肋骨上的痛觉此时已完全可以感觉到了。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朝我皱皱眉头说：“但是你有枪呀。”

        “在我公文包里。”

        “你没带身边？”

        “以为就是例行公事，没必要带。”

        “天哪，”他说着，摇了摇头，“你们这些联邦人员。”

        我盯着他，感到脖子后面发烫。“瞧，伙计，你问这里发生了什么，问他们吧。你对我有意见，去胡佛大楼说好了。”

        “好了，好了，”他说道，“我的意思是，在这种事情上你得有所准备。”他看看前门，门现在敞开着，警方人员在犯罪现场来回忙碌着。“看来，你要告诉我的是，这位女士撞上了什么疯狂的入室劫犯。”

        “其他还会有什么可能呢？”

        他注视着那幢大房子，“房子不错，可是老天！你瞧瞧这家伙都对她干了什么……她的手指，他娘的。她宁死不让步，到底这里会有点啥呢？”

        “钱吧，”我说，“也许是某种艺术收藏。”我也这么相信的。虽然那日记的事差点脱口而出，我还是不准备大声说出来。还不到时候，不能告诉他。

        他瞪着我，摇摇头说：“别糊弄我……别想糊弄我。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家伙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警长说道：“你说吧，联邦调查局给我们打电话，一个女士死了。会是什么情况？”

        “屁事。”

        “肯定是屁事，”那语气变得很讽刺，“但你决不会相信发生的屁事。”他回头看看阿巴德的红色前门。“我需要你的陈述。我们进去办。”

        我点点头，跟着他从走道进了房子。客厅里满是凶杀调查人员和犯罪现场的专家，我们推挤着走了过去，沿走廊一直到了阿巴德的家庭办公室。走到她尸体边。这么多人，我思忖着，不过我明白其中的原因。谢弗利警察局是个大机构，要应付许多坏人坏事，可是在同一所房子里，一个律师死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被人狠揍了一通，这样的事情肯定让这些人的热血异常喷涌。我转头避开了十几台相机炫目的闪光，然后跟着巴拉警长进了紧挨在客厅后面的一间正式餐厅。我们坐在那张长长的、明净闪亮的大理石餐桌旁。他从上衣内口袋里抽出了一本小笔记本。我再次陈述了一遍所发生的事，但语速慢多了。

        我说完后，他问了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为什么去这所房子？

        “贾巴拉·阿巴德是一位申请政府职位的女士的大学室友，”我告诉他，“对我这行的人来说，这同样令人感兴趣。”

        “不止这点，蒙克，远远不止。比如说，你先说个名字，我指的是，那个要在政府工作的女士。”

        我摇摇头，“这与这里所发生的事无关。相信我，我在这里是纯属巧合。”

        “相信你？”他环顾了一下手下的人。他想让他们都注意我说的话，想一起笑我竟会这么说，这让我很是吃惊。“瞧，蒙克，你是谋杀的目击者，惟一的目击者。你肯定明白自己也有嫌疑。怎么可以信任你，而这一点倒是你得相信我。”

        我告诉他：“我们有规定，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名字，也不能这样做。”

        “我不管你的规定。这是谋杀案调查，我的地区检查官不会允许你对我们封锁事实的。”

        “这自然，我的头也不会允许。”这旬谎话甚至没引起他的任何反应。“我的意思是，我需要首先和他们商量一下。”

        “那你最好现在就商量，”他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样的案子冷得非常快。我们没时间玩政治。我还需要你的指纹，以证明你与此事无关。一个技术人员可以办。”

        “你到局里去找好了。等你回到办公室，指纹就到你的实验室了。”

        他摇摇头，张嘴想抱怨，然后又闭了嘴。巴拉看上去大约五十岁了。他很老到，知道适可而止。当然了，他不会停止努力的，不过他准明白能从我这里获取的就这么些了。

        在我回到父亲这处荒唐的住所时，几乎是十一点了。蒙克牧师所买下的这幢根本没有售出可能的网格穹顶房子，再好不过地证实了他的痴呆，这一举动使他再次住进杰克·奎格利的护理院，留给了我一幢这世上没人会买的房子。

        我匆匆走进大门，走上螺旋式楼梯到了卧室，这时我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了。我径直走向床头柜上的电话机，从挂钩上拿起听筒，把电话机放进柜子，脱掉衣服，胡乱一扔，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咕哝，翻身上床，现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就肯定是晚上好好睡上一觉了。

        但是二十分钟后，我还是醒着，我坐在床上，呻吟着，满心的挫败感。我那挨过打的身体除了想睡觉，没别的要求，可是我的脑子却不愿这么做。脑袋开始活跃起来，充满了各种念头，各种未成形的想法，以及半是妄想的思绪，它们把我的脑袋搅得就像从前面塞迸了潮湿衣服的烘干机，一圈圈地转着，直到几样东西开始浮现出来。起先是一个数字，实际上是一个年份——1972，是1972年。然后是我和贾巴拉·阿巴德的电话交谈··以及这位律师很不愿意重复告诉我她对那个神秘的罗伯特·贝内特说过的话。就是那件她当时认为十分重要因此记人了日记的事情。

        在阿巴德和布伦达·汤普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那一年让人感到颇有问题呢？我感到很迷惑。

        在我绞尽脑汁寻求答案时，想起了阿巴德临死时的话。

        联邦调查局，她是这样低声说的，还加了句蒙克特工。

        她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是：不管我是谁，我应该给联邦调查局的蒙克特工打电话？

        难道，她知道我才是她要与之谈话的人？

        接下来的问题使我的喉咙发紧，肋骨更加痛了。那如果她竭力想说的是那个折磨自己的人的名字呢？

        老天。

        罗伯特·贝内特，特工贝内特。或者——也许莉萨在人事处核查过后就已经说清楚了——没有贝内特特工这个人。也许阿巴德见过他的证件，以为他就是我了。我躺在枕头上，注视着天花板，想找到线索——希望从网格穹顶上飞下个什么神来，把真相带给我——可是没有。除了另一个声音外，什么也没有，这次这声音听起来非常像马特·德拉吉。

        那声音告诉我，“别支吾了，蒙克，你知道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汤普森法官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谎言将被揭穿，就派了个人去杀了她昔日的室友，让她闭嘴不说出1972年发生的事。”

        肋部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无法大声笑出来。

        老天，德拉吉，我说道，最高法院的被提名者是不会杀人的。联邦法官和职业杀手不会有任何关系，只会把他们作为证人保护起来。我也许被打晕了，但我确信自己没有疯。

        而且即使我疯了，这里也还是有个更大的问题，即布伦达·汤普森利用罗伯特·贝内特去打贾巴拉·阿巴德这件事。且不说认为联邦法官会卷入酷刑和杀人这样的想法简直是精神失常，汤普森法官甚至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阿巴德，或者我们会找到她。我办公室的人不会告诉她我今晚在谢弗利的约会，除了我——还有莉萨，那是我从餐馆给她打了电话之后——没人知道，当然啦，还有贾巴拉·阿巴德。

        我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已经午夜了。该死的，我得睡了，休息不好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决定看电视催眠，这总比用一大车的药片和老酒把我放倒好。我伸手去拿遥控器，但是手停在了半空中，因为我似乎听到了午夜时分不该在安静而且小小的住宅区里发出的声音。

        是关门声。是车门被关上的声音。或者是车后盖被关上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

        我坐起来，朝床上方坡墙上舱形窗伸出手去，打开窗子。雨停了，冬天的空气宁静得能让人听出很多声音。我竖着耳朵听着，又听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这肯定是人沙沙地踏过沙砾发出的声响，一声接着一声。

        我倾过身体，靠窗更近了些，但是那沙沙声消失了。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一条沙砾通道，它位于穹顶屋和我常常用作储藏室的那个太过陈旧的车库之间。除非我是在做梦，一定有人在这条路上，或是在这条路的附近。我下了床，闪到梳妆台边的窗户旁，把窗推开，我的头侧向车库那边。

        没人，什么声音也没有。

        突然我又听到了同一条路上的脚步声，这次只有一声，然后又安静下来。

        我回到床上，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抽出我的备用武器，那是一枝史密斯和韦森点38口径手枪，枪管长两英寸，里面装着五发子弹，上了保险。我暗想，自己是有些反应过度了，但我才不在乎呢。肋骨依然痛得厉害，让我一直对那个蒙着黑面的大个子耿耿于怀。我想像着他从后门溜了进来，我瞥了一眼我的手枪。五发子弹可能不够……可能只够让他发怒。

        我握着左轮手枪，踏着地板走到了卧室的壁橱边，抓了一条裤子和一件t恤衫穿在身上，脚踏进了一双运动鞋，蹑手蹑脚走下螺旋形楼梯，进入客厅。我双手握着手枪，穿过客厅的后面，通过拱门进入厨房，来到后门边。

        看见门把手在转动，我立刻停下脚步，接着就听见有人试图撬开门锁时的刮擦和敲击声。

        我抓住门把手，将门猛地推开，跳了出去。一条胳膊从右边朝我抓来，我猛一转身，手指全扣在了扳机上，我听见一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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