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军事“围剿”。在1934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三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33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1927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1920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纪勤奋的职员”,他把自己的责任只看作是为党和党的领导服务并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对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产党应起什么作用,肯定有一种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使他党内的对手有了罢免他职务的机会和借口。邓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起源于30年代初在江西他和毛第一次共事的那些日子里。后来就是在延安制定和执行的那些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邓结合具体情况成功地把延安经验应用于他所领导的太行区时,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认识得到了首次全面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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