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黢黢的队伍爬过了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跟着冒险家波旁渡过了宽阔的波河。

        向巴黎方面走，到了离埃当普不远的地方，人们还看得见一座四方形大厦，开了哥特式的窗子，窗上饰着一些粗糙的雕刻。大门上面有一个龛子，龛里从前供了一尊石质的圣母像；可是在革命时，它就跟许许多多男女圣者的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被拉尔西地方的革命俱乐部的主席当众公开地捣毁了。后来，就用另一个圣母像代替了她，实际上只是石膏像罢了，不过，利用一些丝质布条和一些玻璃珠装潢了一下，倒也很像样，而且给克罗德·基罗的酒店添上了一种可敬的神气。

        两百多年前，就是说在1572年，这座大厦像现在一样，是专门接待口渴的旅客的；不过它那时的外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墙壁上写满了证实一场内战的各种命运的题字。在“亲王万岁！”这些字旁边，写的是：“古伊兹公爵万岁！消灭胡格诺！”稍微隔开一些，一个军人用木炭画上了一座吊架和被吊的人，而且为了避免张冠李戴，他在画下面加了“贾斯巴尔·德·沙蒂温”这几个字。但是新教徒似乎后来也在这种地方占过优势，因为他们首领的名字曾经被擦掉，而代以古伊兹公爵的名字。还有一些被抹去了一半的题字很难读出来，更加不容易用合适的词句译出来，这些题字证明了国王和他的母亲跟这些党魁同样地不大受人尊敬。不过，在公民和教徒的怒火当中受苦最大的，似乎要算是那可怜的圣母像了。弹痕累累多达二十处的圣像证实了胡格诺的士兵们要摧毁他们叫作“偶像”的决心。天主教信徒经过圣像前面恭恭敬敬地摘下他的便帽，新教徒的骑兵却觉得必须用抬枪向它射击一下：而且，假如他射中了它，那他就认为等于是打倒了《启示录》里的怪兽和消灭了偶像的崇拜。

        好多月以来，两个敌对教派已经讲了和；不过和平的信誓只是发自嘴上，而不是出于内心。两派的敌对状态依然是那样难以和解地存在着。一切都说明战争只是刚刚停止，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和平是难以持久的。

        金狮客店里满是兵。听了他们的外国口音，看了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服装，便认得出他们是叫作“赖特尔”的德国骑兵，他们来替新教派服役，主要是因为它能够给他们很多的钱。假如说这些外国人驾驭他们的马匹的熟练和他们使用火器技术的精巧，使他们在战争日子里令人望而生畏，那么，从另一方面看来，或许可以更正确地称赞他们是打家劫舍的能手和毫无人心的战胜者。驻在客店里的骑兵一共五十名：他们前天夜里离开巴黎，要开到奥尔良去扎营。

        他们有的在洗刷拴在高墙边的马匹，有的在烧火，旋转着烤肉的铁钎，忙着做饭。不幸的客店老板，手里拿着便帽，眼里含着泪水，凝神注视那混乱的场面——他的厨房就是布着这种场面的舞台。他看到他的鸡鸭栏被破坏了，他的酒窖被打劫了，他的酒瓶被他们弄断了瓶颈——他们不屑把瓶塞打开；而最糟糕的是，他很明白，尽管国王对作战人员的纪律下过严厉的命令，他却绝对不能指望从那些把他当敌人对待的人方面取得损害的赔偿。一支武装的部队，无论是在和平或者战争状态之下，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为所欲为，过得很快活，这是在这不幸的时代里一种公认的事实。

        在一张被油腻和烟熏得黑黝黝的橡木桌子前面，坐着赖特尔们的队长。那是个又高大又肥胖、年纪在五十左右的人，一只鹰钩鼻，面色很红润，银灰色而稀疏的头发遮盖不住从左耳一直伸到浓厚的胡子里的一道宽大的伤疤。他已脱掉了他的护身甲和军盔，身上只穿着一件匈牙利的皮短袄——这件短袄因为时常跟武器摩擦，已变得漆黑，而且很多地方曾经细心地缝补过。他的马刀和手枪放在他伸手可及的一条长凳上；不过他身边还保留一把大腰刀，那种武器，一个慎重的人只有躺到床上时才肯放下。

        在他的左边，坐着一个小伙子，面色鲜明，个子大，而且长得还不错，他的短袄绣了花，从他全身的服装上看来，他显然比他的同伴更讲究修饰。不过他只是队长的掌旗官。

        两个年纪在二十至二十五的年轻女人坐在同一张桌边陪着他们。在她们的服装上，寒酸与华贵混在一起，因为那些衣服原来并不是替她们剪裁的，显然是由于战争的好机会，才落到她们手中。一个穿了镶金线可是完全褪了色的花缎的上装，配一件朴素的布长袍。另一个穿了一件紫色天鹅绒袍子，配一顶灰色男人呢帽，帽上用一根雄鸡羽毛装饰着。两个女人都很好看；可是她们那大胆的目光和她们说话中的无拘无束，一望而知她们已习惯跟士兵们在一起生活了。她们当初离开德国时是并没有固定职务的。穿天鹅绒长袍的那一个是个吉卜赛女人；她会玩纸牌，会弹曼陀铃。另一个懂得外科医术，似乎很受掌旗官的敬重。

        这四个人，每人面对着一个大酒瓶和一只玻璃杯，一起在闲聊天，喝着酒，等着煮好那一餐饭。

        因为大家饥肠辘辘，谈话慢慢地没有劲了，这时有一个身材高高的、穿着文雅的青年拉着他所骑的纯赭色的骏马在客店门前停住。赖特尔的号兵从他的条凳上站了起来，走到陌生人跟前，抓着马缰绳。陌生人把这看作是一种礼貌行动，正准备向他道谢；但是他很快就发觉自己弄错了，因为号兵竟然把马嘴打开，而且用内行人的眼睛端详它的牙齿；接着，退后几步，望望这高贵动物的大腿和后部，他带着满意的表情，点了点头：“好漂亮呀，先生，您骑的这匹马！”他含糊不清地说；他还加上了几句德国话，引起了他的伙伴们发笑，跟着就回到他们当中重新坐了下来。

        这种不客气的检查引起那位旅客的很大不快。可是他只朝这号兵身上轻蔑地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过去帮助他，他自己下了马。

        客店老板这时从他的屋里走出来恭恭敬敬地用手抓住了马缰绳，而且凑到旅客耳朵边，为了不让赖特尔们听见，很小声地说：

        “愿上帝帮助您，我年轻的绅士，可是您来得不是好时候，因为跟这些巴尔巴伊奥相处在一起，对于像您我这种善良的基督徒说来，是不大愉快的，但愿圣·克里斯朵夫显灵，拧断他们的脖子！”

        “这些先生，”他问，“都是新教派的骑兵吗？”

        “而且还是赖特尔哩，”客店老板继续说，“愿圣母惩罚他们！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钟头以来，他们已损坏了我一半的家具。他们像他们的首领德·沙蒂温这个漂亮的撒旦海军上将一样，全是毫无人心的匪徒。”

        “像您这样有了一把灰胡子的人，”青年回答，“您态度不够谨慎，您要是跟一个新教徒说话，那他很可能狠狠揍您一顿来回答您。”说这些话时，他便用打马的长鞭子敲敲自己的白色长筒靴。

        “怎样！……什么！……您是胡格诺！……我要说您是新教徒！”客店老板一下子惊慌失措，大叫了起来。他退后一步，而且从头到脚打量起陌生人，好像想从他的服装上面找寻一些标志，以便猜测出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教似的。这种观察和青年那开朗和含笑的面孔渐渐地使他重新安定下来，他更加低声地说：

        “一个新教徒会穿一件绿色天鹅绒的衣裳！一个胡格诺会佩一条西班牙式的领饰！哦！那是不可能吧！呀！我的年轻大人，在异教徒身上是不会有这样名贵的装束的。圣母玛利亚！一件精致的天鹅绒短袄，对于那些吝啬鬼说来，是太漂亮了！”

        马鞭就在这一刹那间响了一下，打到可怜的客店老板的颊上，在他看来，这好像就说明了谈话对手的宗教信仰。

        “多嘴的流氓！这可教训了你，看你还乱说不乱说。喂，领我的马上马房里去，别让它缺少什么。”

        旅店老板垂头丧气，把马带到一个棚架下面去，嘴里极小声地叽咕出成千句的诅咒，骂德国和法国的异教徒；假如不是那青年跟着他去看看他的马将受怎样待遇的话，那么，无疑地，可怜的畜生因为是属于异教徒的这个身份，将得不到它的晚餐。

        陌生人走进厨房，和蔼地抬起他那顶有一条又黄又黑的羽毛遮蔽着的大帽子的边缘，向聚集在里边的人们敬礼。队长对他还了礼，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些时候，没有说话。

        “队长，”年轻的陌生人说，“我是新教派的绅士，我多么欢喜在这儿遇到我的几位教友，要是您也觉得高兴的话，我们就在一起吃晚饭吧。”

        陌生人出色的风度和文雅的服装，队长看来已经觉得很顺眼，队长便回答他说“很荣幸”。我们上文说过的那年轻吉卜赛女人密拉小姐，连忙请他坐在她的长凳上，凑在她身边；而且，由于她的天性非常殷勤，她甚至把她自己的酒杯递给他，队长跟着就在那杯里斟满了酒。

        “我名叫迭特里茨·洪斯丹，”队长边说，边把他的酒杯碰青年的酒杯，“您一定听见过谈起迭特里茨·洪斯丹队长吧？在德勒战役和后来的亚尔纳·勒·都克战役中，指挥那些敢死队的就是我。”

        陌生人理会了这种拐弯抹角向他打听姓名的方式；他回答：

        “队长，我很抱歉不能够告诉您一个像您那样出名的名字，我是说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父亲的名字在我们历次内战中是很出名的。我本人叫柏尔那尔·德·麦尔基。”

        “对这个名字我可一点儿也不生疏！”队长边叫，边向他的酒杯里斟酒，满满地斟了一杯，“我认得您的父亲，柏尔那尔·德·麦尔基先生；从最初几场战争起，我就结识了他，就像结交了一个知心朋友。愿他身体健康，柏尔那尔先生。”

        队长端起酒杯，对他的部队说了几句德国话。当酒沾到他的嘴唇的时候，他的骑兵们个个把帽子向空抛掷，口里发出欢呼声。老板以为那是屠杀的信号，吓得双膝跪倒。柏尔那尔面临着这种异乎寻常的尊敬场面，自己也有一点儿惊奇，但是他认为必须为队长的健康而干杯来回答这日耳曼式的礼貌。

        在他还没有到场以前，那几瓶酒已经喝得很可观，现在要再来一阵干杯，可就不够应付了。

        “起来吧，伪君子，”队长掉转身子向跪在地上的老板说，“起来，去替我们找酒来。难道你看不见酒瓶是空空的吗？”

        掌旗官为了要对他证明这一点，就把一只空瓶子往他头上一扔。老板便奔到酒窖里去了。

        “这人是极端的无礼，”麦尔基说，“不过如果这酒瓶打中了他，那么尽管您并不愿意叫他吃很大的苦，他还是吃了大苦头了。”

        “啊，哈！”掌旗官哄然大笑了一阵。

        “一个天主教徒的脑袋，”密拉说，“还比这瓶子结实得多，虽然更加空洞些。”

        掌旗官越笑越厉害，所有在场的人都学着他笑，甚至麦尔基也笑了起来，不过他笑吉卜赛女人那副好看的嘴，甚于笑她所说的刻薄的笑话。

        酒拿来了，跟着就吃晚饭。过了一阵静默之后，队长嘴里塞满了食物，重新说：

        “我认得德·麦尔基先生呀！在亲王第一次战役中，他是步兵上校。在第一次围攻奥尔良时，我们一连两个月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现在他身体好吗？”

        “谢谢上帝！拿他的岁数来说，还算好。他时常对我谈起赖特尔们和他们在德勒战役中所完成的光荣任务。”

        “我也认得他的长子……您的哥哥，乔治营长。首先……我要说……”

        麦尔基露出窘态。

        “他是什么也不怕的人，”队长继续说，“可是很糟糕！他的脑筋糊涂。他脱离宗教恐怕会给您父亲引起很大的烦恼，我真替您父亲为这件事气愤。”

        麦尔基脸红，一直红到眼白上，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来原谅他的哥哥，但是很容易看出来，他心里对他哥哥的裁判比起赖特尔的队长的裁判来，还要严厉得多。

        “呀！我觉得那使您很难过，”队长说，“好吧！我们别再谈这个了。那对于宗教来说是一种损失，而对于国王来说倒是一个大大的收获，据说国王对待他很尊敬。”

        “您从巴黎来，”麦尔基设法转移话题，打断他说，“海军上将先生到了没有？您一定看见了他吧？他现在好吗？”

        “当我们走的时候，他跟着朝廷从布罗瓦来了。他过得非常之好：身体健康。这位可亲爱的人，他肚皮里还有二十场的内战要打哩！陛下那样另眼相看地对待他，弄得教皇的党羽个个满怀忧愤。”

        “真的，国王绝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功绩。”

        “喂，昨天我看见国王在罗浮宫的扶梯上紧握着海军上将的手。德·古伊兹先生跟在后面，神气像一条挨了打的短腿小狗那样的可怜；我，您可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似乎看见市集上耍狮子的人；他指挥狮子伸出脚来就像指挥一条狗那样容易，可是，尽管马戏班的人表现得很安详，而且做作得很像样，他总忘不了他所掌握着的兽脚上存在着可怕的利爪。是呀，他妈的，据说国王已嗅到海军上将的爪子味儿了。”

        “海军上将有长长的臂膀。”掌旗官说。（这是新教派军队中的一句俗语。）

        “拿他那把年纪来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男人。”密拉小姐赞许地说。

        “我会把他当作情郎来爱，甚过爱上一个年轻的巴比斯特。”掌旗官的女友杜鲁珍小姐接着说。

        “他是宗教的柱石。”麦尔基也要表达他那一份赞颂，这样说。

        “是的，不过在军纪方面，他是十分严厉的。”队长摇摇头说。他的掌旗官带着意味深长的神情，眯了一只眼睛，而且他脸上那粗大的线条皱缩起来做出一个鬼脸，队长还当作一阵微笑。

        “队长，我不希望，”麦尔基说，“听见像您这样的一位老兵，对海军上将先生在他的军队中执行正确的军纪而有所非难。”

        “对呀，毫无疑义，军纪是需要的；不过也应该替士兵估计估计他所忍受的一切痛苦，不必禁止他去找找开心，当他偶然碰到机会的时候。算啦！各人有各人的缺点；虽然他过去下令叫人把我吊死，我们还是为海军上将的健康而干杯吧。”

        “海军上将下令叫人把您吊死吗？”麦尔基大叫，“您已被吊死了，可您还这么活跃！”

        “是呀，他妈的！他下令要吊死我，可是我并不怀恨在心，我们来干杯祝他健康吧。”

        在麦尔基还来不及再问下去之前，队长已在所有的酒杯中斟满了酒，摘下他的帽子，而且命令他的骑兵们三呼“乌拉”。个个酒杯干了，喧哗也停息了，麦尔基再往下问：

        “那么您究竟为了什么事要被吊死呢，队长？”

        “为了一件小事情：一所可恶的圣东修道院被抢，又偶然被火烧了。”

        “是呀，但是所有的修道士事前都没有出来。”掌旗官插嘴说，一面放声大笑自己的趣话。

        “呃！像这样的流氓们早一点或者迟一点烧掉，那有什么关系？可是，海军上将，您会相信吗，麦尔基先生？海军上将对这件事竟大发雷霆；他下令抓我，他总部的宪兵长就不再客气地盯住我了。那时，所有围绕着他的绅士们、大人们，甚至德·拉·怒先生——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并不软弱的军人（因为他们说，拉·怒结而不解）——和所有的队长们都请求他宽恕我，可是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他妈的！他生多大的气啊！他疯狂地咀嚼嘴里的牙签；您知道这句俗语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别遇见德·蒙摩林西先生念经和海军上将先生嚼牙签！’‘愿上帝赦免我，’他说，‘必须趁拉·皮可列还只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杀掉她；假如我们让她变成了高贵的夫人的话，那时将是她来杀掉我们了。’此刻，来了一位祭司，胳膊下夹着他的《圣经》；有人带领我们两个走到一株橡树底下……我现在似乎还看见这橡树向前伸出一枝，那样子好像是故意生长到那儿的；有人用绳子绑住我的脖子……每次我回想起那条绳子，我的喉咙就会干涩得像火绒一样。”

        “这给您润润喉吧。”密拉说；她在讲故事人的酒杯里斟满了酒。

        队长一口气喝光了它，继续这样说：

        我看自己跟一粒橡树果已经不相上下了，当我找出这些话对海军上将说的时候：

        ‘哎哟！大人，难道就这样吊死一个曾经在德勒指挥过敢死队的人吗？’我看见他把嘴里的牙签吐了出来，而且换上了一根新的。我对自己说：‘好啦！这是好预兆。’他叫葛尔米尔上尉出来，而且小声地跟他谈话；然后他对宪兵队长说：

        “‘来吧，替我把这个人吊起来。’说话时，他转身走开了。有人就把我真的吊起来，但是好心肠的葛尔米尔上尉拿起长剑，马上就把绳子割断了，让我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弄得我满脸通红，像一只煮熟了的龙虾。”

        “我祝贺您，”麦尔基说，“这么便宜就脱了险。”他注意打量着队长，而且似乎感觉有些懊恼跟一个很应该吊死的人碰头在一起；不过，在那不幸的时代里，犯罪是那么频繁，人们很难照今天这样严厉地裁判它。一个党派的残酷行为就许可了对方的报复，而宗教的仇恨几乎窒息了整个民族的同情心。此外，说句实在话，他已开始觉得密拉小姐十分漂亮，而她那神秘的媚态已挑动了他，再加上酒的香气在他那年轻的头脑里究竟比在赖特尔们那顽固的脑袋里更加容易产生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格外能宽恕跟他同席的人们。

        “我把队长藏在一部掩蔽的四轮车里，有八天多的时间，”密拉说，“只有在夜里我才让他出去。”

        “我呢，”杜鲁珍补充说，“我就送吃的和喝的给他：他本人在这儿哩，可以作证。”

        “海军上将装作很生葛尔米尔的气的样子；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们两人中间耍的一种鬼把戏。至于我呢，我继续在军队中服役了很久，自己绝对不敢再在海军上将跟前露面，后来，在围攻伦雅克时，他终于在战壕里发现了我，而且告诉我说：‘迭特里茨，我的朋友，你既然没有吊死，现在就该让敌人用抬枪射死你吧。’他向我指点着城墙的缺口；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便勇敢地爬上去向敌人进攻；到了第二天，在大街上，我手里拿着我那顶被抬枪打穿了一个洞的帽子，走到他跟前。‘大人，’我对他说，‘我被抬枪打死了，就像我以前被吊死了一样。’他微微一笑，把他荷包里的钱给了我，一边说：‘这给你买顶新帽子吧。’从那时起，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了。呀！这座伦雅克城的一场洗劫是何等可观啊！只要回想到那里，我就垂涎欲滴了！”

        “呀！何等漂亮的丝绸衣服啊！”密拉嚷叫。

        “多么好看的内衣啊！”杜鲁珍嚷叫。

        “我们冲进了大修道院的修女们的屋里去！”掌旗官说，“两百名骑马抬枪手跟一百个修女住在一起！……”

        “其中有二十多个脱离了罗马教，”密拉说，“她们发觉胡格诺们很合她们的口味。”

        “就在那儿，”队长嚷道，“就在那儿，她们很开心地看到：我们的骑兵们背上披着祭司们的袈裟，走到马槽边，我们的马儿在祭台上吃荞麦，而我们就在祭司们的银质祭爵中喝下他们的美酒！”

        他转过头来要酒喝，看到了客店老板两手合拢，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表情，抬起眼睛望着天。

        “蠢材！”好心肠的迭特里茨·洪斯丹耸耸肩膀说，“怎么会有人傻到那种地步，竟然相信罗马教祭司们所讲的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喂，德·麦尔基先生，在蒙刚都尔战役中，我用手枪一下就打死了安茹公爵的一个门客；脱掉他的短袄时，您知道我在他的肚皮上发现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大幅丝绸，上面写满了圣者们的名字。他企图用它来防避子弹。天啊！我可教训了他，没有一幅肩褂，新教徒的一粒子弹会穿不透的。”

        “是的，那些肩褂，”掌旗官打断他的话说，“但是我的家乡倒有防避铅和铁的羊皮纸出卖。”

        “我宁可要一件纯钢铸造的护身甲，”麦尔基说，“像札戈卜·列斯卓在荷兰所做的那些护身甲一样。”

        “听我说吧，”队长继续说，“不应该否认有办法使东西硬化；我——对您讲话的我——我在德勒就看见一个绅士被抬枪一下打中了胸口；他知道那种会使皮肤硬化的药膏的配方，事先他自己就用这药摩擦在他的犀牛皮下面；哎，果然连一丁点黑而红的伤痕都看不出来。”

        “您不认为光靠您所讲的这种犀牛皮就能够削弱抬枪的威力吗？”

        “哦！你们这些法国人，你们是什么都不肯相信的。但是，假如您像我一样，看见过一个西来斯籍宪兵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一张桌子上面，任何人尽管怎样使劲地用刀来砍它，都不能够割伤它，那您又怎么说呢？您笑，难道您不相信那是可能的吗？问问密拉吧，您看清楚那个姑娘吧？在她生长的地方，巫师就跟这里的修道士一样普遍；她会对您讲她家乡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有时，在秋季漫长的夜晚里，当我们在露天底下围着火闲坐的时候，她给我们讲的奇事吓得我们头发都竖了起来。”

        “我将多么高兴能够听到一篇，”麦尔基说，“美丽的密拉，让我高兴一下吧。”

        “对，密拉，”队长接着说，“趁我们还没有喝光这几瓶酒以前，给我们讲一篇故事吧。”

        “那么，听我讲吧，”密拉说，“可是您，我年轻的绅士，您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假如听了以后，您有所怀疑，那只好让您一个人去怀疑了。”

        “怎么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相信呢？”麦尔基低声地回答她，“真的，我觉得您已经迷惑了我，因为我已经完全爱上您了。”

        密拉柔和地推开了他，因为麦尔基的嘴巴几乎碰到她的颊上；在偷偷地向左右看了一看，认为大家都在等着倾听她之后，她才开始这样讲：

        “队长，您过去一定在哈美尔待过吧？”

        “从来不曾。”

        “您呢，掌旗官？”

        “我也不曾。”

        “怎么！难道我就找不到在哈美尔待过的人吗？”

        “我在那儿待过一年。”一个骑兵走到前面说。

        “啊！弗利兹，你看见过哈美尔的教堂吗？”

        “不止一百次了。”

        “它的那些着了色彩的玻璃窗呢？”

        “当然看见过。”

        “你看见这些玻璃窗上画了什么？”

        “这些玻璃窗上面吗？……左边窗子上，大概是画了一个黑色的大汉子在吹笛子，一群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奔跑。”

        “好吧。喂，我就跟你们谈谈这个黑人和这些孩子的故事吧。”

        “好多年以前，哈美尔地方的人被多到无可数计的老鼠吵闹得大伤脑筋。这些老鼠是从北部来的，一群一群结成密集的队伍，连土地都因为它们而变成了漆黑一片，甚至双轮马车夫也不敢让他们的马匹跨过这些动物的队伍正在通行的一条道路。一切都被咬个精光；在一间麦仓里，这些老鼠吃光了成吨的麦子，那比起我喝干了一杯这样的美酒，还更算不了一回事。”

        她喝了酒，抹抹嘴，继续往下讲。

        “大捕鼠机啦，小鼠夹子啦，陷阱啦，毒药啦，通通没有用处。后来，从布莱梅用一条船载来了一千一百只猫；可是也起不了一点作用。杀一千只老鼠，就会再来一万只，而且比先前的更加馋。一句话，要是对这种大灾难再没有办法补救的话，那么哈美尔将会一粒麦子也剩不下来，所有的居民都要饿死了。”

        “一天，星期五，市长面前出现了一个大汉子，褐色的皮肤，形容枯槁，大眼睛，嘴巴阔阔的，身穿一件红色短袄，配上一顶尖帽子，一条有丝带装饰的宽大短裤，灰色长筒袜子和一双结了火红色玫瑰花饰的鞋子。他身边带了一只小皮袋。我现在仿佛还看见这个人。”

        大家的眼睛都不由得转向密拉目光盯住的那堵高墙上。

        “那么，您看见过他吗？”麦尔基问。

        “不是我，是我的祖母看见过；她记得那么清楚他的面孔，甚至会替他画出肖像来。”

        “他对市长说了什么？”

        “他向市长提出愿以一百个都卡的代价，把城市从这一场蹂躏它的大灾难里解放出来。你们可以想得到，市长和上流人们开头都同意那么做。那陌生人立刻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支古铜笛子；而且好像生了根似的站在商场的空地上教堂前面，但是，请注意，他掉过身去，开始吹出一支奇怪的调子，那是德国吹笛人从来没有吹过的。听到了这调子，大大小小的老鼠从所有的麦仓里，从所有的墙穴里，从屋顶斜梁底下，从砖瓦底下，几百只一批，几千只一批，向他跟前奔来。陌生人把笛子吹个不停，笔直走向威薛尔河边；到了那儿，他脱掉了裤子，一跳就跳进水里去，哈美尔所有的老鼠都跟着他下去，立刻都沉溺了。整个城市里只剩下了一只老鼠，你们等一会儿就会明白那是什么道理。这位魔术家，因为他的确是一位魔术家，向最落后的还没有入水的那只老鼠打听，为什么白老鼠克罗斯还没有来。”

        “‘大人，’那只老鼠回答，‘它那么老，再也走不动了。’”

        “‘那么，你去找它吧。’魔术家回答。老鼠立刻向城里走去，他很快就从城里跟一只年老、个儿大的白老鼠一道儿回来了；白老鼠那么老，那么老，老得连自己都拖不动了。那两只老鼠，年轻的拉着年老的尾巴，两个一道投入威薛尔河里，像他们的同类一样，沉溺下去了。城市因此清除了老鼠。但是当陌生人上市政府领取他们已经应允他的酬金时，市长和上流人们考虑到他们不必再怕老鼠了，而且认为他们会很容易地打发走一个没有人保护的人，就无耻地只给了他十个都卡，以代替原来应允的一百个都卡。陌生人抗议，他们也不理睬他。于是他威吓说，要是他们不按约维持原来的价钱，他非要他们付出更高的代价不可。上流人们听了这种威吓的话，哄然大笑，把他撵出市政府的大门，称呼他作‘捕鼠好手’。城里的孩子们重复这句侮辱的话，跟踪着他穿过一条条街道，一直到‘新门’口。到了下一个星期五，正午时分，陌生人再度在商场的空地上出现了，不过这一次，头上戴了一顶奇形怪状的卷着边的深红色帽子。他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支跟上一次大不相同的笛子，他一开始吹笛子，城里所有从六岁至十五岁的男孩子都追随着他，并且跟他一道儿走出城外去了。”

        “哈美尔的居民难道就让他把孩子们带走吗？”麦尔基和队长同时问。

        “他们跟着他走，一直走到哥宾贝尔山边，一座今天已经堵了口的山洞附近。吹笛子的人走进洞里去，所有的孩子全都跟着他一块儿进去了。开头一会儿，还听得见笛子的声音，渐渐地声音低微下来了；最后，一点儿也听不见了。孩子们全部失踪了，从那时起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

        吉卜赛姑娘讲到这里停了下来，以便从她的听众的面部表情上观察一下她的故事所产生的效果。

        那个在哈美尔待过的赖特尔开口了，他说：

        “这篇故事是这么真实，所以在哈美尔，当人们谈到某桩异常的事件时，总要说起：‘那是在我们的孩子们走后二十年或十年发生的……法尔庚斯丹的大人是在我们的孩子们走后六十年浩劫我们的城市的。’”

        “但是最奇怪的是，”密拉说，“同时期里，在距离那儿很远的达琅西里瓦里亚，出现了一帮孩子，他们都讲一口流利的德国话，而且说不出自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就在那地方结婚，把他们的语言教给他们的孩子们，因此，一直到今天，达琅西里瓦里亚的人都说德国话。”

        “难道魔鬼居然把哈美尔的小孩子全都搬移到那儿去了吗？”麦尔基微笑地说。

        “我敢对天证实那是真的！”队长喊道，“因为我在达琅西里瓦里亚待过，我知道那儿的人都说德国话，而周围一带的人说的却是一种地狱下界杂乱难懂的语言。”

        证据是这样多，队长这番作证的话也不见得比别的证据更差。

        “您愿意我预言您的未来吗？”密拉问麦尔基。

        “愿意。”麦尔基回答，同时伸出他的左臂兜住吉卜赛姑娘的身体，一面摊开他的右手伸给她。

        密拉端详了那只手大约有五分钟之久，没有作声，而且时不时露出沉思的神情摇摇头。

        “哎，哎！我美丽的女孩子，我要我爱上了的女人做我的情妇，可以到手吗？”

        密拉用她的中指在他的手面弹了一弹。

        “吉凶参半，”她说，“蓝眼睛同时主厄运和好运。最坏的是，恐怕你将来要亲手杀害自己的亲人。”

        队长和掌旗官保持着缄默，他们两个听到这句预言的悲惨结尾，似乎受到同样的刺激。

        客店老板闪到旁边，连画几次大十字。

        “我将相信你真的是一个女巫师，”麦尔基说，“假如你能够告诉我，等一会儿我想做什么事的话。”

        “你想拥抱我。”吉卜赛姑娘凑到他耳边低语。

        “她的确是女巫师！”麦尔基一面拥抱她，一面大喊道。他继续跟漂亮的女预言家喁喁私语，他俩中间的良好关系似乎每一刻都在增长。

        杜鲁珍拿起了一件像曼陀铃的乐器——琴上的弦差不多都齐全——她试弹了一支德国进行曲。于是，看到了兵士们排成了一个圆圈围绕着她，她便用她的语言唱出一首战歌，赖特尔们跟着高唱这首战歌的叠句。队长被她的榜样逗起了兴趣，也唱出一支胡格诺的古老歌曲，声音响亮，简直要震碎一切玻璃，这首歌曲的调子至少跟歌词是同样的野蛮。

        教皇党羽，教皇党羽，教皇党羽。

        所有的赖特尔们都酒气醺醺，每人开始唱出一首不同的曲子。盘碟和酒瓶里的残肴、剩酒撒满了一地板；厨房里嚷起了咒骂声、大笑声和酒调。不过，很快地，奥尔良的酒气所引起的睡意，在这吵吵闹闹的舞台上大多数演员身上已经发生了威力。士兵们就在几条长凳上睡下了；掌旗官在安排了两名哨兵把守门口之后，便蹒跚地拖着两腿向他的床铺走去；队长呢，他知觉上还留意着要走直线，没有转一个弯爬上扶梯，走到客店老板的卧室——那间卧室，他认为是店里最好的房间，才选来自用。

        麦尔基和吉卜赛姑娘怎样呢？原来在队长歌唱以前，他们两个已经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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