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就是个独一无二的孩子——因此自然形成功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我的名字叫高佑大：真教开足玩笑，因为本人十分矮小。全部算上，分毫不差，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三英寸。在巨入充斥的世界上，那八分之三的零头对个侏儒来说弥足珍贵。

        这是命运捉弄我的头一件事。另外还多着。举例说明，我三个月大便成了孤儿，当时我父母在一次突发的断桥事件中亡故，出事地点是邻近爱阿华州，奥斯卡路萨的臭鼬河。起重机颤巍巍的抬头时，我整个被摔开在一边，后来发现，我躺在一丛月桂树里，正乐呼的吮着脚趾。

        人家说这是奇迹。那当然，做孤儿的并不是他们。几年后，赵若苛教我做侦查员的时候，说了句一针见血的话。他自以为罹得胃癌，担心害怕个把月之后，刚才明白得的是小小一点溃疡。只不过是胃溃疡。每个人都冲着他说真是福气。

        “这福气，”赵若苛说：“是指一椿事不关己的事儿。”

        我由我母亲的哥哥和他太太华非洛夫妇一手带大。他们是很平常的一对。不过人挺和气亲切，给予我不少关爱。我真希望对他们那三个儿两个女儿，全比我年岁大（比我个儿大），也能说上几句好话。不过，我总以为被人视做闯进来的不速之客是理所当然；我随时应该切记自己矮人一截的尺寸和没爹没娘的身分。

        舅舅在爱阿华州，阿吐马开一间五金铺子。生意不算兴隆，还够养家糊口，所以，倘若是我必须穿着几位表哥们穿戴不下的旧衣物，于情于理似乎都不该有烦言。

        我高中念得不赖，经济情况又有需要起见，遂获得格仑福学院的一个奖学金。奖学金小，这所文理学院也小。就读期间，我打过各种工：侍应生、电影院带票、加油站油员、足球队助教等等。暑假都在五金铺打杂。

        我志在当律师。但是到我以优等成绩取得文学学士的时候，便彻悟法律学位于我实在是心余而力绌。

        一个小矮人在高大的美国只有一样抉择：他可能变得晦暗、劳碌、歹毒；或是是伶俐、开朗、热诚。我选定后者，管它体积不够大，钞票不够多，我总要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一下；这个世界是大，我不得不上童装部去买衣服。

        于是，穿上一套登样的蓝西装，我踮起脚尖吻别舅舅、舅妈和诸位表哥表姐们，搭上驶往纽约的巴士，自觅前程。心中说不出的快活。

        在这个大都会的头几年，我住宿在第二十三街的男青年会，干了一连串差劲的工作：洗盘子工、菜店店员、马铃薯削皮器示范员等。过着几乎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没半个朋友。闲时都泡在博物馆（那儿没出入管制）或是公共图书馆里。我一直是个有看无类的读者。巴尔札克、雨果、大仲马、西奥多德莱塞全是我最喜爱的作家。历史、传记、法律味足的小说，如狄更斯的作品，也一样看得。

        现在该向各位说说我的性生活。这要不了您多少时间。

        美国的社会，矮人在情场上注定失意是个不争的事实。我看过研究报告的结果，证实在美国，成功与体型成正比。大多数的公司主管都是个子高大，相貌堂堂的汉子。大多数成功的政治家都昂藏六尺的伟丈夫。甚至有名气的律师法官、内外科医生，好像全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再下来，推销员、警察、职业足球队员和酒保也一样。尺码和吨位确实大有讲究。

        所以，我认为大多数女人跟定一位果断、进取、精力充沛、成功指日可待的、又高又重的男人是属必然。一个小矮子，尤其是一个又小又缺钞票的矮子，太容易成为被消遣、可怜、轻视和打心眼里就排斥的对象。

        其实不然，在格仑福学院（男女合校）四年期间，我学到一个宝贵的真理。那就是，如果我想赢取芳心，切不可东施效颦，乱模仿大个子的言行举止。夸大本身的缺陷、体格上的柔弱和性格上的温驯，反而奏奇效。

        不管拥护女权运动的人士会怎么说，我认为多数女人都拥有强烈的“母性意识”，她们对无依靠的人，特别是男性，会产生发自肺腑的温馨回应。这也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攀牢不放的一根救命索。等她们搂我上膝头一面软语温存之际，我便知本人已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在正式的故事上场前的六年里，毎逢节庆我都在梅西百货公司任临时店员。圣诞节后，我又失业。所幸袋里有钱，还够逍遥一个礼拜。我吃几顿大餐、闲步曼哈顿、逛博物馆、上图书馆、看芭蕾、外带约会一位在男士内衣部服务时认识的年轻小姐。我们进中国饭馆、看电影，随后我就爬上她的膝盖头。

        过不久，手头开始拮据，就买一份星期日时报，耗一整个下午拿红笔猛圈征人启事。周一早晨出发，向曼哈顿东半部进军。在我名单上排列第四的一则广告，是一家法律公司征一名收发室差童。我二十六岁，不晓得还够不够格当“差童”。如果必要，我想我可以谎报年齢。也可能没这必要。我除了矮，骨架也小，而且又排。头发淡黄、眸子浅棕、五官端正。隔天刮一次脸。自认外貌十足少年，通过初审该无问题，于是乎，我就这么上了。

        “四杰”——泰尔（t）、区（O）、阮（R）、铁（t）四杰法律公司——座落在曼哈顿摩雷山区，东三十八街。是一幢改建的五层楼公馆。上午我稍迟到达时，应征的人已排至街心。老老少少、穿新着旧、高矮肥瘦，各式齐全。而我，当然是最矮小的一位。

        “应征的？”我问排在长龙末尾的那位仁兄。

        他苦哈哈的点头，我站到他后面。不过几分钟，我身后又排了不少人。

        紧接着我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队伍移动得相当迅速，出来的人跟进去的人一样快。真应了一句：乘兴而入，败兴而出。

        我前面的仁兄一把逮住一个出局的人。

        “怎么回事？”他问。那人狼狈地摇着头。

        “莫名奇妙，”他说，“不谈。不写。也不问。那个大佬官对我瞧一眼就说：‘抱歉。你不行。’就这样。毛病！”

        我随着长龙向前移，过街上楼，穿堂入室，到了一间气派非凡的门厅，有着圆拱形的天花板和镶胡桃木的墙壁。队伍一推一冲就上了一道宽敞铺地毯的楼梯口，害我不及细看墙上框着的克里尔艾伍兹式的版画。

        上了二楼。队伍歪歪斜斜的晃进一条长廊，停在一扇厚重的镂花橡木门前。门关着，靠边置着一张小办公桌，桌后面坐着的，是一位纹风不动、面无表情的年轻妇人。每当一个应征者从橡木门里给撵出来的时候，她就喊“下一个！”

        我一路听得“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两只眼睛怎么也没法离开那位标致的守门神。我见到漂亮女人的直觉反应总是很绝望。她们对我来说高不可攀，远不可及，几乎远在“天边”。

        队伍挺进极快。我发现自己居然是第二个站在这扇生死门前的家伙。

        门开了。原先站在我前面的那位苦哈哈的仁兄走了出来，头垂着。一声“下一个！”我便跨进门里，轻轻带上门。我模糊的意识到这是间很大、很暗的房间，一列列的法律书籍都排在玻璃柜里。还有几把高脚椅，一个地球仪，脚架上支着好重一本字典。

        不过真正占满这间房的是一张雕满花的巨型红木桌。桌上没搁文件，倒规规矩矩的摆着台灯、吸墨纸、笔筒、信拆、剪刀——全都包着皮面或是镶着皮边。还有一座电话对讲机，上面是成排的按钮和小灯孢。连话筒都有个皮把手。

        坐在桌后的那个人似乎也裹着一层同样的质料：带黑色的小牛皮。他彷佛是个古人：搁在桌一动不动的两只手等于是一双空荡荡的手套，那张脸带一份泄掉气的汽球般的委顿神色。

        但是那对蓝眼睛却晶亮，在说“请过来”的时候，他的音调浑厚有力，掷地有声。我走近桌前。他坐高背转椅上。很难估量他的身高，不过我看得到那窄小的肩、细瘦的颈和干削的臂。

        “你多高？”他突然冒出一句。

        我希望尽失。

        “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三英寸，先生。”

        他点头。

        “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我不相信，连嘴都合不拢。我惊愕至极，眨着眼，咽下口水。还是不敢相信。

        “马上，先生。”

        他再点头。倾身向前，举起一只枯死的手，用一根像泡足盐水的食指按下对讲机的一个钮。

        “巴小姐，”他大声说道，“人已经有了。向其余的道声谢，请他们走路。”

        随后他靠回转椅，严肃的察看着我。

        “姓名？”他开口说。

        “高佑大，先生。”

        他没有笑，连微笑都没有。

        “籍贯？”

        “爱阿华州，先生。”

        “学历？”

        “文学士，先生。成绩优等。”

        “巴小姐，在门口的那位女士，会引你去见我们的经理，胡海密。他会把必要的手续办好，指示你要做的工作。”

        “谢谢您，先生。”

        “待遇？”他又问。

        “噢，对，先生，”我有些失措。“待遇怎么样？”

        “周薪一百，”他仍盯牢我。“满意？”

        “啊是的，先生。”

        他举起一根手指。我以为是逐客的表示，便转身开步走。到门边时……

        “高先生。”

        我回转身。他已经站起来。这下我看清了他的尺寸。

        “我，”他神气的说：“有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七英寸高。”

        一离开办公室我便求教那位漂亮的接待员，方才与我说话的是何许人。“噢，那就是铁先生，总经理之一，我叫巴耶妲，”她弯腰致意。“欢迎你到‘四杰’来。”

        “这就是我为泰尔、区、阮、铁四杰工作的来由。”

        在收发室耽了差不多两年，薪水调了四次，升到挺可观的一百五十元一周。我对我们那位正值适婚年龄的接待员，巴耶妲小姐的单相思，也有增无已。

        不出所料，我的出头日终于来临。

        “四杰”五十多名员工，赵若苛是其中之一。他的头衔是总侦查长。这完全是一番好意，因为他是我们这儿绝无仅有的一位侦探。老赵过去是约市警察，请辞的理由是“健康问题”。他是个肥酒桶，不过惊人的肚围和骇人的酒量（桌上老搁着一整热水瓶的伏特加）并不妨碍他办案的效力。

        一名在大律师公司里支薪的调查员，应情势所需，他的工作也跟那些小律师事务所找来的私家侦探一样。追踪目击证人，查对主顾们在场及不在场的证明，护送不愿多事的证人上法庭左证，拆穿那些擅于做伪证的专家等等。

        此外，为罪犯抗辩虽只是“四杰”作业的一小部份，赵若苛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实例可查。所有这一切，跟他以前在警局耽过大有千系。这大概就是他尽管他在办公桌上搁酒瓶，还能照样受聘的道理。再说，我进泰尔区阮铁“四杰”公司的时候，这位总侦查长已是高龄六十有一，他摆明要在六十五岁退休，到弗罗里达州去看塘鹅，安享余年。

        我相信赵若苛喜欢我。我是很喜欢他。他从来不拿我的身材当笑话，他对待我就像个朋友，不当我是“四杰”图腾柱上最矮的一个人。所以我乐意为他跑腿：冲出去替他买一夸尔的伏特加，或是在我吃完午餐后，为他带个热腾腾的红油比萨回来，他每天都在办公桌上解决午饭。（整个比萨饼外加泡菜、胡椒，还有一大块吓坏人的菠萝酪饼。）

        他回报我的是，告诉我许多当年做警察，以及后来担任刑事警探时候的故事。也教会我不少职业侦探的伎俩和把戏，那简直绝妙。我从没想到警方的招数居然如此繁杂，也没想到这些花样书上根本学不到。那只能从亲身经验或其他警察的办案经验中吸取。

        偶尔，我有空，经常是取得“四杰”三位大经理之—的首肯，（阮西恩先生已在七年前亡故，是被一块夹生的伦敦烤肉噎死的。）赵若苛便会编派我一件侦査任务。开始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差事：查出某某人家的门牌号码、停车地点、那个女的何时与她的前夫离婚等。几个月之后，渐渐的，老赵的题目多起来也更有意思。

        “今天晚上有事吗，小高？没有？好极。钉牢这家伙。他说毎遇三晚上都到棋迷俱乐部去。我不敢确定。别叫他看见你。这是件离婚诉讼。”

        或者是……“查査究竟谁开的夜总会？翻纪录。明了情况。”

        再不就是……“看看这娘儿们有没有常来往的客人。说是她一个人住着——谁知道？你也许得给门房五块钱小费，否则人家不会敬重你。这牵涉到遗嘱的鉴定问题。”

        凡此等等……

        所有的任务我全能圆满达成，我不免怀疑自己并没有侦探的本领。我的成功，一部份大概都归功于我的体型。我蛮横不起来，本性上的害羞、迟疑、近乎无助的态度好像很能引起某种恻隐之心。“我们帮帮这个孩子吧。”于是我便以对付女人同样的招式大获全胜：这整一个世界都想要把我抱上它的大膝头。

        我在“四杰”公司近两年时，赵若苛唤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又命我关好门坐下。这次，不是交代什么任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无言的望着赵若苛先生为他自己斟满一纸杯的伏特加。他缓缓啜着，一面若有所思的横过桌面盯着我。

        他是个肥仔，那个肚子促使他的转椅和办公桌保持两英尺宽的距离。一头干草色的乱发已很稀疏，斑剥的头皮随处可见。半灰的眉毛纠结着，也没见他刷理过。他的鼻子显然被砸碎过几次，它已经不晓得该往那边弯。嘴唇抿得死紧，牙齿是烟熏成的黄黑。可是眼睛却犀利无比。瞧见这对眼睛，我不免庆幸他跟我是友非敌。

        “小伙子，”他终于呼噜着声音发话，“我吿诉你是怎么挡子事。你知道，我打算过几年退休，如果这该死的溃疡没有先要了我的命的话。那也就是说他们非得接我的位置不可——对不？所以我就上铁老总那儿去。他很喜欢你——知道吗？他用你就因为你是此地唯一比他还矮的家伙。你明白这点的，是吗？”

        “是，”我说。“我明白。”

        “嗯！……”他呷了口伏特加，“你实在不错。我是说，你工作卖力，不偷邮票，很有礼貌。总是面带微笑。这里大伙全喜欢你。除了胡海密，那个来找碴的刺猬。不过他谁都不喜欢。只除了巴耶妲。老胡对她有意思。”

        我默默的点头。

        “于是嘛我对铁老总说，把高佑大调升侦査员如何？让他跟我这最后两年，我说，保证教会他诀窍。等我退位的时候，你就有了个可以接我棒的最佳人选，一个有守有为的年轻小伙子。我向铁老总说你把我交代的事做得多么出色。这孩子，我说，是块料。给他个机会，你的组织里头就有了一位一流的侦查员。”

        我兴奋至极，一屁股滑到椅子边。努力倾向老赵。

        “他怎么说？”

        “他说不行，”总侦査长抱憾的说。“他说你太年轻。他说你经验欠缺。他说要找另外一个干过警察的来接手。”

        我崩溃。

        “慢着，”老赵举起一只像熏肉似的巴掌。“不打不争我绝不轻言放弃。我说你看起来可能还年轻，不过等我退休的时候，你也该有三十了吧——对不？——何况你的脑袋比年齢老成得多。再说，这经验，我可以教会你一大半应该知道的，其余的你尽可走着瞧。至于再找一名干过警察的来接手，我说，如果他还想要一个像我一样的邋遢货，那是他的事。不过一名侦査员是常时需要露面，面对大众应该予人一种代表整个公司的好印象。你穿戴整洁，裤子外套配得很称，领带什么全挺象样。之后我丢给他一句最厉害的话。我告诉铁老总，雇用个干警察的，一年支两万块的薪准跑不掉。找小高的话，同样的差事只消一半的代价。”

        “那他怎么说？”我屛息以待。

        “他们今天下午开会，”赵若苛说。“三巨头会。结果我会通知你。现在，我的瓶快空啰，去给我加点油如何？”

        午后，消息传来，泰尔区阮铁“四杰”的巨头审慎密商后颁布，本人暂调离收发室，今后两年，在赵总侦查长麾下受教习艺。两年期满，老总们将接受赵总侦査长的判决，决定本人是否够格在他退休之后接掌门户。我做学徒期间，继续支我一百五十元的周薪。

        “放心，”赵若苛眨着眼，对我打包票。“探囊取物的事。包在我身上。你等着看。”

        他做到了，我也做到了。往后两年，我卖力的程度无以复加，为决定精熟这份新的“头路”（台语，工作之意），有时候我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老赵教我的东西太多，不可能逐条记下。包括了必修的，如刑法、民法、隐私权、考证条例，以及一些现场作业的指示，譬如怎么开锁、怎么在最挤的街上钉梢、带什么装备去做长时间的定点守望。（空的牛奶纸箱最好，有安全感。）

        除了老赵口述的数据和派给我更多次的实际侦查作业外，我还在家里发愤用功。看的书是老赵给的纽约警官学校的参考数据、再加上厚厚的法律学、诉讼程序和犯罪学等，这些书都是我买或借自公共图书馆。

        两年学徒届满之时，由于本身不屈不挠的乐观天性，我自认对于这扮新差事确已深谙其中玄奥，足以当得起“四杰”的总侦察长。我一定露出来一些自大自负的风声到我师父那儿。就在他退休的前数日，把我召进办公室，砰上门，结结实实训了我一顿：“你以为你全懂了，是吗？你真叫我作三日呕！你懂什么。懂屁！一个精明的坏蛋就能兜得你团团转。等着吧，假使遇上个骗子，高竿的骗子，你会连方向都搞不清。你才起步，小子。要学的事多得无计其数。我瞧你望巴耶妲的神情。她如果说从窗口跳出去，你准跳。这要是刚好一个像她这样的娘们是个嫌犯，你必须找出她的缺点可怎么办？搞屁啊，你看到的只是她的风骚相。那不死定。小高，你非得学着去怀疑每个人。不相信毎一个人。外面是冷酷的世界，坏人、和那些怕被别人逮着使诈的人到处部是。在亲自查证之前，万万不可轻信旁人的说话。万万不可让私情把公事搅混。最重要的，决计不可因为女的漂亮、男的英俊、体面、乐捐好施，就相信他们全是正人君子。很多你遇到的人都想诈你。所以你只消场面上微笑说，‘嗯——哦’，私下开始査访。小高，你应该大有可为。你有脑筋，等着人家来发掘，你的想象力也很不错，也许太好了些。最令我愁的是你过份天真，简直有点白痴。”

        但是我的缺点，并未阻碍赵若苛推举我做他的接替人。一周后，他向佛州出发，提着“四杰”全体员工致赠的一套行李箱，五千块退休金，和我送他的一副精致的德国双眼望远镜。

        “去看塘鹅吧，”我说。

        “当然，小伙子，”他捶我的胳臂。“好极了。我会寄地址给你。保持联络。要是有用得着警局的地方，通知我。”

        “谢谢你，赵先生，”我说。“一切的一切。”

        接下去的二十六个月，我痛苦地觉悟在一位有经验的侦査员辅佐下的在职训练，与独当一面，身负全责的为泰尔区阮铁“四杰”办案，这两者间截然不同。

        首先，申请侦查的案件潮水锻涌进我的办公室，那是来自三位老总、七位少总（其中包括少泰尔先生、少区先生和小区先生在内）、十二位副理、书记、协理，还有那位卑鄙的胡海密经理。单是排定先后顺序，设法与这些难剃头的人士打商量已费我不少时间。（搞法律这行的似乎本位主义特别重，个个都是有我无他，老死不变。）

        毎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申请的案子应当“火速”办理，刚一开始可把我整惨了；不过，待观察“四杰”处理大部份案件的牛步之后，我遂了解时间分两种。一种是六十分钟就到一小时、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转得飞快。另外一种则是法律时间，流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

        一名商界的主管说出“明天给你回音，”的时候，他指的通常就是明天，或者过几天，至多等上一个星期左右。而律师说“明天给你回音，”那通常是指六个礼拜，等明年十一月，或者根本就杳如黄鹤。在法律界一直流行一句心照不宣的话：“急什么？”摘自莎士比亚在阑述“法律之延误”中的名言，人人都明白法院的冷漠，即使甫自法律学院毕业出来的，最年轻、最机灵、最有干劲的律师，也很快便适应这种推拖拉的方式，而视作一种生活的模式。因为，法律就是一条冰河。欲速则慢，适得其反。

        一旦识得个中三昧，随即泰然，极少几件事确属紧急，我集中心力专攻办案的手法和技巧。毫不夸口，我干得绝不太差。最起码，在荣任总侦查长第一年终了时，我的薪俸擢升至一万两千五，待第二年结束，已高达一万五千元整。这无疑证明“四杰”对我的表现颇为满意。这番调整，使我得迁出男青年会，移入属于自己的公寓，添制新行头，并邀巴耶妲小姐去吃了一顿有小瓶法国名酒的晚餐。差只差，她不曾邀我爬上她的膝盖头以为回报。

        并非事事都能手到擒来。当然，我一样会犯错。很可能，预测的误失还比犯错来得更多些。举个例子，公司派我去接一位在猜想中颇为友善的见证，务必担保他按规定的时间出庭，那只是一椿清偿债务的小官司。我出现在他布隆克斯区寓所时，他根本拒绝与我同行。

        这人是一个粗卤、傲慢的家伙，穿一件奇脏的汗衫，嚼一根湿漉漉的雪茄。

        “你一定要去一趟，”我说。

        “一定？”他嗤道。“一定个屁。”

        “你答应过的，”我绝望的抗议。

        “我改变了主意，”他一派自然。

        “我坚持你非得跟我走一赵，”我怕得连声音都变了调。

        “你坚持？”他畅怀大笑。“你怎么个坚持法——拖我过去吗，小屎蛋？”

        我不得不向接掌此案的“四杰”大律师请罪。所幸，他不怪罪于我，他表未证人的证词不是决定性的，一张传票不能作什么约束，随后便将这事忘得一干二浄。但是我不能；它老蟠在我心上。

        第二次我学了乘，尽我所能的对可能出庭的证人预做了解，甚至于做到一连跟踪他好几天，并记下他各项行踪的地步。

        果如所料，这位仁兄也说他改了心意，拒绝左证。

        “回心转意吧，”我说。“我不想向你的老婆打小报告，告诉她昨天下午三个钟头你在什么地方鬼混。”

        他穿起大衣。也说了一句：“小屎蛋！”

        对这些少见的几个因我的份量不够，造成办案上诸多困难的例子，我已习得如何对付。当然，我不是一名有执照的正牌私家侦探，也毫不希冀取得携枪带械的承诺。我以为不靠暴力一样应付得过。

        大体来说，担当泰尔区阮铁“四杰”总侦査长的头两年还算顺手。我悟出赵若苛在退休前冲我穷吼的许多真理。人真会说谎，说谎的理由经常是为着他们觉得真话值钱，没有酬劳，不该随便泄露给陌生人。人真想诈我，我很快学会察言观色：是坦诚无欺的凝视还是尖嘴滑舌的诡辩。

        我也习得公私不相混淆，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我也习得一个侦查员的职守需要无比的耐心、细心和毅力。

        假使我疏漏其中任何一点，就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我自认已证实我的能力足以应付例行的各项任务，那些大多是只消几通电话、成是做几项简单的追査，根本不必什么特别的技巧。如今我盼的是更大的挑战。

        考验胆识的机会遂在我入“四杰”的第七个年头的二月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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