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最轻视商人，此种传统态度亦起自汉初，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重租税以困辱之”。至孝惠帝及吕后掌政之时，虽对商贾政策稍有放松，但对“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故武帝之轻商，亦有其传承之渊源。武帝以商人常常剥削人民利益，且对国家所定经济政策的推行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坏事，遂于元鼎二年实行均输法，乃是为了控制商品运销，平抑物价和增加收入。

        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奏请在郡国设置均输官，正式实行。其法是将政府原来要自商贾手中购买的货物改作贡赋缴纳，由工官制造运载用之车船将贡物输送到京师；至于中央政府不需要的货物，由均输官运到卖价高的地方出售，将钱交回国库，如此可免商人牟取暴利，国家增加收入。

        又在京师设平准法，专管自全国各地运到京师之货物，在市场物价贱时买入，贵时卖出。如此可免商人囤积居奇，赚取暴利。国家亦可增加收益。但以上政策，国家收入固然有所增加，但对人民并无好处。因均输官强令农民缴纳贡物时，乃本地所无，农民得向商人购入高价货品，反受其害，则平准法施行后，官商勾结作弊，使农民负担加重，受害更深。

        同时西汉初兴起，民间壮丁耗亡极大，经济亦衰落。自惠帝高后采取宽简的政策后，前后23年，民间社会渐呈活泼气象，经济亦趋于复苏，但连带而来之新商人阶级崛起，而造成资金之集中与不均之弊患，且导致社会奢侈之恶习。

        贾谊上书文帝曰：“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当时众多人民舍农而就商，又糜费奢侈，万一发生二三方千里之旱灾，或边境告急，外敌入侵，兵旱相乘，此时人民将聚徒而冲击，国家将日趋于衰亡矣。

        所以贾谊主张“今驱人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言皆趋农作，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西汉第一位提倡重农主义者首推晁错，他站在人道主义的观点上，洞察当时民隐，见农民辛劳而日穷，商贾安逸而日富，势必造成严重后果，他的重农，并非为使国家富强，乃在体恤农人。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种商人兼并农人之情势，贾谊亦愤慨而言曰：“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绿；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此种商人之兼并奢靡现象，决非国家之福。晁错在文帝时，又提出务农贵粟政策，主张“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接纳此议，下令人民缴粟600石者，可封爵，4000石者，可任五大夫；12000石者，可为大庶长。但五口之农家，所耕之地不过百亩，全年所收不过100石，根本无600石余粮来换爵，反为富商大贾所乘。人民因政府重农政策而益受轻视，因贵粟政策而金益贵。仕宦之路仍为有财富人所垄断。

        所以自商业大都市兴起，山泽开放之后，耕农中有大部分人转而为工、虞、牧、圃、商贾，脱离了田亩耒耜生活而从事新生业之经营者，往往可得巨利，而耕地百亩者，却日陷贫困，连衣食亦不能自给自足。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李悝尽地力之教所说。凡有五口之农家，耕种百亩之田，每亩年收一石半，共收粟150石，尚余135石，每人每月食一石半，五口之家全年食粟90石。尚余45石，每石粟值30钱，共值1350钱，社闾尝新春秋之祀用钱300，尚余1050钱，每人衣着年用300钱，五人年用1500钱，尚余不足450钱，其他疾病丧亡等意外及皇上临时赋敛尚不计在内。所以农民生活日困，再加上商人之剥削，至武帝时农商贫富之现象更形悬殊，因此导致汉武帝遏抑商人而向商人征收重税之措施。

        其中，“算缗钱”的税项便是武帝重农抑商政策下所造成。其后是向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凡是商人、收取高息的高利贷者，及囤积货物者，必须就其所有货物或财产的价值，坦诚向政府呈报。政府根据所呈报的财富数字，每值2000钱征收120钱，名为一算，即抽取百分之六的税。凡制造手工业商品出卖的，凡4000钱抽取一算（120钱），即抽百分之三的税。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准置买田地，违反者即将其土地财产一概没收入官。

        武帝时还有一种“算商车”的税。凡非“三老”、“骑士”而有轺车的，每乘车抽取一算；商人而有轺车的，则征收240钱（即两算）。如拥有船只而船身长逾五丈者，每船征收一算。

        上述“算缗钱”与“算商车”，凡隐瞒不报者，或呈报不实者，除没收其财产外，并须罚去边郡戍边一年。对告发者则加以奖励，可得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向有车船的商人征收“算商车”。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则开始向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算缗钱”。

        但上述算缗令及算商车令公布后，大工商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主均无依法呈报政府，意图逃避缴税，于是在武帝颁发算缗令两年后，于元鼎三年颁发了告缗令，促使人民揭发上述瞒骗政府不报者，由杨可主持此事。于是各地纷纷争相告缗，大商贾破产殆尽。政府没收了大量财物、土地及奴隶。《汉书·食货志》云：“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是，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由于算缗令、告缗令的执行，重重地打击了大商人，国库收入因而大增，西汉的中央集权政策遂更形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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