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朝覆灭后，东汉兴起，此时社会经济虽有发展，但国势之盛已不及西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为王莽所破坏的五铢钱制度又再恢复，货币经济得以畅通，但东汉中叶以后，劣币“剪轮五铢”逐渐增多，币值贬低，物价腾升。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粮价高涨，政府担心财政拮据，当时尚书张林提出对物价的意见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

        上述主张即以布帛等实物交租税，市场交易亦以实物交易，使货物流通量减少，以便遏抑物价。张林又主张再恢复盐的专卖，又在部分地区恢复“均输”，使政府增加货币的收入。正如《管子》中所提出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即肯定了货币流通量的多寡与货物价格的高低成正比例的原则。因此主张政府多收货币而“封钱勿出”，因此促成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减少，从而遏抑物价。

        但张林主张“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显然要以实物作为货币，不啻是要恢复到古代那种“抱布贸丝”以物易物的状态，分明是使时代倒退了。

        东汉晚年桓、灵两帝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桓帝时外戚梁冀擅权，饥荒频生。延熹元年，有人上书废除“剪轮五铢”，改铸大钱流通之。当时颍川人刘陶（此时被选为孝廉）上书劝阻不可铸大钱。其大意谓：当今之忧患，不在货币问题，而在乎民饥。惟有粮食乃国之所宝，民之所贵。而近年来禾苗为蝗螟所尽，故所急朝夕之餐，与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毫无关系。即使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宝玉，而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使纯德如羲皇，贤明如唐虞，亦对安国济民无所补益，故铸钱而齐一货币，犹养鱼沸鼎中，栖鸟烈火之上。故建议皇上“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桓帝遂罢铸大钱之议。

        灵帝刘宏12岁即帝位，性喜钱财，公开卖官敛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张贴卖官榜于鸿都门，随官衔高低而定价不同，卖公卿官爵竟价高达1000万钱（即1000万枚五铢钱）。当时灵帝以庐江、南阳二郡太守羊续清廉，拟提升他为太尉，但羊续无钱买官，不能任太尉。另有巨鹿太守司马直亦为清官，灵帝欲擢升他，并声明可减价300万钱，司马直极为气愤，托病辞归，并于途中极陈卖官之弊，并以死谏君王。灵帝漠视舆论之反对，不到十年，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巨万，于是在西园建造“万金堂”，用以藏钱。时人多有嘲笑者。

        中平三年（时灵帝即位已届20年），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为了区别贮藏于万金堂的五铢钱，便在铸钱背面之方孔四角凸连一条直线至边缘，称为“四出文钱”。识者讥笑曰：“岂非京师破坏，四出散于四方乎？”意即灵帝搜刮自百姓的钱财像“四出文”那样向四方失散了。

        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至长安，于初平元年铸造小钱，时为公元190年，献帝即位之第四年，于是破坏了汉代的五铢钱制度。《通典》《通鉴》记载曰：“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贱物贵，谷一斛至数万钱，曹公罢之，还用五铢。”事实上，董卓改铸的“小钱”钱文仍称“五铢”，但由于钱币的大幅度减重，遂促使物价腾升，破坏了钱币的流通。于是苟悦为文申论恢复五铢钱的流通

        自汉武帝建立五铢钱制度后，首次为王莽货币改制而破坏，至东汉光武朝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制。初平三年董卓伏诛，至荀悦提出，是第二次恢复流通五铢钱。此后至魏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又罢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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