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开放政策”，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开放政策”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脾气不好的小个子”——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在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

        邓的民族主义也更明显到家了。在边境战争之后，1979年初在对越作战的决策上邓起了多大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不过好象他参加了那次最终决策的会议。

        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一国两制”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是台湾。

        直到1984年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到城市经济。随着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经济和更复杂的经济方面来。甚至在改革时代更早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首先由陈云而不是邓小平提了出来。陈云把关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关键性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这份报告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管理将由直接参与变为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经济未来。陈云在鼓励更显著更深远的经济改革，同时，他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更为小心谨慎，并强调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现代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邓对现代化带来的广泛的结果很关注，再次强调了陈云在1984年10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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