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这个时髦都市的所有时髦区域中，再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海德公园里被称之为“淑女路”或“罗腾道”那段松软、泥泞的路了。在天气尚可的日子里，每到下午四点，这里就会有几百名骑在马上的男男女女，全都穿上那个年代最华丽的衣服，在午後的金色阳光下容光焕发。

        那是熙来攘往的一幕：骑马的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女人会有穿制服的侍童跟在後头小跑，有的是由严格的保母骑马跟着，还有的则是由男友陪伴。尽管罗腾道的场面华丽而时髦，却不完全是高贵体面的。一个观察者曾写道：“要猜出那些时髦的骑马女子的职业并不困难，她们会朝着半打男人挥挥鞭子或挤挤眼睛打招呼，有时还不顾安全，把双手放在背後，然後优雅地转过身去听步行的仰慕者所说的殷勤话。”

        这些女子都是最高级的妓女，而且不管出身高贵的仕女喜不喜欢，她们常常发现自己得与这些打扮完美的交际花争抢男性的目光。这类竞争并不局限於罗腾道一处而已，也同样会发生在歌剧院和戏院里。很多年轻女子发现身旁的男伴眼光没有专心盯着舞台，而是飘到某些高处的包厢上，而包厢里漂亮的女人也会充满兴趣地公然和他们眉目传情。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宣称，这些妓女入侵尊贵的社交圈令他们深感愤慨，因而大声疾呼要加以革新与改变，但这些女人却继续招摇了近半个世纪。一般人往往认为，维多利亚时代这些俗丽的妓女不过是那个社会极其虚伪的一种特殊表现，不须深究。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对女人的看法有关。

        这是个男女明显有别的时代，无论服装、行为、态度及举止。就连房子里家具和房间也都分成“阳性”或“阴性”，例如餐室是阳性、会客室是阴性等等。这一切都是基於一种生物上的基本假设。“很明显，”亚历山大·沃克曾写道：“男人具有理性、雄性力量，以及利用这些力量的勇气，足堪担任保护者；女人则缺乏理性，软弱又胆小，於是需要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男女自然处於支配的地位，而女人自当遵从。”

        这类大同小异的论调一再重复：女性缺乏理智，她们不会算计後果，她们受自己的情绪所支配，因此需要更理智且冷静的男性负起责任，严格管束女性的行为。

        一般人本来就认为女性心智较为低下，而教育又加强了这种成见，许多出自良好的女人大概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那种只会傻笑、异常娇弱的傻瓜。男人无法奢望能和妻子分享太多想法。英国历史学家曼德尔·克里腾曾写到，他发现“女性普遍缺乏精神面的内涵，她们似乎没有特别的想法和意见，尽管想到可以教导她们，一时颇能满足虚荣心，但没多久就会觉得乏味了。当然到了某个年纪，当你有了房子等等，就会觉得理当娶个妻子，也会觉得妻子相当令人称心；但当男人有想法想找人谈的时候，我很怀疑有多少人会先告诉他们的妻子，或者期待他们的妻子能领略。”

        有充份证据显示男性和女性都对这种安排感到厌烦。女人困在充满仆人的庞大家宅中，以各式各样歇斯底里的精神衰弱症状发泄她们的挫折感：她们丧失了听力、说话能力或视力，她们会突然窒息、晕倒、丧失胃口，甚至失去记忆。在这类状况发作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做出类似性交的动作，或者身体极度扭曲，头都可以碰到脚。这些怪异的症状，当然，只是更强化一般认为女性脆弱的印象。

        男人在失意之余有另一个选择，就是求助於妓女，欢场女子通常活泼、欢乐、机智——这些都是一般难以想像女性所能具有的特质。就比较单纯的层面来看，男人喜欢找妓女，是因为和妓女相处时，可以抛开上流社会的世俗束缚，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中放轻松。这种摆脱束缚的自由，至少与排解性欲同样重要。而且大概正因如此，使得整个社会普遍接受妓女的存在，并让她们大胆闯入维多利亚社会中一些颇为体面的场外，例如罗腾道。

        一八五四年九月底，爱德华·皮尔思开始跟伊丽莎白·川特小姐在罗腾道碰面，一起骑马。第一次显然是巧遇，但後来基於某种无言的默契，便成了定期的相会。

        伊丽莎白·川特的生活开始环绕着这些午後约会而安排：她会花一整个早上准备，然後花一整个晚上讨论；朋友抱怨她老是谈爱德华谈个不停；父亲抱怨女儿老是要求买新衣服，他说，她好像“觉得每天至少需要一套衣服，还最好是两套。”

        这位平凡的年轻女子显然从没想过，罗腾道上有成群令人惊艳的美女，偏偏皮尔思先生却看上她；她完全被他的殷勤给迷了。在审判中，皮尔思把他们的谈话简单扼要称之为“轻松而琐碎”，而且只叙述过其中一次对话的细节。

        事情发生在一八五四年十月。那是一个政治动荡、军事屈辱的时代，英国的自尊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克里米亚战争正逐渐演变成一场大灾难。战争初起时，英国作家J·B·普里斯特曾指出：“上流阶级欢天喜地迎接这场战争，好像那是在某个遥远浪漫异地举行的一场大型野宴。简直就像是黑海已经开放给观光了。像卡迪根伯爵这类富有的军官就决定带着他们的游艇同行，有些指挥官的夫人还坚持随行，同时带着自己的女仆；各路平民纷纷取消别处的度假行程，改随军队去观赏这场竞技。”

        这场竞技很快就变成一场大溃散。英国军队训练很糟，补给也很糟，而且领导无方。总司令拉格伦伯爵这时已经六十五岁，而且据说“感觉上更老”。拉格伦好像常常以为他还在打滑铁卢战役，把敌方称之为“法军”，尽管这回法国人明明是他的同盟。有回他还糊涂到把观察哨设在敌方的俄军阵地里。这种“老糊涂”的气氛愈来愈严重，到这年夏天，就连军官的太太都写信回家说“看起来没有一个人搞得清自己在干什麽”。

        十月，在卡迪根伯爵率领的轻骑兵之旅的进击中，这种领导上的愚蠢不当达到最高点。在这场戏剧性的英勇壮举中，他的轻骑兵之旅阵亡达四分之三才攻克敌方的炮兵连——却攻错了位置。

        野宴显然已经结束，几乎所有上流阶层的英国人都非常担心。卡迪根伯爵、拉格伦伯爵和卢肯伯爵是所有人谈论的主题焦点。但在海德公园那个温暖的十月午後，皮尔思温柔地引导伊丽莎白·川特谈起她的父亲。

        “他今天早上紧张得不得了。”她说。

        “是吗？”皮尔思说，两人双马并辔，缓缓前行。

        “每次碰到有黄金要运往克里米亚的那天早上，他都会很紧张。从起床那一刻起，他整个就变了个人。变得非常冷淡，而且心事重重。”

        “我相信他的责任重大。”皮尔思说。

        “太重大了，我担心他可能喝酒喝太凶了，”伊丽莎白说，然後笑了起来。

        “希望你是开玩笑的。”

        “哎，他的举动真的好奇怪。你知道，他向来最反对白天喝酒的。”

        “我知道啊，他反对得没错。”

        “嗯，”伊丽莎白继续说：“我怀疑他打破自己的规矩了，因为每回碰到要运黄金的那天早上，他都要单独到葡萄酒窖去，不准仆人陪着帮他拿煤气提灯。他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好几次我继母都责怪他，说他可能在楼梯上绊倒或什麽的，但他根本就不听。他会在酒窖里待一阵子，出来就去银行上班。”

        “我想，”皮尔思说：“他去酒窖只不过是检查一下存酒而已，这样难道说不通吗？”

        “说不通的，”伊丽莎白说：“因为酒窖的存酒和维护，还有晚餐前把酒倒进醒酒瓶这类事情，他向来都让我继母处理的。”

        “那麽他的行为的确很奇怪没错。”皮尔思严肃地说：“但我相信，工作上的重责大任并不会对他的神经系统造成太大的负担才对。”

        “我也相信，”伊丽莎白回答，然後叹了口气：“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是很好，”皮尔思同意道：“好得难以形容，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你好。”

        伊丽莎白·川特吃吃笑了，然後回答说他胆子真大，竟然这麽露骨地恭维她。“这会让人怀疑你别有用心喔。”她笑着说。

        “天哪，别这麽想。”皮尔思说，为了进一步安抚她，他伸出手轻轻按了按她的手。

        “我好开心。”她说。

        “我跟你在一起也很开心。”皮尔思说。这话一点也不假，因为现在四把钥匙藏在哪里，他全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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