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话，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当邓在1927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

        1933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1966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可能是他们1966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1973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员中就有6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

        邓在1976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年复职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87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77、288、417、431和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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