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因为说了一句刺激中国文人的话在国内突然变得很有名，他说，“当代中国文学统统都是垃圾。”不排除翻译可能不够准确，所以造成了误解，可这句话掀起的波澜却也误打误撞，让顾彬成了名人。这几年，顾彬也许心甘情愿，也许故意制造委屈假象，也许内心偷着乐地疲于奔命般游走于中德之间，每次他驾临演讲的内容似乎都围绕着这个容易刺激起中国作家悲愤记忆的话题，甚至对媒体的各种歪曲报道也乐此不疲地回应。间或他还会突然卖个关子说，中国当代诗歌还是不错的，于是又引来一阵无端的猜测。每遭新一轮痛骂，顾彬的名气人气就会随之升级一格。其实顾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倒是老实本分，中规中矩，就学术成就而言已属成功，只因长期默默无闻，才逼出他今天的高调复出，声名鹊起，俨然一次成功的形象公关。顾彬多年前在北大发表演讲后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同样时有惊世骇俗之语，值得品鉴玩味一番。这本书名为《关于“异”的研究》，探讨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顾彬发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人看待东方的言论中充满了各种“性暗示”。他揣测，德国男人被自己的社会蹂躏过久，显得自卑猥琐，必须通过对东方女人的征服找回自信重振雄风。那些风风火火排队穿梭于中西之间的旅人，就是一帮“性压抑”无法宣泄，总想寻找东方美人消遣泄欲的无聊分子。军事征服和领土占领由此罩上了一层玫瑰般的性意味。二十世纪初在中国行医的法国人种学家和文学家西格兰曾经写了一篇名为《雷内·莱斯》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夜，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据说在皇宫中和中国皇后上了床，附带把那些为清廷卖命的义和拳师揶揄了一通，说他们打了半天教堂却连国母的贞操都守不住，实在是白忙活了。我们只要读一读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评论就会觉得大开眼界，那评论大意是说，侵入中国犹如侵入女人的身体，女体变成了中国的隐喻，且看如下这段：“他们直抵‘内城’，中央的心脏——较之心脏更准确的说法，直抵它的床上……这是对于一九○○年对使团的攻击的多么大的报复！他攻占和制服了为皇帝所深锁着的心——那缠绕着三四条腰带的人物，那不可征服者！她是帝国之母，是千秋万代尊奉的女人。”换言之，在宫廷内对中国“国母”的诱奸变成了征服异族的另一种性感刺激的宣泄，如此想象中国不可谓不痛快！不可谓不另类！

        雷内·莱斯与中国皇后的性爱故事从此变成了一种隐喻，仿佛到中国旅行的西方人都染上了探访异国女人的激情冲动。异国女人成为神秘、性感、邪恶而又危险的感知对象。到中国旅行意味着回归到另一种原始状态，回到青春发育期，旅行是清理欧洲人从孩提到成年的历史，是对野性而纯净风气的向往。这让我想起了爱默生，他也曾把中国比喻为阴性的国家，似乎时刻等待着西人的性征服。

        顾彬貌似猎奇的论述实际上有一个严肃的背景，那就是欧洲人对工业文明初兴时的普遍倦怠心理。比如卢梭就厌倦欧洲工业化的风气，开始觉得异国神秘莫测的朦胧气氛极易让人浮想联翩，犹如嗅到了乡村泥土的熟悉味道，激起久被资产阶级生活压抑的原始性渴望，可惜这气味已无法在欧洲嗅到，必须跑到异国才能体会。卢梭对东方的性幻想蔓延开来，发散到西方各类探访中国的旅行记中，似乎都慢慢隐约透露出浓重的性意识。但沉溺对异国女人的“性爱”之中毕竟是危险的，诗人席勒在《杜兰朵》一剧中刻画的美人形象都是没有人性的，被称为“嗜血美人”，西方舞台上到处充斥着的都是杜兰朵、莎乐美、克里奥佩特拉等性感但又危险的东方女人形象，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阴毒美貌魅惑男人，操控他们的命运。

        有趣的是，那“妖艳邪恶”的东方女人杜兰朵却犹如西方女人附体，居然说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自由”宣言，“我不是残酷。我只要求自由生活。我只要求不隶属别人。这种权力即便是最下贱的人，也在母胎里就赋有的，我作为女皇要捍卫它。我看到整个亚细亚，妇女都受到歧视和奴役。我要为受苦的同性，对傲慢的男子报复，他们除了粗贱之外，比纤弱的妇女别无优越。造物主给了我理智和敏慧。作为我保卫自由的武器”。嗜血的蛇蝎女人喊出了最不嗜血的人权宣言，而且还追问“美色一定要成为某个人的掠夺物吗”，语调未免有些文绉绉，却真实展示出东方女人对西方心灵的向往。

        这种女性解放豪言出自“嗜血美人”之口，不由让人顿生疑窦，这真是个中国女人吗？细想下来，那东方蛇蝎美女附体说出了这番惊世骇俗之语，不过是借胎生子的伎俩而已，与她的蛇蝎本性无关。想想看，就是那被德国人操过的“国母”都有可能觉得终于被“杜兰朵”式的“解放”幸运浸润过一次，东方的启蒙岂不是指日可待了吗？

        仔细想来，对性感蛇蝎女人的想象在西人的叙述中代表着一种腔调，类似的腔调弥漫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之中。张爱玲对这种腔调有十分细腻贴切的描写，在里，她揶揄了一把那“装扮给洋人看的中国”：“炉台上陈列着翡翠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地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张大春认为只有阅尽世情的张爱玲才有资格发出这般调侃。在另一段中，张爱玲描写了一个拥有“黑玻璃壁龛里坐着的小金佛”的外国老太太，表示她的“东方”就全部在这里了，之后，又说到“其间更有无边无际的暗花北京地毯，脚踩上去，虚飘飘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层什么”。如果要稍微过度诠释一下，这脚踩暗花的动作不妨视为对西人雾里看花收藏中国的另一类揶揄，因为中国人的脚下反而踩不到那洋人踏勘中国的步点。

        其实，对西方想象中国的种种，大可以调侃戏谑，但不必较真儿和过度反应。因为西人眼中的东方不过是老太太收藏的小金佛，封闭在自己记忆的玻璃壁龛里，只供私人静静观赏，描述这类记忆的腔调才是美的。换言之，如果给她一个真实的中国，或者让她听到那真实中国的腔调，她反而会觉得别扭，至少是不习惯的。

        史景迁说过一句俏皮话，十七世纪初一些有关中国的非常难懂的书比雪茄还叫卖，可见欧洲对中国兴趣之大。然而且慢，如果我们无端为此自恋起来，那可就真是让西人见笑了。一个例子是，中国作为时髦的文化商品在欧洲被教会和反教会的人一起吆喝叫卖过，目的却截然相反，死缠争斗的双方却都没觉得有啥不妥。由于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欧洲不可能将它纳入《圣经》的真理结构中加以合理叙述，克服这个威胁的方法却有些出人意料，恰恰是通过美化中国的途径而达到的。据说当年利玛窦荣归故里，手稿被朋友金尼阁编辑发行，不出所料成了畅销书，可奇怪的是，里面却删掉了利玛窦对中国所做的坦率批评，因为利玛窦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出版必须经过教会许可，而天主教会正在试图募集更多的钱财，以便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要想从人们那儿募集各种资助，就必须把中国描述成美丽动人的国度，而有意遮蔽其丑陋之一面。利玛窦揭露晚明阴暗面的内容显然不合时宜。他们宁可看到一个想象中的“美丽中国”，而不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原来教会也如此这般见钱眼开。

        有趣的是，专与教会作对的伏尔泰同样会赞颂中国政府的理性治理和儒教的孝顺教育，放大了中国美好的一面，目的正是攻击天主教会、法王路易十四和欧洲专制制度。中国就这样成为欧洲你死我活的对立势力各取所需的工具。史景迁认为，西方人对中国发生的历史真相根本无动于衷，他们既不会对清朝灭亡也不会对共产党掌权的复杂原因真正感兴趣，他们往往是在极度不安的情况下开始想象中国的，只要有一部分可以为己所用，就可随时歪曲。那些对文化前途感到失望，对自身处境身怀不安和焦虑的作家才会转过来描写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以便为自己找到一条精神出路或退路。十七世纪“中国故事”的弥漫，正好与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政治分裂加剧、暴虐横行的年代相契合。十八世纪对中国统治方式的研求又与西人探索政府合理组织形式的欲望贴合在了一起。

        可惜的是，面对西方想象的自我游戏，我们却时常出现莫名其妙的过度反应。或因某个洋人信口乱夸一句而沾沾自喜，比如习惯陶醉于那有名的讹传，说某个洋人在宇宙飞船上唯一看到的地球建筑物就是长城。或者因西人揭了某些中国人的短处就大骂洋鬼子别有用心，或干脆胡乱扣上一顶帽子，曰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本来中国就是人家烹调西洋文化大餐的佐料，当不得主料的，是否能成配料还得看人家的心情，这点我们本该有点自知之明。既然人家做菜，我们旁观，就不必在旁指手画脚，义愤填膺，味道好坏完全与我们无关，因为它适合的正是西人的口味。

        在我看来，洋人夸我们的话不必当真，贬损咱们的观点倒是应该认真对待。比如明恩溥那本太过流行的《中国人的特性》，里面列出了中国人二十七种“国民性”一一加以分析，如果加上被删去的十四种，一半以上都不算是好话。如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没有精确的习惯，好误解人意，缺少信用，好名利，因循保守，不会保存古迹等，如仔细掂量，这些概括未必没说到点子上，却常被批为“国民性神话”。

        目前有一种倾向，好像西人一开口谈中国，便统统被自动归类为“欧洲人的虚构”，是为西方的历史观或现实观服务的。那个出生在中东的美国教授萨义德的话一旦被滥用到极端，打造成斥骂西人误解东方的金科玉律，就会出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按照某些“后殖民”专家的逻辑，当有人指责上海世博会上国人随地吐痰时，我们不但不应以此为耻，反而应该坚决回应说，按照“后殖民”理论，你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吐痰既是国粹，吐痰自然有理，一切被痛骂为不卫生的行为其实都是古国习惯的一部分，应该发扬光大，谁骂这种行为谁就是“东方主义”的走狗，至此，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肯定油然而生，不久之后，中国城市就会慢慢复原为“故国圣地”，终于如“后殖民”们所愿，变成一个个大型垃圾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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