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当时就站在毛的身边。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终于夺取了国家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紧迫的是恢复全国统一，控制通货膨胀，确保中共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地区。共产党军队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为了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仅在所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军事管理，而且其组成人员大部分和邓一样都是在军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中共干部。解放军的六大军区分别控制着中国的一个地区，同时，建立了六个军政委员会，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地区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力量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中共更关心的是巩固它的地位而不是进行各种彻底的变革，虽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标，但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小来看，中共的观点仍属于一种渐进主义。在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极力主张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在爱国主义的呼吁下，鼓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经济的稳定和扩大党的队伍。总的来说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和苏联结成了联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1949年前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不融洽的历史关系。为了像东欧各国那样创造出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依苏联设计的，到了195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基本到了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它的基础结构，都由五年计划来决定；制定出了一套新宪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领导人。苏联的发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需要。中共的领导人不是那种城市的持有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这种计划经济开始导致全国范围的各种物资的短缺和生产的停滞不前。此外，苏联的模式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扩大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斯大林死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苏联的经验和领导方式的优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苏联顾问感到极为不满的是中共开始寻求另一条可供选择的“中国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当时要补救已为时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党内在讨论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些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去世。一种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越来越多地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发动群众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尽快地进行。另一种比较渐进的观点是由陈云提的——陈云从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从事计划经济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规划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慢一点，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原则基础上，以发展农业为先导。同时，毛用来论证他的观点并最终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行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大约1955年中开始，毛的个性逐渐地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在决策过程中毛的权力和中心地位的影响在1955年集体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领导层，都特别小心谨慎，步子迈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仅改变了主意，实行比原来快得多的集体化方案，而且开始滥用权势。只有一个人，邓子恢，敢于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毛盛怒之下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并鼓励省一级的领导人在1955年结束之前完成集体化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样一来要比原来党中央计划的政策提前了好长时间。不久，毛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提前了一年时间，共产党应该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胆子再大一点。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过热的经济结果清楚地表明所采用的他的经济战略被放弃了。当几年之后评论这些往事时，毛对那些当年作出此项决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在1952年已从西南调回来任副总理，到那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邓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这次大会，很可能经过了毛的同意，重新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作为中共明确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从党章中取消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1958年开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这次党代表大会同意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那些变革派人士。毛设法通过提前整风的日程，通过论证这次运动应该根据他的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想实现他所说的“扩大的民主”，那就是谁都可以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直言不讳的和公开的批评，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用毛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毛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将会对共产党有好处，将会把共产党和那些潜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毛认为当时共产党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共产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党的统治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在党内尽管遭到许多反对，但在1957年5月还是发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双百运动”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灾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对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这次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为正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从严惩处那些直言不讳大胆提意见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谜，为什么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允许毛为所欲为，对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横加指责。正是他们这种对毛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毁灭。尽管毛对于普通人来讲似乎就像上帝一样，但对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同事，而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跃进很快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替资本投资，在15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义。

        到了1959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跃进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中，在陈云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60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1966年被撤职，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

        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进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月，为纪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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