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尽管人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激烈辩论的会议，但三中全会的最后公报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有许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面临方向的扭转，这些问题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仍引起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热门话题，直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才告结束。

        新经济秩序的一个后续特征就是经济特区，这无疑应归功于邓小平。经济特区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讨论经济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财政环境，可以有利于外商，并能吸引外资和技术。邓提出这些区域应该建在华南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别和香港、台湾邻近（尽管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明显地越来越重要），而是因为这些省份在历史上就当作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后来在九十年代，当邓在某种程度上声称经济特区的建立总的来说是他的功劳时，他也提出没有在上海建立经济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

        对此解释的力度相当明显：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经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化。自1978年以来经济一直在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于9％的速度增长，到1993年经济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较经济增长总数更惊人的则是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从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变为宏观经济调控。到1994年经济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多一点，与1978年的近80％相比下降了许多。据报道，到1994年，国有部门内部大约有30％的职工与单位签有合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端铁饭碗。社会主义结构中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1994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提出来的禁止财政部借用银行资金来偿还国债。三中全会无疑很重要。然而它仅仅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制定改革议程的一系列主要会议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些会议为近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84年底。尽管这期间曾遇到过阻力，但它却是中共全体领导特别是邓小平的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这不仅是邓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时期——他在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线——而且是他参与政策制定以来最有作为的一段时期。此外，它还是共和国政治空前稳定的时期。

        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十年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不断缓和，最终达到了两党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北京访问。1984年经过和英国艰难的谈判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979年的头几个月，陈云一直在积极动员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场竞争与按比例的发展引入经济中来。陈云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者，当时这个计划被毛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跃进”的战略。3月份，随着六十年代的经济规划者们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短期经济战略的修正案，这个方案在摆出各项选择方案后提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要有一项重新调整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极度的财政保守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并表示要对陈云全力支持。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的尝试都要停止，即使在这种初期阶段，为经济改革所设置的总方向也是清楚可见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则，那就是过分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根本不能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以灵活的方式管理生产过程。他们建议应该给予生产单位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仅要从共产党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曾经意味着政治工作往往作为主要活动代替生产——而且也要从政府的干涉中解脱出来。除了国民工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尽管以前管理这些企业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还有共产党在企业和工厂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弃领导前景的挑战。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万里从“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邓的桥牌搭挡，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为是邓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职。七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儿他监督了农业分散耕作和“责任制”的采用：六十年代初在那里试验性地搞过类似的首创，邓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讲话中讨论了这些影响。这一经验当时准备作为典范推广到全国。实质上“责任制”的意思是每家农民种自己的地，在契约的基础上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国家保证购买。农户生产的剩余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1943年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但这些原则——双重责任和自由支配剩余——仍然是邓对解决当时太行山区的问题所提倡的那些原则。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明显地没有忽视经济改革——他能够也曾主张自己应该对领导许多重要的经济首创和行为负责——但还是把具体步骤的决定权留给了其他人，特别是从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议的人——陈云、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还有新一代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

        现在特区要求的权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特区的存在在一段时间以来曾在领导内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实上，建立特区的原因之一（尽管不一定是邓的观点），就是希望伴随外国技术进口而来的潜在有害影响能被限制在其产生影响的经济特区之内。当时中央领导不可能想到发展经济特区会有助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

        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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