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曾看过一本洋人明恩溥写的书《中国人的特性》，印象不好，觉得这厮把中国人身上的缺点骂了个遍。他说中国人没精确习惯和时间观念，相互猜疑缺少信用也就罢了，这鬼佬居然还敢嘲笑中国人强悍高超的忍疼本领，简直让人没法容忍。据他的观察，中国人的神经系统和洋人长得不一样，所以不正常是应该的。中国人耐性突出，经常面无表情毫无怨言地等待任何灾难的降临，从容平静地忍受灾荒、饥饿和杀戮，甚至手术不用麻醉药，可以强忍剧痛一撑到底。这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敏感纤细的优雅性格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是高低两个人种。也怪不得他会鄙夷地随手给中国人脸上贴个“麻木不仁”的标签。这还不算，鬼佬还说中国人天生不会烦恼，真是一大幸运！否则苦海无边，回头没岸，那可真是没法活了！

        这番话把中国人说成了很傻很快乐的怪物，简直是不怀好意，虽然大先生说过，咱们权且把这话当“借别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算是给他一点开脱，可在我看来如此鄙视中国人仍然令人不爽，甚至容易生出些怨恨来。

        怨恨这鬼佬的原因是他打碎了我的少年红色之梦。那梦不是玫瑰色的，而是血红色的，是少时看革命小说《红岩》落下的癔症。每读到烈士江姐双手插满竹签却一声不吭怒目而视党国狱头那段，顿感血液黏稠凝滞得让人窒息，就快要止不住贲张出来，惊得好像自己满手扎满了竹签，陪伴那女烈士一起慢慢失去了知觉，浪漫得让人欲仙欲死。读一本歌颂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小说时这种感觉再次出现，那硬汉受伤后没麻药做手术，结果被绑到床上直接下锯子切掉伤腿，英雄疼得不行就直接大声唱起游击队歌来（长大后我才发现了些破绽，那好汉锯着腿疼成那样还能唱对歌词，总觉有点奇怪），就这样，歌声伴随着拉锯声此起彼伏，读到此段的生理反应是先心疼，然后兴奋得抽搐。后来在《风声》里发现了更高级的革命者，极度受刑后被放在手术台上，不但能唱“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曲调里面还藏有摩斯密码。回想起来，那与革命疼痛粘连在一起的阅读记忆实在太重口味了。真是谁疼谁光荣，让我们这帮不懂事的孩子恨不得扑上去轮流替偶像疼上一疼才好。那时我就认定，能忍才是真汉子，怕疼不是真英雄。令我不解的是，在鬼佬的眼里，这么激动人心的优点怎么一转眼就成了缺点呢？

        多少年后，一位中文名叫凯博文的洋大夫做出了另一番对国人忍“疼”的别致解读，才让我的不爽减轻了许多。这洋大夫说，中国人确实能忍，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逆来顺受，而是以疼痛作为反抗的武器，这话听起来就让人亢奋。洋大夫发现，中国人不但能忍肉体上的疼，还能忍精神上的疼，甚至把精神上的疼转换成肉体上的疼。这发现猛一看好像太离谱，难道中国人会变本加厉地修炼到什么事都能百忍成金？如果给凯博文扣上顶大帽子，这岂不是比明恩溥那鬼佬还要反动吗？

        不过仔细读读书里的观点，洋大夫却说出了一个为人忽略的常识，那就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国人几乎没人承认患过抑郁症，他们都爱使用“精神衰弱”这个说法诉说自己的病态，而且“精神衰弱”症状几乎全被转述成肉体的疼痛。比如有“闷”“火气大”这样的描述，更具体的说法可以是头疼、失眠、体重下降、精神分散和焦虑性疼痛，其实说的都是自己精神状态不好，却极力用表层的肉体症状加以掩饰，绝不承认患有抑郁之类的精神问题。

        后来洋大夫终于发现了病人只谈肉体疼痛的真实秘密，原来他的病人大多经历过“文革”政治斗争的摧残，心理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他们在单位、家庭和工作中曾遭遇各种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些精神病症又是在政治高压下逐渐酿成的，他们却以身体疼痛为名到处求医问药，这些行为被中国医生贴上了“精神衰弱”这个似是而非的标签，相反，对抑郁症这个标准的病名却避之如瘟疫。

        理由再简单不过，在我们伟大祖国一片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在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热情浪潮的感染激励下，谁还敢说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病？如果真得了抑郁症，那肯定是对我们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怀不满，或者心里有不可告人的阴险情绪在酝酿发酵，不愿意暴露在阳光之下，至少也有点自绝于人民的意思。一旦沾上这评价，罪过可就大了。那时国人只能拿身体说事，拿心理说事就是罪过，躲都躲不过来，谁还敢故意往上凑。

        “精神衰弱”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它既然被转述成了一种肉体的疼，就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在轰轰烈烈革命风潮下的短暂不适应，是比较容易自我克服的症状。病人借“精神衰弱”之名大谈体疼痛，一不留神还是种自我保护，比如可以用失眠、焦虑等身体不适为借口偷懒不去单位，或直接耍赖向领导提出各种要求，比如子女团聚、调动工作等。医生也可在“精神衰弱”的招牌下，与病人合谋，比如帮忙开出假病假条等，使它变成减缓政治压力的弱者武器。用身体疼痛对抗环境的行为艺术，在中国历次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屡屡上演，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实践者不分阶层，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凯博文把这个抵抗的艺术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躯体化”。

        病人表演“躯体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读书》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写的是北大教授汤用彤五十年代经历政治风波的故事。文章的标题就喻示汤老得了“思想病”。作为北大副校长，汤老最初不堪政治压力患上了脑淤血，这个阶段躯体疼痛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后来汤老就以病痛为借口慢慢脱离了北大的行政事务，不去单位上班了，也因祸得福地躲过了好几拨残酷斗争的冲击，卧病的理由大致也可算作广义的“神经衰弱”范围，身体疼痛无形中成了教授示弱的消极抵抗武器。我估计，当时的知识分子里有不少人用过此招。

        病人自觉给自己贴上“神经衰弱”的标签，实际上是和政治压迫展开一场拉锯战，也迫使单位对这种抵抗的艺术不断默认，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和平衡。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还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发起过几次集体清除“精神衰弱”的运动，以对付日益严重的旷工旷课等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又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历史真是何其相似！）。结果是风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这使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处事俗语，名正言顺，道理说得没错，但我们这个社会却总是逼人去做名实不符的勾当。小老百姓似乎习惯了只做不说。可这名实不符也许在农村中使得土法的精神治疗变相地潜伏存活了下来。在农村生活中，乡民心情郁闷不解都会去看“大仙”，大仙其实就是个准心理医生。我在陕西调查过一处黄大仙诊所，发现这位大仙并非什么通灵人物，只不过比常人更善于察言观色而已，她能从三两句交谈中就一下子捕捉到对方身份和背景的信息。“仙方”显然也只是给人心理安慰，没有真正物理意义上的疗效。

        “大仙”在“文革”时期自然被当作封建迷信，屡遭清除，“文革”后的复活，也是被默认成身体治疗的手段之一才残存下来的。乡民看病时混杂着各种信息，常常一通乱问，没人故意区分到底是精神还是肉体出现了疼痛。大仙也就不经意间成了解决乡民心理郁闷的一个渠道，没有一个大仙自封为精神病专家，或傻乎乎地对病人说你得了抑郁症，乡民也不会说谁谁出了什么心理问题，这是个只做不说、名实不符的好例子。

        在当今中国，和精神病治疗相近的情形可以举出关于“性事”的说与不说，这是名实不符风气盛行的另一个例子。网上早已有人指出，暴增的城市流动打工人口，由于无法释放过剩的力比多，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动乱源。去年就听说某省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召开时拿出提案，公开呼吁在中国设立“红灯区”。这位人民代表很可爱，提出的理由倒是义正词严，一点也不黄。他可能想，只有明确地人为划定一条黄与不黄的界限，才能真正起到道德训诫与社会监督的作用。比如踏入红灯区的人自然会倍感道德压力而且便于鉴别监管，也可以解决大量流动人口的性压抑问题，何乐而不为？这位仁兄头脑天真简单，觉得社会既然早已淫秽遍地，大家光做不说毕竟不好，何妨把它规范化呢。没想到却犯了国内流行的名实不符、只做不说之金玉良言的大忌。

        什么叫内外有别？在华人聚居地香港，如果你在旺角或油麻地溜达，就会发现各种“红灯区”的招牌，上面写着“马来妹”或“哈尔滨学生妹”的字样，香港政府对红灯区提倡的是“一鸡一窝”式的管理模式，黄色区域与其他颜色的区域界分标划得十分清楚。但是搬用到祖国大陆就不灵了，我们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搞人肉买卖在政治上不正确。另外，别忘了，现今到处流行的都是“名实不符”好办事的思维，故那仁兄的提案被冷落可谓再正常不过。我甚至有点担心这位代表会被骂成流氓，更惨的话会像韩国或台湾议会里互殴的代表，被暴打一顿，鼻青脸肿地抬回家去也不无可能，以后再想体面地走进人大会堂可就难了！因为哪怕整个大陆到处都是红灯在暗处闪耀，也不可能公开挂牌标价鼓吹皮肉生意。

        前一阵儿看好莱坞电影《僵尸之地》，让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在于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僵尸在行走，而且和传统僵尸片中摇摇晃晃的身形比较，这片中僵尸健步如飞。在新僵尸的追逐下，正常人拼命躲藏的难度也在增加。但大体正常人与病态的界限还是清晰的，我不清楚的是，要是按照这个法子一直拍下去，等到僵尸的智商超过常人，那时就没人能躲得过去了。我以为，这情形与“文革”以后的变化有点相似。“文革”时，那些标榜“神经衰弱”的人大多在家歇息，正常人都在单位政治学习或者上班工作，两者的界限还能辨识出来。如今大部分单位取消政治学习了，装病的人也自然少了，单位都企业化了，一般人都在打卡上班，干多少活儿给多少钱，老板不会听你抱怨呻吟，想用“神经衰弱”的理由开假条更是想都别想。抑郁症倒是可以公开承认，看精神科医生也大体不遭歧视，可是想学当年“神经衰弱”患者那样打着抑郁症招牌骗点权益可就越来越没了可能，弱者的抵抗艺术到此自然失灵。

        有形的政治枷锁被摘除了，到头来却是戾气弥散、人情冷漠、道德滑坡，想不抑郁都难。最近流行一种说法，人们见面打招呼的用语，八十年代是“你吃过了吗”，九十年代变成“你离了吗”，当今最时髦的问候则是“你抑郁了吗”。这问候语的变迁里潜藏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的界限越来越趋于模糊。再耸人听闻点说，也许不久的将来，你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会抑郁起来，正像僵尸片里每个人都感到邻人会瞬间变成僵尸扑过来咬你一样，到那时你怕不怕？反正我有点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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