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决不限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因为他认为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胁和破坏。他以抨击林彪为名实际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毛主席语录力量的依赖性。他的论点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化为几条语录，他不同意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解释。这纯粹是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共产党脱离实纶、脱离群众。以他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必须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提到毛过去对“实事求是”必要性的评论，后来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样，邓根据党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则提倡整党。事实上，他多次特别提到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和作风。据邓所说，共产党最近已经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行自我批评”。结果是共产党变成了具有派性的政党，缺乏合适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很明显，这些评论并不打算讨论党内反邓派的观点，然而，在1975年，他进一步要求对那些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进行重新审查，这对那些当时由于这些事件才爬上现在领导职位的人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也最终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后来1976年再次被免职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借口。

        整个1975年，中央领导内部的激进分子都试图牵制邓。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张春桥对邓的政策理论发起攻击，声称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邓建议应该有一套刺激机制来促进生产，竟被说成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开端。尽管没有点名，但邓和周均被划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

        这一年的后期，邓成为更明确的讽喻批判对象，这个讽喻当时成了头版新闻。缺乏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别是在毛支配中国政治的时代，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往往借以对历史或古典文学的重新解释而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焦点是在著名的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个反叛者但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1975年后期开始的辩论就是关于是否应该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宋江。报纸上用宋江来影射邓小平，说他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应受抨击。

        1975年的大部分时候，邓似乎能为他的行为而取得毛的赞同。可是，当邓加紧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也就越来越引起毛的关注，尤其是当邓提出那些当时受批判的人的案子应该重新审查时，或至少当这件事引起毛的特别注意时，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邓兼任的职务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负责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并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过法国。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高度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简言之就是针对邓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让共产党修改它近来的历史及现行政策。

        长期保护邓小平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邓的特殊问题也就很快到了严重关头。邓明智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极其危险，至少不久的将来会如此。他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联系当前的情况，而是几乎机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绩，关于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他只特别提到了周公认的两个方面：外事工作和对毛主席的支持。

        在某个阶段，毛曾明显地赞成对邓不仅解除职务而且点名批评。邓作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华国锋正式占去。华曾是一名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来。1976年1月，当周恩来逝世时，他被任命当代总理负责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想让邓靠边站的这着棋走得乱了套，阻力不久变得十分明朗。然而，对邓偏激的攻击进行时，邓推行政策与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都在同时继续。

        3月28日，上海的“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来和邓分别批为党内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和党内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资派。江苏的省会南京对《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反应极其强烈，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亵渎对周恩来的纪念、邓和四个现代化。几天之后，南京事件的新闻传到北京，于是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扫墓的节目，是中国人传统上对死者表示敬意的节日，这就为组织游行纪念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而扩大为支持邓小平、反对不得人心的“四人帮”。4月4日，人们举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带着表明对周和江青政治观点的诗词簇拥到地处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队清除了这些花圈和诗词。4月5日，群众对此反应极具敌对性，迅速聚集起来的人群怒不可遏，矛头直指那些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国家的镇压部队。广场东南边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时分已有好几处地方不堪入目，后来动用了武力才驱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长吴德在公安部部长（也是代总理）华国锋及附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卫队队长汪东兴的帮助下，调来了公安部队来处理这项事端，他们都是政治局要员。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来政治局的会议上把这次示威游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应对此负责；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但邓被新闻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党内走资派”等术语攻击达数日。1975年准备的三篇重要报告也被继续斥为“三株毒草”。同时，其他与邓长期密切交往的老干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被迫离职，其中著名的有两位他以前的桥牌老搭档胡耀邦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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