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自杀风行，而且基本采取了一种相似的结束生命的姿势，从高楼飘然坠落。这不免引人猜想，猥琐一点的想法是，若是一袭白裙飘飘的女孩，那坠落的身姿美不美？答案一般是否定的，因为结局不分男女没有例外，总是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块。那么另一个恶作剧式的提问是，干嘛不选个优美的地方了断自己，比如从某座美丽的海边大桥上纵身跳下。恶毒的提问还有，飘到空中后他/她后悔了吗？后来听一位朋友谈到一本书，才知道自杀也是有成本的。那书名挺瘆人，叫《完全自杀手册》，日本人写的东西，总让人想起自残的三岛由纪夫和颂扬死亡美学的川端康成。

        手册里比较了毒死、淹死、上吊死、烧死、熏死、冻死等各种死法。那书里说，要想死得舒服，得费点脑筋。据说，雪地里冻死最具仪式化的优雅。试想在风景优美的滑雪圣地，在白雪皑皑的冰莹世界中体温慢慢散去，没什么疼痛窒息感，这死法浪漫得可以吧？但我总有点怀疑，冬天在北京热暖气里待惯的人，跑到没暖气的上海尚且跺脚大骂过的是非人生活，慢慢冻死岂非如赤条条插入冰窟窿，心理的惊悚蔓延成深入肌髓的寒冷，恰如另一种寸剐，如此自虐能浪漫得起来吗？

        最近出版的一本谈中国人自杀的书，却说到了一种成本更低的自杀方法，喝农药。作者吴飞在北方一个县里做调查，发现了大量冲动型自杀的案例。他发现，农村女性往往一赌气抓起手边的农药一口喝下去，喝药变成了表达暴烈情感的一种方式。冲动发生的一刹那，行动者几乎完全不计小命立马完蛋的后果，喝药频度之高，变成了农村的一种生活常态。城市人从高空飘然坠落之前，显然要经过一段延绵已久的绝望体验和心理挣扎，这招式没法普及。农村女性在一刹那间做出的喝药动作，当然也是长久积怨的发酵，农药到处可见，成了不须深思熟虑即可随手而得的致命武器，无形中减低了自杀成本。农村自杀率近年有所提升，与这种“仪式”频繁的操演不可说毫无干系。

        当然，不能说农药物美价廉，人手一瓶，一仰脖即可了断此生是近三十年来农村自杀率上升的主因，农药毕竟不是可口可乐，喝完就没事了。吴飞书中一句话触动了我，他说，农村自杀自一九七六年以后逐渐增加，“一九七六”这个数字带有一种特殊的历史分期兴味，那是个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那么一九七六年后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何在呢？一个解释是，封闭的政治氛围导致了人们对渴求生活欲望的迟钝，大干快上的政治热情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和精力，成了治疗自杀情绪的良药。试想，女人都被赶到水库工地上扛石头去了，净想着和男人比拼肌肉，即使农药在工地上随处可见，满怀劳动激情的女人那时哪会有自杀的心思？

        一九七六年以后的情形不用说了，农村变化之快让人难以置信，一九七六年以前，政治的强制恶化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自戕的冲动却也可能被一些虚幻的目标胶固减缓下来。那时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里，个人的角色根本就可忽略不计，玩自杀这种个人游戏毫无正当性。换句话说，那年头在城市玩自杀都觉得太奢侈，自杀是小资知识分子受不了人民群众的过度“关心”，身心拒绝改造的懦弱行径，是那可悲可怜的自尊心在作怪，死也是白死，说不定还会被扣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哪里还敢炫耀说是死于气节。农村小民命如草芥，谁还敢拿自杀说事要挟？可是一旦政治被视为一种骗局而让人漠不关心，就如安全阀被彻底扭断，自杀随即就会变成一种极其轻易的情绪释放手段。

        那么，自杀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表现吗？在这本书的案例里，大部分女性都是在与老公、公婆或孩子的争吵后仰药自尽的。这些行为表面上相当轻率，多是为小事而轻生，死得似乎很不值得，但这里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可能过去能忍的事现在却不想忍了。中国人一直给人耐劳吃苦的印象，我们过去的政治宣传也不断赞扬这种形象，比如小时候看烈士被扎竹签灌辣椒水，身体就会发生莫名的亢奋反应，觉得自己也想被绑到老虎凳上试试当英雄的滋味，我相信这是一两代人的心理焦虑。不过在当年传教士的眼里，中国人的忍耐吃苦可不是什么好品性，你本来就落后肮脏，挨打还不叫疼，可不天生就是挨揍的料？因此，自杀也许是不想忍的表现，说得高调好听点，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按照吴飞的说法，此时农村对过日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拿赌气和挣面子常导致自杀来说，很可能是成就人格的两种方式，不可轻易加以否定，这就是进步的表现。

        说到过日子，刚看到一本美国人戈夫曼写的名著《污名》，大体是讲那些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故事。其中几个案例给人印象很深，在这些案例中，一些带有生理或心理残疾的人，当别人有意对他们施与特别照顾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种屈辱感，觉得自己和常人不一样，会采取反抗和报复的态度作出回应。可是如果真把他们当常人看，一旦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自己又觉无法胜任时，就会顿生挫败感。

        这种焦虑不只表现在“污名者”的身上，常人也会对周围的态度表现出过度的敏感。比如吴飞书中茹蕙的故事就属于因过度敏感而自杀的例子，茹蕙的丈夫和儿子都对她很好，几乎满足了她的所有生活要求，因此她的自杀并非是家庭暴力的结果，人们在对此死因不解的情况下，只好给出个犯了魔怔的说法。其实，茹蕙的死与她对生活过度敏感而产生心理紧张有关，也许她对生活的祈盼隐隐超越了一般农民对“过好日子”的常态需求，以至于让人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叹。现在的大众媒体拼命鼓吹“平安是福”“平淡是真”等庸俗人生警语，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被排挤到边缘，自然会产生类似不正常的心理“疾患”。这让人想起福柯所描写的“疯人船”上那昏暗摇曳的灯火，结局只可能是孤独地自生自灭。

        当然，这里说的“个人觉醒”，也可能恰恰是在一种不太坏的制度废墟上饮鸩止渴。前几天还听一个朋友在会上发牢骚说，到农村做调查，发现孝悌之情早已荡然无存。一个村子里，不少儿子辈的人会在老爸家门口放一瓶农药，意思是你赖着我还不如赶紧喝药死了算。过去人们说家族制度拥有许多礼仪和对孝悌情感的精致训练，似乎能保证家族亲情氛围的延续，对自杀举动多少能起缓冲作用，但家族中也不乏阴郁险恶的环境，对边缘人超越世俗的追求造成压抑。家族统治对社会的秩序是种维系，可对人性的完善却并非总是有利的。这也许是在历史与现实难以调和的景况下，中国式自杀往往兼具悲剧与喜剧两种色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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