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邓先圣，然而当他五岁时在一家私塾上学时，他的新教师认为这个名字（意思是圣人的先辈）不合适，是对孔子的侮辱，马上把它改成了希贤

        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邓小平这个名字当时采用的是化名，这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初次爆发时，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已是司空见惯。1929年，他作为一名政治组织者去了广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为邓斌——尽管是暂时的。邓小平的童年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受民主政治影响，而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闭塞的社会。虽然现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邓小平所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在一所传统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种通常为地主的儿子们所开办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普通教育学校。旧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甚至当邓小平到达法国在马赛进行侨民注册时，宁愿根据中国的农历来把他的生日定于7月12日（即农历七月份的第12天），而不愿根据西方的阳历来计算。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在重庆以北约一百公里处。重庆是长江沿岸从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距上海约2500公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都市。但是，与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邻的一些地方相比，它并不怎么富裕。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后来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邓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从江西迁到广安的。据邓榕所述，邓家的家境一直很贫困，直到邓小平的祖父成为手艺高明的手工业者才积存了一点财产。一些评论者曾经提出邓小平的祖籍是广东省的客家人，借此充分显示客家人的勇猛、顽强、好斗的名声。但据可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个家庭曾经是客家人的话，他们好像早已丧失了这种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能把邓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他似乎不说客家话，而说的是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事实上，我们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点来描写邓小平，比如对于四川人我们往往用他们以吃辛辣食物闻名的特点来描述他们。四川人的性格比较暴躁——导火线很短，很快就着火，但平静下来后，不记恨人也不害人。

        邓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种财富在他的家庭规模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共有4个妻子、7个孩子——4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张没有孩子；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三个妻子姓萧，在他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第四个妻子名叫夏伯根，带过来一个女儿，又生了两个女儿。邓小平是由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长子，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个姐姐叫邓先烈，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邓小平同他父亲的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的关系比较好。几年之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时，夏伯根随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邓小平和孩子们都把夏当作他们的奶奶，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邓小平离家后，尽管他很想同家里联系，但都始终没有联系上。有趣的是直至1993年，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还健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继母夏伯根在一起。邓小平的一个弟弟邓垦，生于1910年，起初在广安县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报刊编辑，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华社工作，1949年在重庆市任副市长，后来调任武汉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受到了批判，——无疑是受到家庭牵连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得到平反，1982年退休时任湖北省副省长。

        邓小平的另一个弟弟邓蜀平却没有这么幸运。邓蜀平生于1912年，在他父亲死后，成了一家之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地方官员。1949年后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先后在贵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庆市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可能由于他早期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与邓小平的关系双重缘故——在1967年自杀了。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于1936年去世。

        1909年，邓小平5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走上了传统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经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1919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年，吴玉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1920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90名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都被选中了。1920年9月11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蓬号，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达马赛。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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