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府官员，自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属于为国家办事者，俸禄统由大司农支付，其费用当然比后宫妃嫔为巨大。

        凡内廷及外朝所需日常用品，例皆各自向郡国民间采购。诸官各自为市，由于政府人员及王室人员在市场上大量抢购物资，使物价不断飞跃，为了平抑物价，控制商品的运销，因此在汉武帝时设立了均输制度。

        

1.均输、平准两策

        武帝实施均输法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试行；五年后，即元封元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奏请批准，正式在郡国各地设置均输官实行。

        古代各地要向政府贡上当地土特产。南北各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输送贡物。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比本身货物还贵；或因运输途中时日耽搁过久而中途腐败，因此实行均输法。

        这情况在《盐铁论·本议篇》已提到说：“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

        所谓均输法，即将民间进贡给各地方政府的土产，有用不完者，中央政府规定不必再运送京师，可送到中央政府派驻各地的“均输官”那里暂时储存，随时听候京师命令。数量过多的某些项目，便可在贡地附近卖出。譬如广东的土产可在江西地区出售，将款项上缴中央。又如山东省的织丝，每年王室需用若干，如有剩余的便可在附近地区售出，得款归中央。

        武帝所以要实行均输法，归纳其原因有三点。

        首先，由于征伐匈奴需巨大战费，富商巨贾又不愿踊跃捐输，不得不开源，故除了盐铁专卖以外，另订均输法。

        第二点是为了进一步重农抑商。

        第三点，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视商人为奸利。

        上述情况相结合，政府亦需增加税收，因此除了盐铁国营以外，更实行了均输法。

        均输法者，照政府的解释，是各郡设“输官”后，人民只需将所贡土产送到郡的“输官”处，而郡的输官由京师委派，因此不必劳师动众的由民间直接运输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此政策的原意是可以平均劳逸，便利百姓。然而民间意见却不以为然，因为随均输法而来的，还有一个平准法。

        《盐铁论》曰：“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即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

        所谓平准法，即由天子收集储存天下百货，价贵时出售，价廉时买入，商贾之力自无法与天子匹敌，因此商人无法获利，物价自然无法抬高。商贾亦无法再囤积居奇。

        但事实上是政府以各地方所贡物作为资本，用来高价时出售，成为赚钱之事。

        政府对均输、平准的解释是为方便人民，但民间则有不同意见。这两种政策看起来似对人民有利，但实际上是政府在做生意了。正如《盐铁论》所说：“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意即均输官强迫百姓缴纳本身所无的土产，百姓便只得将自己所拥有的货物贱价忍痛卖出，再向商贾高价购入政府所指定的货物，如此一卖一买，人民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了。

        同时平准制度施行稍久，便生弊端，有奸商与官吏勾结作弊。“收贱以取贵”，即将货物贱价买入，贵价卖出，此乃由于均输官拒绝接纳本地所普产之货物，反而要求本地所无之物资，致为奸吏豪贾所操纵，使人民生计益困。

        但实行均输、平准之法，却使国家富庶了。历史记载，当时天子到极北的边疆，向东封泰山，并巡游海上，所到之处，无不大加赏赐，大洒金钱，计共用去帛100余万匹，金钱数以万计，此等货财皆取自大司农。

        大约一年之中，因均输而获得帛500万匹，人民虽不加赋税，但国家富饶异常。

        这是桑弘羊担任大司农时所推行的制度，弄得民怨沸腾。故某年发生小旱，天子下令求雨，卜式愤然道：“这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灾祸，居然令官吏在街市中贩卖货物以图利，只要把桑弘羊拿来烹宰了，天就会下雨的。”

        司马迁对此政策亦极端反对，他在《平准书》中狠狠地批评了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大司农）的桑弘羊，文中还引用了“烹弘羊，天乃雨”的民谣。

        如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的，此种评语也非全对，司马迁之极端反对桑弘羊的政策，便是一例。

        

2.祭宗庙“酎金”与“榷酤”酒税

        汉代还有一种与均输制度有关的政策，就是各地诸侯每年须向中央上献“酎金”。每年八月献酎以祭宗庙，命各地诸侯献金以助祭。

        汉文帝时所订酎金之法，是每年正月酿酒，八月成酒，名曰酎酒。此酒乃各诸侯助祭所贡之金造成。凡诸侯列侯，其辖下之民有1000人者，须进献黄金四两，其不满1000人而有500口者，亦须献金四两。

        又凡官至大鸿胪而其食邑在南方边区的交趾、日南两郡者，可以长九寸以上犀牛角或玳瑁甲献上以代黄金。

        凡食邑在今广西省之郁林郡者，可以用长三尺以上象牙或翡翠二十以代黄金献上。

        此种酎金亦为国家所定之律令，必须上献者，由少府收受之，以供王室祭宗庙之用。

        每一诸侯王每岁必须献黄金给汉王室之宗庙，由皇帝亲自接受献金。所献黄金如成色不足，或斤两不足者，如系王，则削其所封之县，如系侯，则免其所封之国，所订之律不可谓不严。

        汉武帝元鼎五年时，有160位列侯因犯了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合上述条例者，均被剥夺爵位。这一次武帝之所以如此严厉处罚这么多位列侯甚至夺去其所封之国，乃因列侯们不肯协助讨伐南越有以致之，于是借口酎金不合标准而罚之。亦由此可见汉代帝王极为重视宗庙之法，甚至可以借此取消列侯之封国

        汉代尚有一种“榷酤”的税收政策。“榷”是独木桥之意，“酤”是指做酒，“榷酤”者，意即卖酒之唯一可通行之途径是要由政府公卖，政府在各地设立酒的公卖局。

        当时之“均输”法，不必由政府规定之处所卖出，但酒之出售则非经政府官卖局不可。由此说明当时之经济制度已很进步，可见当时中国之行政措施甚为高明。

        

3.“鬻爵”制度供买爵免役减罪

        汉代尚有一种“鬻爵”制度。

        “鬻爵”制度乃秦孝公时商鞅所订立。商鞅把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改变成20种等级的封爵，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汉代而未变。当时规定，较低的封爵不能参政，但可得到多种优待。

        汉高祖五年下诏，凡是有“七大夫爵第七”等以上的爵位者皆有食邑；凡非“七大夫”的封爵者，其本人及其全户可免徭赋。说明了第七级封爵以下者为低等爵位，亦可免除一家人之徭役。

        高祖又声明第八等爵位以上，均为高等封爵，可得所赐田宅及官府要给予封爵者所提出的要求。

        汉代常有赐爵之举，得爵者可免徭役及豁免一部分田租。每逢新帝登位、或立皇太子、或朝代改元、或皇太子及冠之年、或封皇子为王及郊祀时，多为赐爵之时；民间得爵者，等于获得政府在经济上的一种优待券。

        平民赐爵，亦可减罪。汉惠帝元年，民有死罪者，买爵30级可免死。一级值钱2000，买30级之爵位，需付出6万钱即可免死刑。总之，朝廷准人民以钱买爵，可见爵位有其经济价值。

        但汉时买爵的价钱是时有增减的。文帝时爵价稍贵，爵一级为2万钱；汉武帝时如买爵30级，便得付出50万钱。司马迁为李陵事，得罪武帝，吏议判死刑，无钱买爵赎死刑，因此不得已接受宫刑代死。

        按照晁错上书汉文帝所言，当时可用粟代金钱买得爵位，得以免罪。能以粟买爵者，其人必有余财，既有余财以供上用，则朝廷因卖爵而增收入，贫民赋税便可相应减轻，则此政策亦有利于人民。

        汉代粟价已不能详细考证，但按照文帝时爵价之记录，则约略可推算出一个大概价格。

        汉代粟价最高时，一石不过100钱。600石粟可买第二等爵，约为6万钱，相当6斤金；以后每高一级，增价5万钱，买第9级爵，则出钱40万。

        文献说明买第18级爵得出120万钱，则自第9级起，每一级爵增约10万钱。文帝时买爵之价可算高价。

        同样，汉代政府为适应人民的购买能力，爵位卖出价并不固定，也可调整。

        景帝时，因上郡以西地区旱灾，因此修改卖爵令，将爵价降低，使人民能买得起。

        武帝元朔六年，因北伐匈奴，当时命卫青统率十余万军出击。赏赐俘虏及斩下敌人首级的将士用去黄金达20多万斤。汉军战士战马死亡10余万。武器装备及水陆运输费用不计其数，支出浩大。

        大司农上奏国库旧存之钱已尽，新赋税亦用竭，为弥补战费需要，乃增设卖武功爵。汉代原设武功爵定为11个等级，但政府只卖爵至第8级为止。第8级武功爵价为17万钱，大约每一级价为2万钱左右。即15万钱可买到第7级爵，13万钱可买第6级爵，依此类推。

        文帝时出钱6万可买到第2级爵，照推算，武帝时第2级武功爵价约5万钱，则爵价较文帝时廉宜，而待遇则较文帝时为优。因武功爵第7级“千夫”之待遇相当于文帝时20等爵之第9级的“五大夫”了。

        人民爵位亦可卖出，如人民逢旱年无力存活，政府亦无法恤灾民，便允许人民卖爵，以示体恤百姓。汉惠帝六年夏，因旱灾，朝廷准人民卖爵以自救。

        汉时朝廷卖爵，其性质有如近代国家之发行公债。持国家公债券者，得向国家取其券价应得之本息。

        汉时民户买爵，主要目的在免徭役；而朝廷卖爵，则为济国家之急，却丧失了多数徭役，此犹如发公债必偿其息。

        

4.厉行告缗出于惩罚心理

        在汉武帝的多项财政税收计划中，如从利害得失方面而言，则算缗钱与告缗钱这项措施，最为困扰人民了。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中等以上家庭都因算缗告缗而遭受破产。人民即使有钱剩余，也不再积蓄，从此大家吃美食，穿好衣，人人如此心理，其为害之烈，可以想见。

        但是当时政府厉行告缗法，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因汉代财政，政府与王室已公私划分，各不相干。汉武帝为了县官短缺政费，常自内廷把王室私人财富取出济急，武帝自己节省膳费以及不坐四匹马拉的马车，并将王室珍藏捐出，甚至将盐铁出卖所得拨归大司农，即将是项收入让国家支用。

        当时孔仅、东郭等提到说：“山海天地之宝藏物资，本来都是属于少府的，但皇上却不据为私有，拿出来交给大司农以协助国家之不足。”

        武帝能将其私己之奉养，捐出作为政府开支，实是慷帝王个人之慨。但相对来说，当时民间豪富纷纷藏匿财富，不肯捐输助国，与王室相比，就显得格外自私了。

        当时只有一位卜式，肯分财以助县官之急需。虽经武帝百般奖励劝勉，仍然少有人肯慷慨解囊，才纵民间告缗，成为朝廷凭借权势以强夺民间财富之现象。但在武帝而言，帝王之家尚愿捐财助国，诸王侯以及百姓，竟坐视不愿拔一毫而助官府，乃订出告缗钱之措施，全国雷厉风行。

        武帝及当时主计之人，推行时毫无忌惮，亦不顾惜民间困情，其所以有此种心态，乃由于当时政制所然。因当时政制，帝王好像一巨室，别有其私产。王室县官，别为二体。今帝王尚愿捐输助国，而诸王侯以下至人民等，只顾私室，不肯分财以佐官家，遂使武帝愤而出此。亦犹如上献酎金而不照法定，褫夺了100多位列侯之封爵的心理相同。

        

5.武帝币制乱而返正

        武帝之财经政策中，尚有铸钱币一项，也是十分扰民的。

        文帝时，取消盗铸钱令，任由民间自由铸钱，贾谊曾上书力谏。其大意是：由于可以自由铸币，因此上山采铜矿者日多，大家放弃了农事，丢掉了耕耘田地的工具，争着去烧炭火镕铜铸币。以致奸钱日多，使生产五谷者日少。连善人都去从事这一类奸邪之事，弄得盗铸者如云，以后即使用死刑威胁，也无法再阻遏了。

        钱币之兴起，为时不久，由战国末期至汉初，仅100年左右历史。凭当时人之智慧，实难解决当时之矛盾。如放任民间铸币，则币制杂乱，为害极大；如严禁私人盗铸，则禁不胜禁，且判死罪者必众。

        当时贾谊提出建议，收铜归国有，使民间不能铸币，但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时重新颁布盗铸律令。

        至武帝，更改了多次钱币制度。建元元年时，改行使三铢钱，四年后又取消三铢钱，改行半两钱。由于屡改钱币，钱益轻薄而物价日益昂贵。商贾遂囤积货物而逐利，且民间盗铸之风大盛。依法盗铸钱币者死，但盗铸者多而不能尽诛，五年之间，因盗铸而受死刑者已达数十万人。赦罪者亦有100余万人，数量可谓惊人。

        武帝同时并下令禁地方政府亦不得铸钱，遂废销天下诸钱而专令上林三官才可铸钱。至此民间盗铸者遂减少，汉之币制，于是上了轨道，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历史的演变，往往在一件新兴事物的兴起，历经苦痛之后，始得善策。则武帝一朝以钱币之纷乱，而社会生命经济遭受了大劫难，良可慨叹。但由于人类智慧之所限，经过困顿而后思变，实亦不宜深责政府有关之财经大臣。

        

6.盐铁均输两策非全不可取

        汉武帝一朝理财大计最多，最为扰民者厥为告缗与铸钱，争执最大者则为盐铁专卖。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诏请各国贤良文学士询问民间疾苦。召开了一个有60多人参加的盐铁会议。朝廷官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地方代表有贤良文学士谷唐生、鲁万生、朱子柏、刘子雍等。在会议上，贤良文学士首先提出请废盐铁专卖。理由是县官所铸造的铁器多为大器物，供民用者多为粗制滥造，其钝无比，刀连草都割不断，于是农夫工作加重，收获却减少。而且盐铁卖价贵，百姓负担加重，只得用木器耕耘，少用盐而淡食。此可能当时实情，想未必全都如此。

        但当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力主盐铁专卖不可废除。其理由是：如任由民间采铁铸器煮盐，则易生兼并而成奸伪之业，却苦了贫民百姓。盐铁如由官营，则兼并之路塞，便不再聚党徒，作奸非，游侠亦无从再生。以政策言，亦并不错。武帝以后，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使人民不再觊觎，亦可说对国家有利。而贤良文学士力主废盐铁，仍主张任民间铸币，可谓不明本末，不知利害。

        均输法亦在武帝桑弘羊时代所建立。史称行均输法后，人民不加税而国家足用，虽语带讥刺，却亦属实情。

        依照汉制，天子私有产业如此庞大，士官服官饮膳舆马等费支出亦如此巨大。政府之公用开支更不必论矣。于是设均输官以总其汇，亦不失为经济之道。使郡国地方政府各自贡献其土产，由官方自负输送之责，亦未至虐民之举。

        平情而论，盐铁均输等政策，虽为时人非议及遭后世舆论所反对，其实施之手续，亦难免有流弊产生，但其立法本意，亦非全无可取之处。

        

7.武帝轻取民财滥用钱财

        汉代经济制度中，卖爵一事，影响及于吏治，其流弊亦相当多。其他关系较少，用不着再讨论。

        综合言之，武帝一朝财政，从其立法定义言之，并非完全不对。武帝可议之处是随意使用国家财富，不知爱惜。

        汉代国家财政，主要靠田租、算赋及更赋三大收入。而国家的重要支出有六项：包括京师官员的俸禄、天地山川宗庙的祭祀、宫殿园陵及官用营造物的建筑、京师驻军的薪饷、军用车马兵器的费用及京师各机关的事务费。

        其中以百官俸禄及军费为最大，自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以来，向有节俭之风，使国库富裕。

        但国家一旦有事，因田租、算赋、更赋三项皆有定额，不能骤增，因而造成财政拮据。而山海渔盐矿藏皆属天子之“私奉养”。

        武帝时工商业发展日盛，超越农耕，天子的收入亦相应激增，由此而导致奢侈之风，如工商资产阶级造成兼并之风；诸侯王自有封邑，各有其私奉养，亦各自营其矿山海盐之业，美其名为不加田租或减收豁免田租，实则干其商人般兼并的勾当。因此除天子、列侯王及工商巨贾富庶外，余均贫穷困顿，造成社会经济不均。

        因此武帝的大兴礼乐，以营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其实亦即步列侯诸王骄奢相纵的后尘，而且更为变本加厉。所以武帝之管盐铁，设均输，亦犹如诸侯王之开矿煮盐，做其兼并工作。这便导致武帝滥用钱财而不惜，轻取民财而不惭，更以为田租算赋以外，均属帝室私产，可以挥霍无度。

        总之，当时的工商兼并、列侯诸王之骄奢以及武帝之挥霍，实乃当时时势所造成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特殊变相。故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其在平民社会中造成一种骄奢纵恣资产阶级风气，其功罪颇难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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