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去贝希克塔什见了穆希廷。我们在一家酒吧里聊了天。他什么也没对我说，另外他的身上还有一种嘲讽的态度。跟他谈完后，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仿佛变成了一件被禁止的事，就像每一秒钟都在犯罪一样。

        今天我去办公室了，在那里坐了一整天。晚上我在家听了收音机。我读了卢梭的，但没像希望的那样吸引我。我怎么办？有时真希望自己可以相信安拉。我又重新读了一遍穆希廷的诗，老实说我觉得写得很一般。

        我去了办公室。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我看了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稍微轻松了一些，但我想这也是件怪事。去楼上睡觉之前我看了一会儿报纸，写了这些。

        伊斯麦特帕夏因病辞职。杰拉尔·巴亚尔当上了总理。

        下午和裴丽汉一起走到了塔克西姆，回家的路上我们吵架了。她说我总板着脸，但又不明说对什么不满。她竟然在大街上哭了。我想告诉她我并不是对她有意见，但没有成功。我明白争吵和怪异的表现让我变成了一个异样的丈夫。

        今天和奥斯曼在办公室谈了一下公司最近的情况。预计今年的利润会大大高于去年；新仓库应该尽早完工；父亲去世后，会计萨德克在账本上犯了一些对他有利却对公司不利的小错。奥斯曼说我们也应该做出口生意。我谈了像钟表那样严谨办事的重要性。可能我还提到以后不想去办公室了，但他好像没明白。奥斯曼在办公楼的入口和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了父亲的照片。

        我就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我强迫自己去了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应该去。我想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忘记自己，忘记自己是什么人，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的良心感觉很沉重……在家的时候，我像个醉鬼似的到处晃荡。我想读书，但是我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这种良心、责任和负罪感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基督徒。有时我想，为了找回过去的和谐，我应该忘掉所有的事情。我去了办公室。回家后感觉很累。每天晚上回家时，我总在想：“这是最后一次，明天我不去了！”但是一到早上，我又对自己说：“我过去坐一会儿，然后就回来！”但是待在家里又无事可做。我也只好去做生意了。

        晚上和裴丽汉一起散步时在警察局门口看见了萨伊特先生。他在遛狗，看见我们大概有点尴尬。我们站着聊了一会儿。我想到夏末去他家吃的那顿晚饭，还有他喝利口酒时的样子。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而我们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喜欢读卢梭或是伏尔泰的书，却对泰夫菲克·菲克雷特或是纳默克·凯末尔的书不感兴趣？为什么我也是这样的？

        我去了办公室。收到一封奥马尔的来信，他说冬天会在凯马赫度过……结婚的事可能要拖到明年秋天了……他还说，他在一个隧道里工作，很累，似乎已经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我决定给奥马尔写回信，但又不知道写什么。我想告诉他自己的悲观情绪。我不写回信了，继续写我的日记。我在书房里写日记，书房被我恢复成原样了。父亲死后，母亲曾经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做礼拜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恢复原样了。晚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写些东西、做一些计划，有时我会从书柜里拿本书出来看看。我读了伏尔泰、，今天又读了，我在想为什么那些光明的灵魂在自己或是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土耳其作家的身上看不到。我现在的状态是绝望、丑恶和懒散。但是为什么在土耳其所有的事情都会是这样的呢？好像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睡觉……下雨了。

        我在寻找以前的平衡。穆希廷曾经说过，我过去的那种平衡让我觉得幸福，但同时又让我变得麻木。我在办公室里勤奋地工作。

        现在是半夜三点。孩子突然哭了，我和裴丽汉都被吵醒了。裴丽汉哄孩子睡觉，我来了书房，因为我睡不着了。我在家里穿着睡衣到处转悠了一会儿，觉得有点着凉了。后来我换好了衣服，到楼底下往暖炉里添了一些煤，然后把书房里的小暖炉也点上了。做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思考问题。但我的那些东西并不叫思考，因为我脑子里的东西全是图像而不是想法。下雨了，这两天一直在不停地下雨。当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时，脑子里出现的全是这些东西。我明天要去办公室。我读了日记。我跟穆希廷说自己在写日记时他几乎要笑出了声。我还告诉他我的生活脱轨了。一个夏天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去办公室然后回家！有时和裴丽汉一起去看场电影。我每天看报。看报的时候我想：不知道我读到的这些东西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每天早上，我都是抱着这种希望去读报的。我想也许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或是发生别的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希望看到战争，我期待的只是可以改变我生活的一个事件，因为在自己的身上我找不到这种力量。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但我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和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不相称的，这是一种麻木、糟糕、肮脏，充满了狭隘思想的可怜的生活。穆希廷说我应该幸福，因为我拥有所有的东西。他是对的！一想起这个，我就会脸红……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缺少一样东西。我叫这样东西是“平衡”，或是“和谐”，但是真正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每每想起穆希廷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就很恼火……我在日记里写了这些，现在想天亮前可以读哪本书。也许我可以给奥马尔写封回信。

        我在家躺了两天。我病得很厉害，发烧了。可能是周一那天着凉了。那天晚上从办公室一回到家我就躺下了，我的体温达到了39.5℃。昨天夜里也是那样，今天退到了39℃。我的眼睛在流泪，头很疼还咳嗽，我跟死人差不多了。裴丽汉害怕被传染，带着孩子搬到阿伊谢那里去了。我一个人待在这间卧室里。我连读书的力气也没有。我想读来忘记自己，但是这本书只会让我想自己……我看了看报纸，看到报上说全国到处都很冷，议员的候选名单公布了，大风导致两艘船失踪。所有的消息我至少看了十遍。

        我的病还没好，烧一直没退。天天躺着，我的背都疼了。一整天我所做的事就是看报纸，然后就像奥勃洛莫夫那样昏睡。我还在看伏尔泰和卢梭的书。我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树木和天空。一整天我就做了这些事……我为自己病弱的身体、麻木和正在腐烂的灵魂感到羞耻……

        早上起来量了体温，38℃。我曾经想：“周一上午可以去上班了！”我想自己已经无法忍受整天躺在床上的日子了，我要起来。我穿上了厚厚的衣服出去散步，一直走到了塔什勒克。外面的风还是很冷的。我看见了周一早上的尼相塔什。杂货店、蔬果店、上街购物的女士们、用人们、孩子们、树木、在我面前驶过的一辆辆汽车……我一直走到了马奇卡的有轨电车站。回来时我坐了有轨电车。快到家时，我看见了萨伊特·内迪姆先生的妹妹居莱尔。她在遛狗。看见她，我知道自己的表情变得有点奇怪，我仿佛陷入了一种焦虑、烦躁和紧张的情绪里。我的这种状态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因为整个星期都没刮胡子，所以我的脸上长出了络腮胡。她问我：“您在留大胡子吗？”真主啊，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我在做什么？我有怎样的个性？我以前的平衡在哪里？

        周一晚上我的烧又上去了，竟然到了40℃。我又躺下了。伊扎克医生来了。他说我得了严重的流感。整天这么躺在床上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的烧还没退。今天是除夕。他们在下面玩“翻跟斗”赌戏。我既睡不着，又做不了别的事情。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空空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个性的一样东西，一个花盆，或是一个门环。是的，我是一个门环。

        烧还是没退。我躺在床上，不愿意想任何事情。

        我的病已经好了三天，但是没有去办公室。伊扎克医生来了，他说我最好在家休息一周或是十天……我在抽烟。一整天我都在书房里读书。我的络腮胡有一掌长了。

        我一直在读书。一些经济和哲学的书已经看完了。我还不时地回头去读伏尔泰和卢梭的书，但是不如以前那么激动了。今天上午我又给奥马尔写了一封信。上次他在给我的回信上说：“开春的时候和裴丽汉一起过来，如果她走不开，你一个人过来！”这阵子我是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知道出去透透气对我会有好处。奥斯曼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他要我尽快去办公室。我的这场病可能不单单是流感，因为咳嗽时发出的声音很不正常。裴丽汉一听到我咳就会皱眉头。我还想写的是，这些天我发现自己在想居莱尔。我对她在做什么、她的日常生活还有她整个的生活都感到好奇。其实这种好奇跟一般的好奇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我确信这点，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有必要把它写下来。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月底了，但我还没去办公室。我的肺已经没事了，心情也不错，我又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天。我有时和裴丽汉出去散步，有时会去看电影。我还在继续从前的生活，但有一点不同，我没有去办公室。奥斯曼和母亲一再问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室。我总是敷衍地说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我准备二月份的第一周去办公室。我让奥斯曼帮我从萨哈夫拉尔那里买了一些书。我正在读这些书，《改革和组织》、《国家和个人》、《税收政策》。我把《组织》杂志的全套都买下了。我差不多可以说已经找回了从前的健康和平衡了。我不太想写日记了。

        我看了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它们没有实地反映我的日常生活。我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裴丽汉、侄儿们、阿伊谢及母亲的闲聊和一些微不足道、简单的事情上了。而在这里我一点也没写。然后我的思想、烦恼和难题也都没写……我想了很多很多复杂的、细小的却是烦心的事情。我还是没去办公室。我想过完节，过完古尔邦节再去……到那时我把大胡子也给剃了……因为日记并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写日记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虚伪。准备过节杀的羊也已经买好了，它们被拴在后花园里，不时可以听到它们咩咩的叫声。今天奥斯曼和奈尔敏吵架了……家里有种不愉快的气氛。不写了……因为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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