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去了“老鹰和小孩”酒吧。塞尔登和洛尔娜取笑我一杯啤酒喝了那么长时间。

        “不能喝得更慢了……也许可以，也许可以喝得更慢。”洛尔娜模仿着魔术师低沉的、有点嘶哑的嗓音说道。

        演出结束后，我们在拉万德的化妆室待了几分钟，但塞尔登最终没能说服他跟我们一起来。“哦对，这是那位年轻的怀疑者。”当塞尔登向他介绍我时，他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接着当他得知我跟他一样是阿根廷人，便用一种听起来好久没有用过的西班牙语对我说：“魔法得以被很好地保护要归功于怀疑者。”他很疲惫，又用英语对我们说。他的表演时间越来越短，但骗不了他这把老骨头。“我离开牛津前咱俩得再谈谈，”他对门口的塞尔登说，“希望你在我借给你的书里能就你问我的问题找到什么。”

        “你问了魔术师什么问题？他跟你说的是什么书？”洛尔娜满怀希望地问道。

        啤酒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恢复同志情谊的效果，我在她和塞尔髓碰杯时脸上的笑容中就已经察觉到了，我还想知道他们的友渲到底有多深。

        “我把打击乐手之死的情况告诉他了，”塞尔登说，“是我在回想起克拉福德夫人之死的样子时脑中一时闪现的念头。”

        “啊，是啊，”洛尔娜激动地说，“心灵感应师的那个案子。”

        “那是皮特森调查的最有名的案件之一，”塞尔登转向我说，“克拉福德夫人之死是这样的，她是个老富婆，领导着当地一个招魂术团体。那年世界象棋冠军赛资格赛在牛津举行。一个印度的心灵感应师来到牛津，于是克拉福德夫妇就在他们的府邸组织了一个私人晚会，要进行一场远程心灵感应的试验。克拉福德夫妇家在夏镇，离你住的地方很近。心灵感应师待在福利桥，是在城的另一头。这个距离就是要创造某种记录。克拉福德夫人欣然提出当试验的第一个志愿者。经过一番隆重的仪式，印度心理感应师为她戴上一个头盔，让她坐在起居室中央，然后他离开房子到桥那里去。到了指定的时刻，所有的灯都被熄灭。头盔是带荧光的，在黑暗中闪着光芒，观众能看到克拉福德夫人的脸处在神秘的光环之中。三十秒钟过去了，突然间就听到一声恐怖的尖叫声，紧跟着一阵如同煎鸡蛋发出的噬嵫声。克拉德福先生再打开灯，发现老夫人已经死在了椅子上，头颅已完全烧焦，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作为嫌疑人，可怜的印度人被投进牢里，直到他最终澄清说那个头盔是完全无害的，只是一块布料上涂了荧光颜料，旨在营造出一种特殊效果，才算过关。他和其他人一样疑惑不解：他在许多国家，在各种天气情况下都表演过远程心灵感应，而那天的天气又特别晴朗。皮特森立刻把克拉福德先生看做怀疑对象。众所周知，他和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子有染，但是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证据来控告他，而且也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做到的。皮特森指控他只是基于一个原因：那天克拉福德夫人戴了被她称为‘盛装假发’的头饰，内含一个金属丝的小网。所有人都看到就在熄灯前，丈夫深情地吻了妻子。皮特森认为就是在那一刻他将一根电线接到了假发上想要电死她，后来又借口帮助她的时候把电线拿开。这并非不可能，但是正如在之后的审判过程中所证实的那样，这么做是相当困难的。克拉福德的律师则持相反的不同解释，这个解释很简单，但说得很精彩：如果你看一下地图，你会看到在夏镇和福利桥的中间刚好是正在举行象棋冠军赛预选赛的剧场。就在死亡发生的时刻，差不多有一百位棋手正聚精会神地在棋盘上厮杀。辩方坚持认为由心灵感应师释放出来的脑能量在穿越剧场时，因加上了棋局间汇聚的能量而突然增强了，因而像龙卷风一般袭击了夏镇……总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只是一阵无害的脑波，结果却产生了闪电般的力量而电死了克拉福德夫人。对克拉福德的审判将牛津分成了两大阵营。辩方将大群大群自称能洞察别人思想的人和号称超自然现象专家传召到法庭上作证，可以想象，他们用常见的伪科学术语，搬出种种荒唐的解释来支持律师辩护的理论。奇怪的是，这种理论越疯狂。陪审团以及全城居民，似乎越容易相信。当时我刚刚开始关于推理美学的研究，并且对于某个诱人的念头所能具备的说服力深深着迷。也许可以这么说，的确，陪审团是由那些未必经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组成的，他们更习惯于相信星座、或者塔罗牌，而不是去怀疑灵学大师或者心灵感应师。但有趣的是，全城的人都接受律师的这个想法，愿意相信它，而且这并非由于非理性主义，而是依赖于所谓科学理由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在合理范畴内的战斗，而关于棋手的说法，比起在假发上通电线的说法来显得更诱人，或者用画家的活说，就是更有创造力。正当一切似乎都在朝克拉福德有利的方向发展时，《牛津时报》刊登了一封女读者的来信，她叫洛尔娜·克莱格，是个超级侦探小说迷，塞尔登说着将他的酒杯朝洛尔娜的方向指去：两人都笑了，似乎分享了一个老笑话。

        “来信只是指出在过去某期《艾勒里·奎恩》杂志上有个短篇小说也写到了一起相似的死亡，也是通过远程心灵感应，唯一的区别就是，脑波穿过的是正在罚点球时的足球场，而不是一个棋手大厅。滑稽的是，现在克拉福德的律师提出来的这种脑力风暴理论，在小说中是被当真的，就是死亡事件的答案。但是人性是多么善变啊：当人们知道克拉福德有可能只是模仿这种做法时，所有人就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他的律师竭力向陪审团证明克拉福德并不怎么读书，不可能读过这个短篇小说。但这没用。那个说法，由于是重复别的案例，现在已经失去了部分吸引力而显得很荒唐，好像是某种只有作家才想得出来的事情。这个陪审团——用康德的话说，是一个由可能犯错误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最后判决克拉福德有罪，尽管并没有找到能证明他有罪的其他证据。法庭判了他终身监禁。这样说吧：整个审判过程中唯一一件呈堂证据，就是那个可怜的克拉福德从未读过的幻想短篇小说。”

        “可怜的克拉福德炸焦了他的妻子！”洛尔娜感叹道。

        “你看到了，”塞尔登笑着说，“有些人就是确信他有罪而不需要任何证据。不管怎样，音乐会那晚我又想起了这个案子。你应该还记得，那个乐手的窒息是在乐团刚进入高潮的时候发生的：于是，我就问拉万德远程催眠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把一本关于催眠术的书跟演出门票一起给了我，但我还没时间看。”

        一名女服务员走来为我们点单，洛尔娜说我应该尝尝鱼和薯片，然后便起身去洗手间。等塞尔登点完东西，女服务员走开后，我将装照片的信封还给了他。

        “你能想起点什么吗？”塞尔登问，见我面带迟疑，他便说，“这很难，是吗？回到最初，好比你什么都不知道。把后面发生的事情都从脑袋中清空。你看到什么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了吗？”

        “只有这个：我们发现伊格尔顿夫人的尸体时，她的腿上没有盖毯子。”我说。

        塞尔登朝后靠到椅子里，一手撑着下巴。

        “这个……看来有点意思，”他说，“对了，你既然提起来，我倒是清楚地记得，她腿上总是盖着一块格子呢毯子，至少出门的时候是这样。”

        “贝丝确定她两点下楼的时候她奶奶还盖着那块毯子。警方找遍整个屋子也没找到毯子。皮特森探长连提都没跟我们提。”我气呼呼地说。

        “嗯，”塞尔登略带嘲讽地说，“他是负责这个案子的探长嘛，也许他觉得没必要向我们汇报每一个细节。”

        我不由地笑了。

        “但我们知道的比他多。”我说。

        “那也得从我们熟悉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角度，才可以这么说。”

        他的脸色阴沉下来，似乎这话突然让他想起最害怕的什么事情。他朝我侧过身，压低声音悄悄说：

        “他女儿告诉我说他晚上失眠，有好几次她大清早看到他还醒着，还在努力阅读数学方面的书籍。今天早上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他跟我一样担心星期四太迟了。”

        “但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说。

        “后天……”塞尔登重复道，想给这个西班牙语的表达方式赋予意义。“明天之后的那天。问题是，明天可不是寻常日子。这正是皮特森打电话来的原因。他要派些手下去剑桥。”

        “明天剑桥有什么事？”洛尔娜回来了，她又带了三杯啤酒过来，分放在桌上。

        “我怕都是因为我借给皮特森的那本书惹的祸，书上对费马大定理的故事作了颇为奇特的叙述。这是数学史上最古老的未解之谜，”他对洛尔娜说，“三百多年来，数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力求攻克它，明天在剑桥大学，他们可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证明它。那本书追溯了对毕达哥拉斯三元组猜想的起源，这是那场大火之前，他们最早的秘密之一，正如拉万德所说，当时魔术尚与数学紧密相联。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字的属性和彼此间的关系是某种神的密码，不应当在学派之外传播。他们可以传播毕达哥拉斯定理，但这是为了日常生活之用，而决不能泄漏如何证明定理，正如魔术师立誓不泄漏魔术窍门一样。违反这一规矩的人要面临处死的危险。我借给皮特森探长的那本书称费马本人从属于一个不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门规森严、时代更近的组织。他在那本丢番图《算术》的页边空白处写下的著名笔记中宣称，他能证明这个假设，但书上空白太少，写不下了。可是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留下的档案中怎么也找不到他任何证明费马定理的材料。我估计引起皮特森警觉的。是围绕着这个定理的历史而发生的一些离奇死亡事件。三百多年中当然死了很多人，包括那些快要找到定理证明方法的人。但那本书的作者很狡猾，他把其中一些人的死写得好像真的很可疑一样，比如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谷山丰的自杀以及他给未婚妻的奇怪遗言。【谷山丰和志村五郎是东京大学两名年轻数学教师，因为在图书馆借阅同一本数学专著而相识，开始共同研究一些数论问题，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合著《现代数论》。但是在谷山丰准备婚礼前一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在自己公寓中自杀，留下的遗言第一段写道：“直到昨天，我自己还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但一定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近一段时日以来，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感到很疲倦。至于我自杀的原因，尽管我也不了解我自己，但这绝非由于某件特殊的事情，或者某个特定的原因。我只能说，我被对未来的绝望所困住。或许有人会因为我的自杀而苦恼，甚至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击。我由衷地希望这件事不会为他们的将来带来阴影。但无论怎样，这实际上都是一种背叛。我请求你们原谅，将这作为我最后一次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毕竟终其一生，我都在以我自己的方式行事。”

        两个月后，他的未婚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遗书中写道：“既然他去了，我也必须和他在一起。””

        “照这么说来，那些谋杀案是……”

        “一个警告。”塞尔登说。“给数学界的一个警告。我已经同皮特森说过，我认为那本书中所阐述的阴谋，基本上是想象力丰富的一派胡言。但有件事很令我担心：过去七年里，安德鲁·怀尔斯一直在做一个绝密的研究工作。没有人知道他会拿出什么证据证明费马最后定理。他从不让我看他的任何资料。如果在他做报告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他的资料也消失的话，那恐怕又要过三百年才会有人来重复这一论证。这就是为什么皮特森派人去剑桥大学的原因，虽然与我的想法不一样，但仍不失为好主意。如果安德鲁遭遇什么不测，”他说着，脸色再次暗下来，“我绝不会原谅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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