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地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事实上也是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所在，使中国的政治不能轻易地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华国锋I975年底由于邓被解除职务而成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来，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邓的复职必须要和华国锋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应持多大的否定态度。同时领导层中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种方式混进来的。即使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但也并不一定愿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愿意。

        当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0日被确定为党中央的主席之后，邓马上写信给华，恳求允许他重新回去工作。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为邓极力疏通身为副总理的王震都强烈恳求邓回来工作。华国锋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来拖延，因为会议的结果无疑是这些压力将导致邓复职的决议。而对这次政治行为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华想巩固他自己的极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个较为宽厚的解释就是在党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困难时期，华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最大限度的团结。

        一种试图通过官方媒介建立对华的个人崇拜运动展开了。毛于4月30日把华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进行了官方任命——据报道当时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新闻界对这些情况作了广泛的宣传。1977年1月，基于和毛的这层关系，华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强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军报》发了“两报一刊”社论，登载在2月7日的报纸上。社论吹捧了现在称之为“两个凡是”的立场的许多优点。这些人虽然不是“四人帮”时的同伙，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来的。

        然而，潮流的趋势很快转向反对华，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华需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使粉碎“四人帮”合法化从而达到确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邓可能对毛的政策决定和指示比当时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于是邓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而发起了运动，虽然针对性是间接的。根据共产党公认的历史，邓开始详细讨论他的同志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两个凡是”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一理论。

        3月，中央工作会议热烈恳求邓复职，同意他恢复1975年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由华国锋来决定。4月，邓和华还有叶剑英交换了意见，交谈中邓又一次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条地对待它、而要把它作为一套更具灵活性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这样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邓需返回的政界和确定华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对华来说这却是一场空欢喜。

        邓的复职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在那次会议上，他立即针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认识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总的来说，他不理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是对“四人帮”和林彪进行痛斥，并且用毛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来做为他的论据。

        很快，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事实上，到这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1975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

        邓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1977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1978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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