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经常乱撒癔症，问出一些很傻的问题，比如“中国何时会出现‘中产阶级’”。因为有人听说，西方有一帮叫“中产阶级”的人当年老躲在幽暗小巷的咖啡馆里，嘴里品着咖啡，手里耍着笔杆子操弄报纸密谋造反，结果居然搞成了，贵族和皇室都给弄下了台。报纸的作用之大，到十九世纪仍很显眼。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八十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西人后来给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街上到处闲逛的人都神秘兮兮，形迹鬼祟，有点密谋者的味道，既像面目可疑的侦探，又像微服私访假装闲散无聊的君主。十九世纪的密谋家也常蜗藏在小酒馆里议论造反，灌饱了黄汤才上街垒去流血斗殴，巴黎幽暗诡异的煤气灯若隐若现的光亮，特别适合闲逛者走来走去，当电灯粗暴地把街头暗角照亮得灯火通明时，巴黎街头煤气灯那明灭闪烁的味道消失了，中产阶级彻底堕落成了食利阶层。在本雅明看来，中产阶级并非有钱就能冒充，它是一种“造反文化”的产物。

        于是有人笨笨说了句，咱们也有茶馆呀！但好像没人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给喝下台的，茶馆可能是草莽英雄狂饮抽疯的地方，即使造皇帝反也是想取而代之，和中产阶级摘掉皇帝脑袋的做法毫不相干。当下中国咖啡馆里坐着的人，倒是不少可能拥有“中等资产”，他们有房有车，闲来打打高尔夫球，露一手疑似（这是禽流感流行时的常用语）某书法家的毛笔字，一般有闲者修个贴金包银的澡堂，泡在池子里谈生意，更有闲者在商务会所弄个票房，搞些吹拉弹唱的玩意。这样看来似乎真有些模样了，但这模样既不显得特别有文化，也没有造反的打算，和当年的中产阶级无关。

        近读费孝通《中国绅士》，发现中国乡村里当年倒是散存着一些疑似中产阶级的人群。“绅士”的出现是和贵族相对立的，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一点。在绅士出现以前，流行的是分封制，权位就像块蛋糕，却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帝只管切给他的亲戚吃，私下里全包圆了，底下人要想染指王位，变成皇室的一员，就像女人要变成男人一样不可能。封建制一完蛋，任何人都有可能当皇帝。科举是个途径之一，为什么唐宋以后乡村才大量出现“家族”，而且越来越红火？因为唐以前一提家族，指的都是贵不可攀的大户人家。一旦草根里冒出家族就等于看到了改变出身的希望，只要大伙合力拼命攒钱，把一个人推上去考学做官，回来不只是耀祖门庭，还可积累财富，朝廷里若没人，在乡间守住钱财就很难了。家族管理财产和组织也有一套，不仅有公共的族田、专门的祠堂，还有供祭祀祖先用的祭田，通过祭祖训化家族的意识。族里还可能配置学田，让小孩子们专心读书。

        研究华南的英国人科大卫竟然干脆说，家族就是个现代公司，族长就像老板，理财组织选人样样操心，至少运作起来后的复杂原理极其相似。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人大演讲时，居然就大咧咧地摆出“家族是个公司”之类的题目，听起来似乎把两个完全不搭调的东西硬揉在一起，好像有那么点哗众取宠之嫌，最近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出版，全书张扬的还是这“公司观”，捧读之下倒是有几分赞许，而操纵“公司”的骨干就是绅士。这是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二点。

        绅士在朝里当官不是终身制，而是上下流来流去，当官时在城里拿俸禄，辞官后到乡下当绅士，有点像公司里的聘任制。在朝官员一旦到期不能靠血缘关系赖着不走这一条，真是让西方人羡慕得要命。有人竟说，只有中国才出现了柏拉图向往的“哲人王”。当年西方为此掀起中国热，据说伏尔泰就是看中了中国绅士当起平民来个个自觉潇洒，觉得法国贵族都不那么厚道，总是腆着脸赖在位子上不走，不给像自己这样的底层绅士让位。其实，老外也很功利，等到这些绅士（后来叫作“资产阶级”）真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比如法国大革命后那些曾说过中国好话的洋绅士，一旦得势就狠批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东方最暴力专制的国家。写过《论法的精神》的那位孟德斯鸠更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中国绅士为此无缘无故当了一回法国中产阶级抢夺君位的炮灰。

        绅士疑似中产阶级的第三点是他的自治色彩。按费老“皇权不下县”的经典说法，中国县级以下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他用了个词叫“无为”。犯了法，官不理，靠调解，家族甚至可以用私法杀人。等到现代官场收税的篱笆筑到了每家门口，好日子就结束了。从此“双轨制”变成了“单轨制”，一切由国家承包，家族破毁成了绅士的梦魇。

        绅士疑中产阶级的第四点是他有自己的文化品位。中国绅士当官时住在城里，拿着俸禄。退休后最爱住在景色秀丽、环境幽寂的小城镇，就是城乡结合部一带。那些江南小镇，离繁华都市并不遥远，不像欧洲的城乡那般差异巨大，即使乡下到处绿草如茵，贵族却把自己圈在城堡里，和乡民隔绝。中国县级以下的小城镇人口总数常多过县城，青山绿水环绕左右，景色宜人，生活舒适方便，坐享城乡两边的好处。绅士当然得有点钱，否则买不起房子圈不了地，但乡下有钱人的回报机制是良性的，有钱不但要修桥铺路，还要建书院、兴祠堂、印族谱、刻儒典。那些没有走功名路线赚到钱的商人，常常自惭形秽，比如徽商，觉得自己特没文化，于是到处积极刻印儒家经典，做些盖园养士的风雅活计。江南满眼遍地的藏书楼，有相当多是徽商盖的。

        绅士消失后，现代作家还在继续编织行将破碎的小镇之梦。郁达夫在上海成名，却一个劲地痛骂它是肉欲横流、精神糜烂、犯罪公行的“魔都”。丰子恺形容石门湾小镇的诗趣画意，也用的是“小桥、流水、大树、长亭”这样酸掉牙的笔调，还说哪怕以秦始皇的阿房宫换自己的书房“缘缘堂”，也坚决不干。即使如乱世枭雄袁世凯，政治失意后，悠养怡情的首选仍是家乡小镇，他在河南漳德北门外的洹上村筑园隐居，其中遍置果、菜、瓜、桑等。《东方》杂志上曝光的那张袁翁垂钓图，虽已用来证明袁氏大行韬晦之计，却也暗示出，如政局无法逆转，陶醉小镇风情也不失为一个栖息终老的选择。

        绅士当然少不了女人相伴，其红粉知己多处青楼，颇识闺中雅意情趣。按现代分类虽皆可归入“性工作者”，两者却在色艺修养上品阶早分高下。高层点的青楼女子周旋于士林，总是妙语连珠，极尽文采，不像后来被传教士和社会改革家贬低成沿街拉客的肉票、性病传染的媒介的近代城市妓女。且不说晚明柳如是的风华绝代，即如秦淮河上的李香君和董小宛，也是情辞联署一来一往的好一番测试登门而来的雅士，才肯以身相许，结识的全是一时之选的文坛领袖，正如欧式沙龙里缺不了俊俏优雅的女主人。假设当今大学文学系教授要想去买个诗酒风流，恐怕也许早因对不出联语被痛扁出门了。

        青楼女往往在节气上不亏士人，如明末清军铁骑直指南都，柳如是与钱谦益相约投水殉明，船行至湖上，钱老以手试水，心中一凛，幽幽说道，水寒彻骨呀！若按蒙太奇的手法，钱老英烈的自杀身影突然切换成掉头泊岸时那船头隐隐闪现的柳氏黯然眼神，名士的脸这回真算是给丢尽了，尽管陈寅恪说钱老忍辱含垢，图谋复兴，可叹可敬，如果他仍还有苟活的理由，我猜也是在柳豪杰略含鄙视的眼光俯视之下，眼皮子实在抬不起来。看来在江山易主的关键时刻，江南第一名士的偷生映衬出的，反而是知己红颜的凛然。

        绅士不愿待在城里，老往乡下奔，意味着城市的人群向下流动，不断给乡村注入活力，这是科举制的功劳，入朝当官只是个门面，终老还得靠乡下的积累，于是边缘小镇风情自然沾染了城市的富足闲适，又没有它无度的奢靡烦嚣。这些人生活太闲适了难免招人吃醋，近代革命造的就是这帮人的反。毛泽东好像说过，什么叫“革命”，就是农民终于可以在富家小姐们的床上滚上一滚。滚来滚去，最后是绅士滚出了乡村。新型教育也帮农民滚跑了绅士，近代以来的新教育只管城里人，科目训练也都是让学习者准备留在城里的，不像科举的设计虽总为当官的人着想，却预留了乡村人才的储备，比如考不上进士、举人，没机会入城的秀才，就沉淀在基层当起了绅士，也许比不上那些在城里当大官衣锦回乡的老爷，毕竟也是头上戴着儒冠，可以免征徭役的上流人物。革命让绅士滚进了城里，尽管他们西装革履，成为疑似“小资”，却犹如斩断了上下流动的源头活水，活水流不到，乡间一路萧索下去，自然变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的模糊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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