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雄的名单上，约翰·哈尼阿德斯和斯坎德贝格通常并列其中：他们牵制奥斯曼的大军，延迟了希腊帝国的灭亡，所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斯坎德贝格的父亲约翰·卡斯特里奥特是伊庇鲁斯的世袭君主，面积狭小的领地位于山区和亚得里亚海之间，没有能力与苏丹的权势对抗，只有降服在纳贡称臣的严苛条件之下，交出4个儿子作为宣誓效忠的保证。身为基督徒的年轻人在留下割礼的疤痕以后，接受的教育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按照土耳其的政策加强武艺和战术的训练。3位年长的兄弟混在奴隶之中，据说他们被毒死，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实或加以驳斥。苏丹对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非常仁慈，充满父爱，一般而言不应该怀疑到他身上。这第四个儿子在幼年时，就展现出军人的体魄和精神。有一名鞑靼人和两名波斯人很骄傲地挑战土耳其的宫廷，先后被他制服，使他获得穆拉德的重用。斯坎德贝格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的称呼Iskender Beg，意为亚历山大大人，这是他一生中光荣和奴役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父亲原来拥有的公国已经缩小成为一个行省，但是这方面的损失获得“桑吉克”的职位和头衔的补偿，可以指挥5000名骑兵，还有希望升到帝国最显赫的阶层。他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中恪尽职责获得荣誉，我们可以对历史学家有意的做作或轻信的态度加以讪笑，他们认为在每一次的冲突中他都对基督徒大发慈悲，同时用霹雳手段打击那些身为穆斯林的敌人。

        哈尼阿德斯的光荣事迹无可指责，他为保护宗教和国家挺身而战；敌人称赞这位爱国志士，他的对手被打上叛徒和背教者的烙印。在基督徒看来，由于斯坎德贝格父亲所犯的错误，他的3位兄长死因可疑，自己受到罢黜以及国家被异族奴役，他的反叛是正当的行为。他以豪迈的热诚，公开宣称要确保祖先的信仰和独立，虽然发表的时间稍嫌迟缓，大家还是推崇不已。他9岁起就在的教义中接受熏陶，对于《福音书》完全没有认识，士兵的宗教靠着权威和习惯来决定，很难想象在40岁的年龄还能让新的启示进入他的心灵。要是他在那个时候感觉到锁链的束缚而尽力挣脱，那么他的动机就不会被怀疑是出自利益或报复。长期的遗忘必定会削弱原始权利，这么多年的服从和酬劳使苏丹和臣民相互的关系更为牢固。要是斯坎德贝格长久以来心怀基督教的信仰和反叛的意图，高尚的情操就会被指责为卑劣的欺骗，服务只是为了背信，承诺看来仅是伪誓，积极的加入只能造成数以千计不幸的同胞在尘世和精神方面的毁灭。当他在土耳其军队指挥前卫时，难道我们应该赞许他与哈尼阿德斯的秘密联系？要是擅离职守使恩主的敌人获得胜利，难道我们应该原谅这种背弃自己阵营的行为？

        在部队吃败仗的混乱状况之中，斯坎德贝格的眼光紧盯在首席秘书雷斯·伊芬迪的身上，用匕首抵着他的胸膛，索取一份统治阿尔巴尼亚的敕令或诏书，事后谋杀无辜的书记和扈从，免得这件事很快被发现。斯坎德贝格将他的计划透露给一些大胆的同伴，到了晚上，以急行军从战场逃到祖国的山区（公元1443年11月28日），用皇家的命令打开克罗雅的城门。等他控制这个堡垒以后，乔治·卡斯特里奥特马上扯掉伪装的面具，发誓抛弃先知和苏丹，公开宣布要为家庭和国家报仇雪恨，运用宗教和自由的名义激起一场全面的叛乱。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一致同意要与世袭的君主同生共死，奥斯曼的守备部队可以自行选择殉教或受洗。伊庇鲁斯各个城邦举行的会议中，斯坎德贝格受到推举成为土耳其战争的将领，每个盟邦保证按照比例提供人员和金钱。这些各个盟邦提供的经费，加上世袭的产业和塞利纳值钱的盐矿，获得每年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银币。这些款项并没有被用于奢侈的享受，而是一丝不苟地全部拨作公用。他的态度平易人，但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军营禁止存有任何一种恶习。他以身作则使得他的领导能够服众，在他的指挥之下，阿尔巴尼亚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都承认这个事实。法兰西和日耳曼那些勇敢的亡命之徒为他的名声所吸引，愿意留在他的麾下服务。他的正规民兵部队共有8000骑兵和7000步卒，马匹的体型矮小但是人员积极主动。他用洞察一切的眼光来考量山区作战的困难和可以运用的手段，在烽火台的火焰照耀之下，整个民族都配置在最坚固的据点，斯坎德贝格凭着实力不足的军队，抗拒奥斯曼帝国的强权达23年之久。

        穆拉德二世和他那伟大的儿子一再被叛徒阻挠，带着表面上的藐视和难忘的憎恨在他的后面穷追猛打。穆拉德率领6万名骑兵和4万名新军进入阿尔巴尼亚，蹂躏这个门户大开的国家，占领没有设防的市镇，把教堂改为清真寺，对基督徒的青年施以割礼，处死成年而又顽固的俘虏。但是苏丹的征服行动在攻克了斯菲提格勒这个不起眼的堡垒后便结束了，守备部队的战力强大无法征服，却被微不足道的诡计和迷信心理所击灭。克罗雅是卡斯特里奥特的城堡和住所，穆拉德带着羞辱和损失从城墙下面撤退。他在行军、围攻和退却时，这个神出鬼没、隐藏在暗处的敌手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失望使得苏丹饱尝痛苦，可能缩短了他在世的最后时间。穆罕默德二世在完成征服的过程中，始终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他的部将获得授权谈判停战协定，阿尔巴尼亚的君王深受赞誉，是维护国家独立信念最坚定和能力最高强的勇士。有人基于骑士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热忱，把斯坎德贝格与亚历山大和皮洛斯相提并论，承认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他的领土狭小而势力薄弱，与古代的英雄相比相差甚远，何况后者还战胜了东部和罗马的军团。

        提到斯坎德贝格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像是那些他对抗过的帕夏（土耳其人对权贵的尊称），那些被他击溃的军队，以及被他亲手杀死的3000名土耳其人，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挤出其中的水分。他的敌人是文盲，再加上处于伊庇鲁斯落后而荒芜的地区，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偏袒他的传记作家可以放心地使自己沉溺于对冒险故事的虚构中，但是意大利历史著作散发出的光芒揭穿了杜撰的情节，有关他率领800名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去拯救那不勒斯国王的故事，违背了事实而大胆地虚构，把他的功绩形容成一个神话故事。他们应该承认他到最后还是被奥斯曼的强权所制服，这对他的名声并无丝毫不敬之意。他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教皇庇护二世的教廷国得到庇护。斯坎德贝格的资源几乎已经耗用殆尽，成为流亡的难民，逝世在威尼斯领土的黎苏斯（公元1467年1月17日）。

        他的坟墓很快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破坏，新军佩戴的手镯上面镶嵌着他的遗骨，当作迷信的护身符，这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英勇产生不自觉的尊敬。他的国家立即面临灭亡的命运，可见这位英雄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更能提高他光荣的地位。然而，要是他权衡降服和反抗两者所带来的得失，一位爱国志士会拒绝力有不逮的竞争，完全依靠他一个人的生命和才能必定会失败。支撑斯坎德贝格的是看似合理实际谬误的希望：他认为这个自由的基督徒民族，护卫着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以及希腊进入意大利最狭窄的通道，所以教皇、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都会参加他们的防御作战。他那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从民族的灾难中被拯救出来，卡斯特里奥特家族被授予公爵的领地，他们的后裔在统治地区的贵族世家中绵延不息。一大群阿尔巴尼亚难民在卡拉布里亚获得居留区，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祖先的语言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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