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思想，约略言之可分两大派。汉武帝时代的全部经济制度与政策可以代表中国自古至今的两派不同经济思想。

        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的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

        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

        以上为中国两派相反的经济思想。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

        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

        《春秋》中云：“纳之轨物。”意即协助人生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是从全体人生文化而发。此种思想自荀子开始。

        董仲舒所提倡的便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与限度，即分为高水平与低水平的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平，不然生活上会造成不道德而骄；也不可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此是一种以“礼”为标准的准则。正如西方人所主张的“法”。凡经济生活高于或低于一特定标准的人，此种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生活要订定一个限度，要纳之轨物，使符合某一特定之标准。

        孔子时代希望经济繁荣，但出了毛病，故荀子创出此一理论。此思想在《周礼》一书中有具体的表达，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思想经济史。

        制度是思想具体化的表现，此种轨物主义一直延伸到贾谊和董仲舒，即人的穷富有一极限的标准，乃根据文化的意义而建立。此种思想引发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

        汉武帝仿效此种轨物主义思想，但出了毛病。因此有司马迁出来提倡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以纠正之。

        

1.司马迁经济思想学说

        司马迁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与轨物主义和老子的主张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吃得好，穿得好，对自己所搞的事业认为已很满足，便停滞不前，不再向外发展，因此大家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一套特别的经济文化理论，是大家各安其所，天下就可太平。

        但司马迁反对老子上述主张，所以说：“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即人的耳目欲望是不会满足的。如果耳目被塞住了，把时代拉回到近代，则几乎没有事情可做了。

        司马迁是从整个历史文化来看，具有远大的眼光，是一种很进步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提到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说别树一帜。太史公是根据历史上的进化论来评述。

        太史公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番话的意思是：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自虞舜夏禹起，直到西汉司马迁的时代，2000年来，人人的欲望便是想看尽天下间美丽之色彩，想听尽天下间悦耳的声音，想尝尽天下间美味的食物。人人想过身心安逸的快乐日子，有自我得意的荣耀人生。这种长期以来的习俗已无法改变了。即使用很高的理论向家家户户去说服他们，也属无效。所以司马迁认为不如照他的意思，让人民放任自由好了。次一等的便是领导他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其次是教诲他们，灌输以哲学，但这已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那便是用社会主义的统制计划经济来管制人民。最下等则是与民争利了。

        司马迁这番高明的经济理论见解，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学者能说出的。

        司马迁对农、虞、工、商等各业人士，等同视之。他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意即有了农人才有食物，有了虞人才能取出矿藏，有了工匠才能制成各种物品，有了商人才可流通货物。遂使中国各地出产木材、竹子、谷、苎麻、牦牛毛、玉石、鱼盐、漆、丝、柟梓、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齿革、马、牛、羊、旃裘、筋角、钢铁等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爱者。所以在太史公眼中，农工虞商是同样受重视的职业，不分轩轾。因为上述四类业者，是人民衣食之源，不能缺其一。

        源头大而国富足，源头小而国贫乏。所以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国家之是否富裕，端视乎上述农、工、商、虞各业是否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以上看，太史公认为爱富厌贫是人的正常心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为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是千乘之王，万家之侯，或百室之君，他们还担忧着有贫穷的一天，何况是普通人。

        军人上战场愿赴汤蹈火，无非为了重赏；乡村少年，杀人掠货，掘坟铸币，无非为了钱财；赵国美女，郑国香姬，涂脂抹粉，媚眼逗人为了财富，即使远走千里，也在所不计。游荡青年，舞刀勒马，也是为了富贵；渔夫猎人，不管早晨或深夜，不理狂风和霜雪，入山谷、进深溪，无非是为了想猎些美味的鱼兽；赌博赛跑，斗鸡走狗，也无非想争胜赌赢。除非靠盗贼奸恶而富有，不然，做农工商贾而致富的，都是分属正当。

        司马迁支持一切谋利的正常活动，与董仲舒的轻利正好相反。所以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说明了太史公看不起那些空谈仁义，既不能为政府工作，又不能治生为商贾的游民。没有谋生本领的人，才是羞耻。

        其实，司马迁的主张，也相当接近孔子在中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从不义而获得富贵，才是可耻，但用劳力而获得的财富，那是光明正大的。

        司马迁指出“致富”是人人的共性。追求财富，在私有社会中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能。

        司马迁同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他发挥了管子思想中对“礼”的见解，认为如无物质经济基础，便难以建立社会道德。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世上所出产林林总总的动植矿物，包括农业、畜牧业、伐木业、捕鱼业、采矿业、冶铁业、制漆业、丝织业、金属业、珠宝业等，乃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食及用之物。则虞、农、工、商应当各守其业，要使得农夫分田而耕，商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如此分工合作，务使货畅其流，工商兴旺发达，增加人民消费能力，共享繁荣生活。

        

2.董仲舒经济思想学说

        汉武帝时代，向政府提出意见者，多达100余人。惟董仲舒所对之策，较为受武帝重视，但接纳却不多。

        董仲舒首先提出凡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才能一统纪而明法度，人民才知所跟从。

        董仲舒重道德而轻物质，故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把重财利与否作为区别“大夫”和“庶人”的标准，所以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所以他把经营商业和搞生产手工业的人视为“庶人”，主张对这些人要施以教化。

        限民名田便是董仲舒为了抑制豪强们兼并土地弊病的建议。当时他上书给武帝，大意是谓：古代田租不过收取十分之一，人民易于负担；力役不过三天，也易应付。但自商鞅废除井田后，人民得自由卖买土地，遂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又拥有山林川泽富庶宝藏的人，变成了有君王之尊，公侯之富，困苦的只是小百姓，力役比古代增至30倍。田租及人口税等项比古代增至20倍。耕豪民之田的人，租税重至百分之五十，因此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人民还得不时受恶吏的刑罚。因此造成无靠的贫民逃亡到山林中，流为盗贼，汉代掌政以来，仍未改善这种陋习。

        因此董仲舒大力主张限民名田，弗使富豪再有兼并事情发生。应该接近古代井田制度之法，较平均地使农民拥有土地。政府亦当放弃管制天下盐铁，废除奴婢卖买，薄收赋敛，减轻徭役，使人民宽松些，施行善政。

        但以上提出之政策，汉武帝并没有采用。

        当时任官之途有“任子”与“算赀”两种方法，“任子”是父为大官，其子亦可世袭为大官，有如封建时代之贵族世袭。“算赀”是向政府付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金钱，即可做大官。因此这些有钱的资产阶级便成为新贵族。董仲舒以为上述两法进入仕途者，极不正常，且良莠不齐，故主张每年由列侯或郡太守选出贤者推荐给中央政府以便任用。

        董仲舒亦反对官吏经商货殖。他认为，身居高位食厚禄的人，借着权贵的资力，尚要与人民争利，是不当的。如此则人民只有贫穷愁苦，以致不能乐生而走险犯法，刑罚因而加重，奸邪不可胜数，人民便无法安居乐业。

        汉武帝并不采用董仲舒之政策，犹如文帝之不能用贾谊。武帝唯独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尊儒家孔子”的意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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