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性不是别的，不过是信徒与反抗者共同怀有的和谐一致性这个古老的梦想，不过这梦想广泛地散播在没有上帝的大地上。放弃一切价值也就是放弃一切反抗，以便接受帝国和奴役。对一切形式价值的批判并不能消除自由思想。一旦认识到仅仅使用反抗力量不可能使浪漫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的个人诞生，自由自身也并入历史运动。它成为斗争中的自由，为了存在，应该自己去争取。它由于等同于历史动力论，唯有当历史终止，才能在全球之邦中享受它自己。直到那时，它的每个胜利都引起争议，使其落空。德意志民族从协约国压迫者手中获得了解放，但以每个德国人的自由为代价。专制制度下的个人不是自由的，虽然人的集体已获得解放。最后，当这个帝国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奴隶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至少从与上帝的关系来说是自由的，而且一般说来摆脱了一切超验性。辩证法的奇迹，即从量变转为质变，在此处显现无遗。人们把对全体民众的奴役称为自由。正如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援引的一切例证中一样，并没有客观的转变，有的只是主观上所谓的变化。其实不存在什么奇迹。如果虚无主义的唯一希望就是千百万奴隶有一天可以组成一个获得永远解放的人类，那么历史便仅是一个失望的梦。历史的思想应该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要求人绝对服从于变化。人们于是跑向永恒的党，如同往昔投身于教会一样。因而，敢于自诩是最反抗的时代提供的选择只是遵循惯例。二十世纪真正的激情就是奴役。

        然而，全体人类的自由并不比个人的自由更易于获得。为了保证世界上人的帝国，必须从世界与人类中铲除不受此帝国统治的一切，不受数量支配的一切：这是一项无穷无尽的任务，应该向空间、时间与人扩展，它们是历史的三个维度。这个帝国同时是战争、蒙昧主义与专制，却绝望地声言它们是友爱、真理与自由。

        它的论点所采用的逻辑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在当今的俄罗斯，甚至在共产主义之中，无疑存在着否定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有其逻辑，如果人们希望革命精神避免最后衰落，则必须把它分离出来，公之于众。

        西方军队对苏维埃革命的干涉向俄国革命党人指出，战争与民族主义是与阶级斗争具有同样性质的现实。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上的团结一致，没有国际秩序的建立，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能存在下去。从这天起，必须承认，要建立世界之邦须有两个条件。或者所有的大国几乎同时爆发革命，或者通过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持续不断的革命，或者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人们知道，第一种观点几近获胜。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运动标志着革命成功的希望的顶点。然而，这些革命被粉碎，资本主义随之得到加强，使战争成为革命的现实。启蒙哲学导致欧洲战火纷飞。根据历史的与马克思学说的逻辑，世界之邦本应通过屈辱的人们的自发起义来实现，却渐渐变成了由权力所加强的帝国。恩格斯在答复巴枯宁的《向斯拉夫人的呼吁》时，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前景，并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他写道：“未来的世界大战不仅使阶级与反动王朝，而且使所有的反动国家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进步。”在恩格斯的思想中，这种进步会消灭沙皇俄国。今天，俄罗斯民族颠倒了进步的方向。战争，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成了世界帝国的奴役行为。然而，革命若带有帝国的性质，便走入死胡同。倘若它不抛弃其错误的原则以回到反抗的根源，那么只能意味着，在几代人期间维持对亿万民众的全面专政，直到资本主义自发地瓦解；或者它若想加速人类大同世界的到来，便会爆发原子战争，这是它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若是如此，整个人类之邦会在一片废墟上放出异彩。世界革命按照它奉为神明的这个历史规律，注定要落入警察或炸弹的控制。同时，它会陷入另外的矛盾。牺牲道德与美德，自以为目的合理而不择手段，这一切只有当其目的可能是理性的，方能为人民所接受。以武器维持的和平遂无限期地维持了专政，只能是对此目的的无限期的否定。此外，战争的危险使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将帝国扩展到全世界，对二十世纪的革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必然性使它陷入最后一个两难处境：或者改弦更张，制定新的原则；或者放弃它希望最后能笼罩世界的正义与和平。

        在期待着统治世界时，这个帝国发现自己也不得不主宰时间。它由于否定一切坚定的真理，因而最终也必须否定真理最低级的形式，即历史的真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类过去与未来的一致性，并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它是永恒的，令人想到人的本性。马克思这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所坚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一致性，有可能超越其论点，揭示了比经济方面宽广的自然连续性。俄国的共产主义渐渐被引导到切断联系，在变化中结束连续性。对文明的发展与艺术的异端（它们几乎全是异端）的否定，对活生生的传统的放弃，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囿于日益狭窄的范围。否定或不提及其学说难以同化的世界历史中的一切，摈弃现代科学的成就，对它来说仍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改造历史，甚至是人们所熟知的最近的历史，例如党史与革命史。《真理报》年复一年地，有时是月复一月地修改自己刊登的内容。对官方历史一改再改的新版本接连问世。列宁的著作受到审查，马克思的著作未出版发行。事情达到这种程度，甚至宗教的蒙昧主义都难以望其项背。教会从未连续不断地提出体现上帝的时而是两人，时而是四人、三人，然后又是两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加速变化也触及真理的制造，其节奏之快使真理完全成了幻影。有则民间童话，说整个城市各行各业都在为国王编织虚无的服装。与此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重新编造虚妄的历史，当晚又毁掉，直到一个孩童平静的声音突然说国王是赤身裸体的。这微弱的反抗之声于是说出了众人已经看到的实情：一种革命为了持续下去，必然要否定其全球的使命；或者为了成为全球的主人，必然要牺牲自己。这种革命是生活在虚假的原则之上的。

        在此期间，这些原则继续在千百万人头上发挥作用。这个帝国的梦想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实际情况的牵制，用民众来满足其追求。民众仅仅作为个人与帝国不是敌对的；传统的恐怖已足够用了。他们之所以与它是敌对的，因为人的本性迄今为止从未仅仅依靠历史而生活，而且始终从某个方面逃避历史。帝国的存在以一种否定及一种确信为条件：否定人的本性，确信人有无限的可塑性。宣传的技巧可用来发挥这种可塑性，让思索成为条件反射。它可以找到理由而与一个多年被视作死敌者签订协议。不仅如此，宣传可以扭转此举所引起的心理效果，发动全体人民重新起来反对这同一个敌人。试验尚未到达它的期限，但其原则是合乎逻辑的。倘若没有人的本性，人的可塑性的确是无限的。政治现实主义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是无节制的浪漫主义，追求功效的浪漫主义。

        这样即可说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从整个说来拒绝不合理的世界，虽然它会利用这个世界。这种不合理既可为那个帝国效力，同样可以驳斥它。它摆脱了算计，而唯有工于算计应该在此帝国中盛行。人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赌博，可以合理地利用它。例如，某些轻率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把他们的学说与弗洛伊德的学说调和起来。弗洛伊德是个异端的思想家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揭示了潜意识，赋予它以现实性与超我，或者说社会的我。这种潜意识可以确定人的本性的特点，它与历史的我相对立。相反，人应当归结为社会的我与合理的我，即算计的对象。因而不仅必须要控制每个人的生命，而且要控制最不合理最孤独的事件，因为对它的期待伴随着人的整个一生。那个帝国在竭力走向终结王国时，倾向于纳入死亡。

        人们可以奴役一个活人，让他回归到事物的历史状态。如果他由于抗拒而死去，便重又肯定了不接受事物等级的人的本性。这就是为何只有当被告同意说他的死是正确的，是符合世界帝国利益的，他才会当着世界的面被杀死。必须蒙受耻辱后死去，或者不再存在于生命与死亡中。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他并没有死去，而是消失了。同样，一个被定罪的人若受到惩治，他的惩罚会静默地反抗，使整体产生一道裂缝。但被定罪者未受到惩罚，他又被放入整体之中，建造帝国的机器。他成为生产用的齿轮，他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至久而久之，他不再被用之于生产，因为他是罪人，但被判有罪，因为生产需要他。俄国的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辩证过渡，但把人与物混在一起。

        即使敌人也应为共同的事业出力，在帝国之外绝无拯救可言。这个帝国现在是或将来是友谊的帝国，但这种友谊是事物的友谊，因为喜爱朋友不能超过帝国。个人的友谊是特殊的团结一致，来反对未受友谊支配的一切，至死不渝。事物的友谊是一般的友谊，若需要持久保持与所有人的友谊，则应该揭发每个人。一个爱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人，可以现在爱他（她），但革命只想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杀死一个应该通过革命诞生的人。为了生活，他从今天起便应该被人喜爱得超过一切。在统治人的时期，人们由感情联系在一起，在事物的帝国，人们由告密结合起来。人类之邦希望自己是友爱的，却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人的蚁穴。

        在另一方面，唯有野蛮人不合理的狂兴才想得出必须狂暴地折磨人，以获得他们的同意。到那时，一个人在淫邪的交媾中制伏另一个人。相反，合理的整体的代表让事物通过人来践踏人。最崇高的精神首先被警察技术降低到最卑下的精神的行列。然后，五个、十个、二十个夜晚的失眠使虚幻的信心消失殆尽，使世界新添一个死亡的灵魂。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的时代在弗洛伊德之后所经历的心理革命是由N.K.V.D.与政治警察进行的。这些新技术由一个决定论的假设所引导，算计着灵魂的弱点与可塑性的程度，抛开人的一个限度，竭力证明没有任何个人心理是独创的，各种性格的共同标准是事物。这些新技术创造了灵魂的肉体。

        从那时起，传统的人际关系被改造。这些逐步的变化成为合理的恐怖的世界的特征，欧洲在不同程度上生活在那里。人们之间的谈话与交往已为宣传或论战所代替，这是两种独白。力量与算计的世界所一贯采用的抽象替代了属于有血肉的与不合理领域的真正情感，票证代替了面包，爱情与友谊听从于学说，命运受计划支配，惩治被称为正常状态，生产代替了生动的创造，这一切相当确切地描绘出住满由权力支配的获胜的或受奴役的幽灵的奄奄无生气的欧洲。马克思惊呼：“一个社会若只知利用刽子手保卫自己而无更好的手段，该是何等可悲呀！”而这里的刽子手还不是身为哲学家的刽子手，至少不会自诩有对全世界的博爱情怀。

        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奴役或欺骗这种不幸为各个时代所共有。其悲剧是虚无主义的悲剧，与当代智者的悲剧相混淆，后者企求普遍性，却积累起人的残缺。整体性不是和谐一致。戒严状态即使扩展到世界各地，也不是和解。在这种革命中，若要保持世界之邦的要求，则必须放弃二分之一的世界与各个世纪奇妙的遗产，为了历史的利益而否定自然与美，清除人所怀有的情感、怀疑、幸福与非凡的发明的力量，一句话，消灭其伟大之处。世人为自己拟定的原则最终在践踏他们最高尚的意愿。由于争辩、无休止的斗争、论争、清洗与虐待，自由与友爱的世界之邦渐渐改变了方向，把地盘留给了唯一的国家，历史与功效在那里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法官，那是审讯的世界。

        每个宗教都围绕着无罪与有罪的概念在转动。第一位反抗者普罗米修斯否定惩罚的权利。宙斯本人，尤其是他，并非是清白无辜的，可以接受这种权利。反抗的第一个行动因而就是否认惩罚的合理性。然而，反抗者经过精疲力竭的旅行后，最后又接受了宗教的惩罚概念，把它置于世界的中心。最高的法官而今不再是在天国，他就是历史自身，作为无情的神明进行惩罚。历史不过是长久的惩罚，因为唯有在时代终结时才能品尝到真正的奖赏。显然，我们远离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离最初的反抗者们更远，一切纯粹是历史的思想都朝向这些深渊展示出来。由于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的人类之邦必将不可避免地实现，从而树立了历史的善良意志，那么走向解放征途的一切延误都应归咎于人无诚意。马克思在抛弃了基督信仰的世界中，重又引入了错误与惩罚，不过是面对历史。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在远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在宗教的世界，真正的审判放在以后，没有必要毫不迟延地惩罚罪恶。相反，在新世界中，由历史所宣布的审讯必须立即进行，因为有罪、失败与惩罚是同时发生的。历史审判了布哈林，因为他已被处死。它宣告斯大林无罪，因为他处于权力的顶端。铁托如同托洛茨基一样即将受到审讯。对研究历史罪恶的哲学家来说，托洛茨基的罪行只有在杀人凶手的铁锤击落在他身上时才清楚起来。铁托亦复如此。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是否是罪人。他被揭露，但尚未被击倒。当他被打倒时，才能确定是有罪的。此外，托洛茨基与铁托之所以暂时无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缘故，他们都远离世俗的宗教的手。因而必须毫不迟延地审讯那些这只手能抓到的人们。历史的最后审判取决于在那时之前所宣读的无数判决书，到那时将会肯定或撤销这些判决。人们于是答应，到了用世界自身建立起世界法庭的那一天，为他们昭雪。被说成是叛徒与可鄙的那个世界将进入世人的先贤祠，而另一个世界将沦入历史的地狱中。然而那时由谁来审判呢？由人自己，他最后已完成了年轻的神性阶段。在此期间，唯有那些构思预言的人们能够在历史中读出他们以前加入其中的意义，他们将宣读判决，它对罪人是致命的，仅仅对法官是暂时的。但审判的人们如拉齐克之流将轮到自己受审。难道必须认为他再不能正确地阅读历史吗？的确，他的失败与死亡证实了这一点。谁能保证他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历史的受苦难的人们正在那里奄奄待毙，保证就存在于他们正确无误的英明远见之中。谁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持续不断的成功。审判的世界是个圆形的世界，成功与无罪在那里彼此证明对方是真实的，所有的镜子都反映出相同的欺骗。

        这样便有一种历史的恩惠，唯有权力能看穿它的意图，是它支持或否定帝国存在的理由。为了防备其无法预料的变化，这个帝国可支配的只有信仰，如同圣伊涅阿丝在《精神的训练》中所明确说明的那种信仰一样：“我们为了永远不走入歧途，必须始终要认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是黑的，如果教会认定它们是黑的。”唯有真理的代表人所持的这种积极的信仰能拯救历史的蹂躏对象。它尚未摆脱审讯的世界，相反，惧怕这种历史感觉把它与之联结在一起。然而，若没有这种信仰，它始终有可能成为客观的罪人，它并非愿意如此，且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意图。

        审讯世界在这个概念中达到顶点。有了这个概念，环重新被封闭。经过以人类无辜的名义所进行的长久反抗，由于根本的堕落，而肯定了普遍有罪。每人皆是罪人而不自知，客观的罪人是自以为无罪的人。他认为他的行动从主观上讲是无害的，甚至有利于正义的前途。然而人们向他证明其行动客观上损害了正义的未来。这里能谈得上科学的客观性吗？不能，不过是历史的客观性。如何知道揭露现在的非正义是否会损害正义的未来？真正的客观性就在根据科学地观察到的结果来判断事实及其趋势。然而客观上有罪的概念证明，这种奇特的客观性仅仅建立在两千年的科学所可以理解的结果与事实上面。在此期间，它表现为无休止的主观性，如同客观性一样强加于他人：这是关于恐怖的哲学定义。这种客观性没有确定的含义，但权力将其不赞同的一切定为是有罪的，以此赋予它一种内容。它同意说，或者让生活于帝国之外的哲学家们说，这样从历史方面来看它便承担了一定风险，如同客观的罪人承担风险一样，但他并不知道。待受害者与刽子手将来消失时，以后将对此作出判断。但这种令人宽慰的事情只对刽子手有价值，而他恰恰并不需要。在此期间，忠诚的人们被定期请来参加奇特的欢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根据某种严格的仪式，一些满怀懊悔的受害者被作为祭品献给历史之神。

        这种概念的直接用途就是禁止信仰的淡漠，这是强迫人接受的福音宣传。法律的作用是起诉可疑分子，现在却是制造可疑分子。待制造出来之后，便让他们转变信仰。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赞同法律的，而在客观社会中，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反对法律的。或者，至少他应该时时准备证明自己并非反对法律。是否有罪并非由事实确定，而仅仅由缺少信仰定罪。这可以说明客观社会何以有显而易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持中间立场的人，客观上被看做是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而在这个帝国的制度下，一个中间分子被看做客观上是敌视该制度的。这毫无可惊奇之处。倘若帝国的臣民不相信它，从历史方面看，他们毫无自己的选择，于是选择了反对历史，成为亵渎信仰者。仅仅口头上声明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必须为此信仰而生活，为之竭忠尽智，时时准备好对教条的改变及时表示拥护。稍有错误，权力方面所定的罪行便成为客观的。革命按自己的方式完成其历史，并不满足于扼杀一切反抗。它必须让每个人为在阳光下发生过的并依然发生的反抗承担责任。在终于征服了的并大功告成的审讯世界，有罪的民众在审判官阴沉目光的注视下，不停顿地向着不可能达到的清白无罪的境地艰难地行进。在二十世纪，权力是阴郁的。

        普罗米修斯令人惊异的旅程在这里完成。他呼喊出对神的憎恨与对人的热爱，轻蔑地离开宙斯，走向凡人，带领他们向天国发起进攻。然而世人是软弱怯懦的，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耽于眼前的逸乐与幸福，必须教会他们为了自己成长壮大而拒绝现世的甜蜜。这样一来，轮到普罗米修斯成为主人。他起初是谆谆教诲，然后是发号施令。斗争依然在继续着，令人心力交瘁。民众对能否到达太阳之城产生怀疑，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必须把他们从迷途中拯救出来。这位英雄于是对他们说，他知道这个城邦，而且唯有他知道它的存在。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将被放逐到沙漠里，钉在岩石上，作为凶狠的猛禽的食物。其他人此后便追随在沉思与孤独的主人后面，在黑暗中行进。普罗米修斯一人成为神，统治着感到孤独的世人。然而，他仅仅获得了宙斯的孤独与残酷，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恺撒。真正永恒的普罗米修斯而今有了一张他的受害者中的一个的面孔。来自各个时代的相同的呼喊声始终响彻在希蒂人的沙漠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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