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时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官”、“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官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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