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过后，中国涌现出很多以此为题材的文学、电影、样板戏等主旋律创作，《上甘岭》中“一条大河”的歌声红遍全国，这场战争似乎印证了“这是强大的祖国”，让多少国人油然而生豪迈之情。让我好奇的是，老美到底是怎么看他们所说的这场“韩战”呢？最近忽萌怀旧念头，翻检老片，发现美国著名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就曾拍摄过一部号称美式《上甘岭》的影片《猪排山》。这部电影的主角克莱门斯中尉由老牌影星格里高利·派克扮演，不用说，他老人家那张俊脸果然把美国英雄扮演得帅气迷人。片子开头已是板门店谈判前夕，美军攻上猪排山高地，志愿军火力不支，被迫转入坑道作战，这段与《上甘岭》的情节似乎没什么两样。很快志愿军没了踪迹，坑道主人换成了美国大兵，一位马来人长相的志愿军翻译伴着美式靡靡之音，用蹩脚的英语向美军喊话，说还剩下四十五分钟，如不投降就一个不留格杀勿论，原来美军已陷入志愿军的反包围，俨然处于四面楚歌之境。当残留的二十五名美国大兵昂然屹立，准备慷慨赴死时，号角响起，援军赶到，共军逃遁，美军获胜。

        《猪排山》片头字幕说本片没有任何虚构，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在中共战史上，这个地方被称为石岘洞北山，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至十一日被志愿军二十三军六十七师成功收复。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那么这片子结尾就纯属虚构，与史实无关。电影虽然反战主旨明确，但克莱门斯中尉率领的连队为了夺取“不重要”的猪排山付出了一百多人的伤亡代价，将胜利赋予他们，可以使电影结尾不会过于灰暗。其实《猪排山》的导演一九三○年正是以反战电影《西线无战事》获得奥斯卡大奖的，何以《西线无战事》能对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无谓牺牲表现得那么彻底，而《猪排山》却偏要留个光明的尾巴呢？毕竟前者的主人公是一战中的德国士兵，表现别人的历史总比表现自己的历史轻松得多。

        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大多时候都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旦关系到自己，大到国家、党派的历史，小到家乡、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立刻腰疼得要命，腰疼得客观不起来了。胡适博士说历史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应与此大有关系。在某些史家那里，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确犹如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常常扮成“道德英雄”和“政治流氓”两副面孔轮番上演。

        最近蒋介石日记陆续公布，一时揭秘蒋公真相之作大热大卖。须知台湾蒋家自觉结束威权统治后，蒋公渐失“伟人”光环，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这次“再发现”的热火烧得够旺，却带些邪气，邪在某些史家狗仔队专喜揭披老蒋的隐私。有独家爆料说，日记中蒋公看到某客人妻室年轻貌美，遂怦然心动，马上又自警称“戒之，戒之”，专揭此疑似半黄的段子无外是说蒋公虽有修养，却难藏内心虚伪。又传言说能在原版日记中窥出老蒋谢顶变秃乃是嫖妓沾染梅毒的征象。

        这类猎艳式记史和往年谩骂蒋介石的姿态大有不同。记得当年上现代史专题课，一位师尊时不常会用带着南方口音的轻佻语气哨出一句，“蒋介石这个小流氓”，专等引起班里同学一阵会心的哄笑后，他才得意地进入正题。我们这些学生辈心知肚明，那嘲弄明为调剂课堂气氛，含义却是和当今窥视老蒋生活八卦的路径不一样的，那时的蒋介石犹如人人可诛的“国贼”，师尊蔑视他，骨子里有股子政治正确的底气在支撑着，是真把蒋公当了嘲弄的靶子。如今满街的解密文本，皆如轻飘难测的街头俚语，这也难怪专揭名人隐私与沉溺钩索吃喝拉撒众生相几乎快成了新文化史的独门绝技，聚焦蒋公劣行似乎也是最易把俗陋鄙语攀附到文化史解密名录中的捷径。

        这倒使我倾向于严肃了，读黄仁宇那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从中猎不到什么“艳情”，也找不到老蒋嫖妓的证据，且使用的日记多为秘本公布前的材料，时间只及抗战后一段历史，这些缺乏猎奇私密性的史科似乎会使揭秘狂们大失所望。不过我对此书总有一种信任，这信任一方面可能来自黄仁宇当年远征军履历，包括他腿上曾挨了日军一枪的那份可靠经验。这事就记在那本《缅北之战》的回忆录里。另一方面黄仁宇仍能把蒋公置于“大历史”的思索视界内，避免了“小流氓”式的政治谩骂和“梅毒控”般的阴暗心理。在黄仁宇的眼里，即使蒋介石是从“神”降为“人”，也是时势牵动催逼所迫，由不得个人做主，换个人未必不如此，也未必比他做得更出色。只有如此解读，方能避免书生意气式的道德指责。

        即如某些文人所指摘，抗战中的蒋介石仍实行的是人身政治，似乎滥用私情组织行政网络，军队也靠黄埔的嫡系维持，遂无法形成现代民主体制。面对此非议，黄仁宇倒是反对借用理性大作条缕分析，因为其预设结论貌似合理，实则都是陷阱，而应以综合各种历史复杂条件为思考前提。比如常人总觉得蒋介石身处其位就应该怎样怎样，完全无视其身遭复杂处境时表现出的无奈、坚忍与斡旋能力。当时蒋介石缺乏渐进构成的上层制度的有效支持，更无下层的社会变革基础，于是在草创军队时不免牵扯凑合，只有在黄埔阶段尚能责成部下按革命精神规训自己，北伐后主要靠收买军阀将领扩张军队数目，中原大战后更接受军阀杂牌部队形成内外圈的平衡态势。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并无中央政府主持政局，有点像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三国人物角逐中原，各觉自身扛起的都是道义的旗帜，至少门面上纷纷自诩如此。军阀本就是从狭窄的地域利益出发构造人际关系，权利义务的观念马虎，忠厚诚恳的需要占先，相互之间犹如三国演义时的兄弟相待相守。故蒋要统摄地方势力，只能依赖农业社会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双边框架，参与这轮盘赌博，不可能持有商业社会的多极组合关系，通常“有面子”和“无面子”的考量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的习惯，这种关系在抵抗外侮时恰恰最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人们多诟病蒋利用私人关系办事，如武汉作战时，曾直接电令孔家以私人账户采买军火，致使价值数千万元军械设备的添置，就如乡人托亲戚进城购买衣料鞋袜这般随意，但不如此行事，中国军队的有序补给便几无指望。更有老外如史迪威讥讽蒋介石像个“苦力班头”，魏德迈也称他敏感直观犹如女子，但放在中国的现实境况下，不如此又该如何呢？这些习性未必都是弱点。

        国民党立党之初就揭橥三民主义，希望民族、民权、民生齐头并进，不容偏倚走形。但遭逢抗战危局，民权民生的期许目标立刻变得遥遥无期，无暇兼顾，中国被迫以三百万装备简陋的兵力与日寇做殊死决斗，民族主义突显出来，变成了必须首先高举的旗帜。如果再设想得悲惨一点，正是因为没有民权民生渐进改善的强力支持，蒋手里能动用的才无非是三国式哥们义气这点本钱了。

        我有一次下乡，住在学生家。时逢春节，家家晚上九点之前屋门皆大敞，农村多同姓村，泛泛说起来全村人都应算是亲戚。学生家中从早上起就不断有人跨门而入，坐下聊天不走，如谈性浓厚喝起酒来，女主人就得下厨做几个小菜。一天下来，大大小小摆席吃酒有数次之多。我从中体会到农村女人辛苦不易，更是觉得喝酒闲聊变成了人际交往的润滑剂，疏忽不得。如此想来，蒋公劝住这诸多异姓兄弟联手为抗日搏杀，恍如这连轴转的应酬，才换来一时抵抗的殊死风节，也算不易。蒋既为关系中轴，抗战时期缺乏一个适当的架构去支持数百万大军及应有的文官组织，他只好以一人之身去填补这个缝隙，权起润滑作用，他兼职过多，难免给人独裁者的印象。但黄仁宇不同意以法西斯的名号概括其行径，理由是现代中国毕竟与西欧式的历史演进程序有别。

        其实某些文人简单认定蒋介石操控政局只靠上海滩那点耍流氓的哥们儿义气，那可就错了。蒋介石进行社会动员没少用“精神胜利法”，有时并不乏死打硬扛的勇气。他的日记中曾出现这样的字句：“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蒋介石崇拜王阳明，讲究“静敬澹一”的新儒家功夫，如果仅视他为上海小流氓，就很难解读其写下“云海云山云顶寺，道天道地道中人”时的心境。

        随后他又信了基督教，这让后人对他的真正信仰到底为何摸不着头脑，这也是黄仁宇提倡应从综合而非分析入手理解其思想的原因，因蒋常为环境所逼，信仰只好带有折衷主义的驳杂应变成分，以至于搞不清他的“静默”时刻哪些属于阳明学，哪些属于基督教。日记中载他早课“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小时，祷告约五分钟”，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不过，以精神激励将士赴死如仪则是常课，其中又掺杂着大量功利的考量，有时难免被视为苦肉计。当年蒋介石把最亲信的教导总队全部耗用于淞沪和南京战场即是例子，教导总队装备一流，身材均按一定尺度录用，最后在战场上拼个精光，他正是想借此昭示自己的抗战决心。

        除苦肉计外，空城计常被使用。有人认为蒋介石对抗战素持悲观看法，但就日记来看，他常露出持久战的坚韧信心，这点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如此写道：“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不过这观点仍有过度重视阵地战的色彩，没有中共游击战运动战那般灵动。平心而论，蒋介石的战术思想并非总是刻板，如他在抗战后期使用“磁铁战术”拖住日军，拉宽其布防区域，阻止其收缩防线，节省兵力，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惨烈的牺牲，可算是明智之举。

        这里倒是引出了对英雄的评价问题，固然我们不可苛求这些时势英雄，一律把他们看作只会利益算计的无耻混蛋，也不应彻底以圣贤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功业。在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尚未建立之际，个人名节与公众道德冲突应是常态，国共双方均难逃此谶。内战期间，林彪在上报军委有关四平攻坚战的兵力部署时，曾随手记下一组数字，电报中称，估计必以牺牲一万四千人到一万六千人之代价，拿下四平城。此标示数字的冷酷态度，几令人齿寒，然打仗军人若流露仁善女子般的心肠，必遭惨败。最近中国史界关于“民众史观”的争论，到底是那些阵前蚁聚血搏的军士在创造历史，还是领袖的精密算计在支配历史，常常令人困惑不已，难有共识。

        就立场而言，身为国民党军参谋的黄仁宇相当敏感，他指出蒋介石拼力死战日寇，当然无暇建设基层政权和上层民权组织，却经民族主义动员打下了一个一统江山的底子，毛泽东照单全收，才造就了新中国的局面。他举例说，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的惊人效率，基本上是因为接受国民党军训练的根基。从抗战到建国，从军力急速增加到缓进的社会变革，这中间有个时间差，相互之间的递进却是连续的，史家不从各自意识形态需要的角度割断两者的渊源关系，或一味贬低前者的成就，才算是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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