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1980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1980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1982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1989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有培养计划，从中选出未来有希望的领导人，并取消干部终身制。

        这些建议均与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和建立党内民主的远见相关联。“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化的武断政治被以集体领导、讨论、争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根据邓的观点，共产党应该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并努力减轻其造成的后果。邓回顾起来认为，三中全会后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强调正确的政策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包括某种冒险才能产生，因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

        以邓的观点来看，纪律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为此三中全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党员个人和党内政治表现的规定，在1980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坚持认为党内事务应在党内解决，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图。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的最后一项是鼓励党领导下的民主。邓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很重要。他强调需要调动社会上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邓着意在经济现代化的事业中，重新重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在1979年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对民主进行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再开放的社会也不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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