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手工业较前代进步

        东汉之手工业仍沿袭汉代所有，主要如冶铁、煮盐、铸铜、漆器及纺织等。

        东汉冶铁业，除政府铸兵器、车马具自用外，其余均自由经营。由于东汉发明水排，同时此时期发明了低温炼钢法，因此全面废除了铜兵器而代之以铁制的刀剑。

        东汉的铸造铜器亦比前进步，当时铸铜业遍及全国，如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安徽等地均设有冶铜场及铸铜作坊。

        当时铜器制作精巧，有饰以鎏金、镶以金银的。有刻花纹的动物器皿，并镌以吉祥语如“祝福吉祥”及“富贵”等。

        纺织业方面，东汉亦较以前为普及，种植桑麻也比以前扩大。如绥远之五原，人民冬天无衣，绩细草而卧其中，至崔寔任五原太守，开始教民纺织麻布，使民得免寒苦。

        如云南省的哀牢地区，光武帝时陆续教民养植蚕桑，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陆续又教以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

        产丝尤以山东、四川等地为盛。政府在上述地区设服官，京师洛阳设织室，专为王室及贵族官僚制衣。近代在“丝绸之路”上，玉门关附近发现了一匹东汉时所产的缣，上书“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宁）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值钱六百一十八”。东汉时代之丝织品，所知已有绫、罗、绸、缎、锦、纱、绢、缯、縠及绮等。其上所绣图案，古雅清丽。

        又如光武帝时，见尚书令喜穿越布单衣，亦甚喜好，于是常勅会稽郡献越布。

        东汉以前，长沙地区人民多赤足无鞋，冬天剖裂出血，春天溃烂。至光武帝时，桂阳太守教人种桑养蚕织履，使人民免受其苦。

        至于漆器方面，东汉时发展亦大。如长沙出土之漆彩奁，绘有歌舞、狩猎等图案，纹饰十分精美。又如乐浪（今朝鲜平壤）出土之汉墓中的漆彩奁，彩绘人物，色泽雅致，情态如生，恐怕当时的富商巨卿才有充裕的经济能力使用。

        

2.东北及西北畜牧业兴盛

        东汉的畜牧业相当丰盛，有些地区甚至耕稼与畜牧两便，如当时西北地区便是。

        邓禹是长安求学时期刘秀（后来之光武帝）的同学，邓禹知刘秀非常人，常亲附之，迨秀得天下，禹归附之，以献策得光武器重，封为将军。某次命禹攻赤眉所占长安，禹告部下，赤眉财富充实，应先避其锋锐。建议宜暂时驻军上郡（陕西西北及绥远）、北地（甘肃东北及宁夏）及安定（甘肃东部）三郡，因上述地区地广人稀，饶谷多畜。暂且休兵养士，伺机再图赤眉，后果将赤眉驱走。邓禹因功封梁侯。此乃全靠陕甘绥宁地区饶谷多牲畜而致。

        东汉初年，辽东（今辽宁省）盛产猪只，当时该地产一白毛之猪，以为稀物，主人遂携之欲上献朝廷，到了河东（今山西省西南），见遍地都是白猪，知非珍奇，遂惭愧而还，足见当时产猪之盛。

        又当时光武派遣窦融镇守河西（今黄河以西之陕西、甘肃两省及绥远、宁夏部分地区）五郡，行大将军事。河西兵马精强，平四川甘肃地区之先零羌时，得牛马羊万头，谷万斛。后帝诏见，窦融及五郡太守赴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可见西北区畜牧之盛。

        东汉末年灵帝时，亦有家贫而苦读成才之学者隐居田野畜牧者。如山东济阴之孙期，“习京氏易及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追随他学习的弟子便得在田垄之旁向他执经问难。当黄巾贼起时，相约不得侵扰孙期所居之田舍里陌。后来朝廷想征选他为“方正”，他便赶猪群入草丛中不顾而去。可见不但西北盛行畜牧，连东方的山东亦多畜牧。

        桓帝时拜陈黾为度辽将军，陈黾临行前上疏曰：“今西州边鄙，土地塉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足见当时东北地区及河北、山西以北等地，少耕稼而多畜牧游猎。

        亦由此可见东汉时东北及西北地区畜牧业均甚盛。

        

3.汉代丝织业发展

        中国是全世界养蚕织丝最早的国家。西周丝织业已初具规模。至战国时代，齐鲁等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进步。所谓“天下九州，而有丝者六”。可见其发展之速。

        中国丝绸很早就从西域传到波斯、印度、罗马等欧亚诸国，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在东方，则中国先将丝绸传至朝鲜，再达日本。当时传出国外的都是高级锦缎，而非粗下的绢织物。早在公元4～5世纪，希腊便以“塞里斯”（Seres）一词称中国，意即“丝绸之国”。足见当时中国丝绸已赢得国际上的美誉。

        中国古代对纺织事业已极为重视。《礼记》称纺织事业为“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等并列，称为“国之六职”。“妇功”亦说明当时社会已有男耕女织的分工。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周代为了发展纺织业，便设立了妥善的管理制度。从纺织、漂染到制衣，周代政府设有专职的机构。在“天官”下设“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和“染人”等六个生产部门；又在“地官”下设“掌葛”、“掌染草”等原料供应部门。还在“冬官”属下的“百工”内设了专管丝帛漂练的“荒氏”，分工合作以完成丝绸的生产和服装的制作。

        秦代设“正准令丞”，是经营染织工艺的专官。到汉代“少府”下设立“东织室”和“西织室”，各置令丞，专管织作缯帛，规模甚大。《汉书·贡禹传》记载当时织工达数千人。此外，襄邑、临淄等大县，皆有服官，以管理当地的丝绸织造事宜。此外亦有民营的纺织工业。

        到东汉时，官营的织造仍然十分发达，规模亦相当大。京师洛阳仍在少府属下设织室丞的官员，专管染织工艺。

        大体上说，西汉丝织业以北方（指山东、河南、河北）为盛；到东汉时，蚕桑事业已开始南移，长江流域的四川、江浙地区已发展兴盛，北方亦保持不衰。

        

4.汉代冶铁工业技术高

        汉代的冶铁工业，当以汉武帝时开始大盛。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政府在全国重要冶铁工业区设铁官49处。其地点相当于现今的山东12处，河南、江苏各7处，陕西、山西、河北各5处，四川3处，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甘肃各1处。即当时的冶铁工业集中于黄河流域各省，长江流域有四川与江苏。

        东汉开始，冶铁工业稍有发展，增加了8处设置铁官，连西汉原有的共有57处。多了四川3处，云南、河北各2处及甘肃1处。

        根据过去所发现的冶铁设备，有四种炼炉：一种是用耐火砖和耐火泥砌成的“长方形炼炉”；一种是能使铁矿石还原的“炼烧结铁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可使铁块熔解而炼成钢的“煤气反射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使炉温升高而使生铁熔解的“低温钢炉”。

        筑炉的设备所用的器材包括耐火砖、用青石刻凿而成的石夯，以煤（原煤或煤饼）和木炭为燃料。

        西汉以来的冶铁工业技术无疑是比古代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例如原料的加工和精整、竖炉的扩大及其鼓风设备的改进。鼓风能力增大能使温度升高。西汉时用牛马鼓风，有所谓“牛排”、“马排”等，但功效较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创制“水排”，利用水力鼓铸，“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此种“水排”的发明要比欧洲早1200年。南阳本是战国以来的著名冶铁名城，武帝在此始设铁官，当地的冶铁技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杜诗带领发明了水排。

        由于鼓风强化，因此西汉不但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口铸铁，而且有了灰口铸铁。

        总结中国古代的炼钢技术，从战国萌芽，到两汉有了发展和改进，到东汉初年，已完成了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实是一大进步。

        

5.汉代铜铁铸造业发达

        汉代的铜器铸造方式，大致沿袭商周时代旧法。先在范母上刻以纹饰及文字，然后印在范上。范用几个模配合，有内范、外范，再将铜液倒入内外范的夹缝中，便成铜器。

        汉代铜器的成分并非纯铜，约含铜八成半，锡一成半。

        西汉的官府铜器铸造，由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及考工令负责。东汉时则由太仆主持。其次蜀郡及广汉郡的工官也有主持。现在可考的有武帝时中尚方铸造的建昭宫鼎、骀荡宫壶及鹰足镫，蜀郡工官铸造的鎏金兽耳铜壶以及广汉郡工官铸造的书刀等。

        汉代铸造的铜器可归纳为八类，分别为：

        1.食器（铜鼎、铜豆等）；

        2.水器（铜盂、铜盆、铜洗、铜匜等）；

        3.酒器（铜壶、铜盆、铜钟、铜缶、铜镌等）；

        4.烹饪器（铜的釜、铫、镬、铑、缿等）；

        5.乐器（铜的钟、铎、铃、鼓等）；

        6.农具（汉代已普遍采用铁农具，但有铜的大宫锄）；

        7.虎符（有给诸侯王及郡守各一种）；

        8.其他，包括铜镜、铜带钩、度量衡器、兵器及玺印等。

        除官府外，亦有民间铸造的铜器。

        汉代官府的铜制度量衡器，乃由大司农主管，大城市首长检定然后使用。

        汉代铸造铁器之法与战国时相同，但汉代使用铁器范围，已较战国广泛。

        汉代主要的铁器是农具，其次是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进入东汉，铁器使用更广。

        汉代的铁器显然已比战国时期进步。如战国时期用的铜制短剑，汉代已改进为铁制长剑。又如农具方面，形式已有改进，且汉代增加了铁锄、铁镰等品种。此外尚有铁犁铧、铁镢、铁铲等。至于汉代的手工工具，已有铁制的锤、锯、斧、锥及剪刀等。

        由于汉代铁制农具及手工工具有所改进及品种增多，使当时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相应提高。

        中国冶炼铁业及铸造铁器的使用比世界各国为早。根据江苏六合东周墓出土的铁器，经考证是春秋晚期出品，比西方早了约2000年。

        

6.汉代造船、制车业先进

        秦汉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车两种，与古代相同。

        造船业方面，汉武帝时所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当时打击南越，南方已有楼船卒20余万人，可见南方之楼船巨大而数量亦多。

        汉初官府造船由船司空主持。如系三辅地区（长安京城）范围，则由辑濯会丞主管。又如庐江郡驻有楼船官，是专门制造楼船的官吏。

        汉代亦有民营造船业，可惜历史无记载。

        汉代造船材料，有木船与陶船两种。汉墓中陪葬之明器有陶制与木制的“偶车”及陶制与木制的船模型。当时有所谓“南船北车”，在墓葬明器中也有显示。

        广州东郊东汉墓葬中曾有出土陶船模型，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各有司篙船员的走道。又广东另一东汉墓中发现木船一件，船上建有层楼，有桨十，橹一，多数木板上有五色彩绘花纹。可见东汉的造船技术已相当进步。

        至于秦汉的制车工业，史书记述甚多。当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的旅途时，将其棺转载辒辌车中，秘不发丧。汉代霍光遗体，谓“柩以辒辌车”，可见汉代亦有此类卧车。此种车设有窗，闭暖而开凉，故名“辒辌车”。

        汉代官营制车工业，由少府属下尚方令主管。汉代车的种类甚多。有“轺车”，有顶盖而无屏蔽，为低级官吏乘坐；有“轩车”，有车盖，两侧有屏，卿大夫高级官吏乘之；有“辎车”，甚舒适，车盖与四侧屏蔽密封，乃贵族妇女所乘，因可躺卧，亦适宜老病者乘用。皇帝乘车有四马驾引，一般用车多为一匹马，必要时左右各加一匹。

        汉代运送粮食物资之车，多用牛拉，无上盖，但可加篷，亦可乘人。从武梁石刻所见，汉代有独轮车，名“辘车”，用人力推动，可乘人或动物，平民常用。汉代尚有“栈车”，是一种役车，在墓葬明器中发现。

        

7.汉代陶瓷工业技艺高

        中国向以瓷器闻名于世。汉代的陶瓷工业已相当发达。汉代早期的青瓷制作乃承袭周、秦而有所发展。

        由于汉代冶铁业的技术改进，又因缺铜，便将铜制工具改用铁制，铜制的日常用品改用陶瓷器，因而使陶瓷器的用途日广。

        西汉的陶器款式形状，与周、秦时期变动不大。到了东汉，农业生产有所改进，制陶技术亦有进步。汉墓中的陪葬明器亦从铜器改为陶器。计有陶制的鼎、壶、钟、瓮、灶、磨、敦、瓶、杯、洗、房屋、畜圈及俑等。此种陶俑及陶制明器，一直自汉代沿用到隋、唐，促成了制陶工业的兴旺。

        东汉时期的陶制人物和动物偶像，其造型艺术很高。河南辉县东汉墓穴中曾发掘得陶狗，形象优美，栩栩如生。

        汉代亦出产大量陶制砖瓦，是一种内部空心的陶砖，用作墓葬材料。

        中国古代之陶瓷工业，自周、秦至两汉，向以青釉器的制作为主。西汉中期，青釉制作始盛，进而使东汉的烧制瓷器成功。

        先秦时期的青釉器，当时烧成的温度都在摄氏1200度以下，故未能烧成瓷器。但从浙江省上虞县所发现的多处汉代古窑遗址，知该等古窑已普遍使用龙窑。而在遗留的瓷片上，从釉面的色彩光泽及结构内容分析，鉴知当时烧成的温度已达摄氏1300度。因此使胎质坚致细腻，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水平。

        中国真正的釉陶当在汉代真正开始创制。由于汉代施釉的瓷器色泽美观，于是也在陶器上施釉，使陶瓷器两者相辅相成。

        汉武帝时官营陶瓷工业最盛，由宗正及少府属下的司空令丞主持。到东汉，则由少府属下之尚方令主持。

        汉代用于宫殿及城门的瓦上，印有“宗正官当”、“都司空瓦”及“右空瓦”等字样，文字和质地都相当好。

        至于当时陶瓷器的价格，比铜器、漆器为低，故百姓乐于采用。民间制陶者亦常有发现，陕西咸阳县的咸里窑村当为西汉民间制陶作坊的代表。

        

8.两汉的盐政和制盐业

        在汉武帝订定盐铁官卖政策以前，当时政府处理盐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秦代和西汉初期的盐铁官，采取包商制。富豪（如盐商等）向政府取得许可后，便可“即山鼓铸，就海煮盐”。即是由盐商向政府缴付一定的税项。

        另一种是诸侯王自置盐官各自煮盐，如吴王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第三种是由汉代中央政府派盐官管理产盐区。如武帝元狩四年，由政府收回豪强所占有的盐田，自行煮盐及转运销售，完全不假商贾之手。此盐铁专卖之制直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共推行了125年之久。王莽朝仍实行部分专卖，命县官售盐，但亦有部分民营的。至东汉章帝，因军费开支浩大，由官府煮盐，全部专卖。

        汉初掌管盐政的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其属下设两丞，一管盐政，一管铁政。各县设置之均输盐铁官，均由朝廷选派。东汉光武帝时，凡郡县产盐多者，均设盐官主持盐税，其地位与县令（长）等，即东汉时盐务已改由地方政府统理，而再由中央向地方征税。概括言之，西汉由中央直接管盐政，以专卖为主；东汉由地方政府分别管盐，以征税为主。

        盐可分海盐和池盐等，有煮海水为盐者。有取池水为盐者。《说文》记载河东有盐池。亦有煮火井（盐井）为盐者。

        《太平御览》注引宣帝时“穿盐井数十所”。亦有煮咸石为盐者。《太平御览》记“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中国以盐产量言，当以海盐为大宗。

        汉代所产的盐，其色泽与素质因产地不同而异。史书记载：“河东有印成盐，西方有石子盐，皆生于水。北湖中有青盐，五原有紫盐。”

        汉代煮盐，多数用木柴作燃料，据说汉代已有用天然气烧煮的，恐亦为数不多。至于熬盐用的工具，则多为铁制的牢盆。

        

9.汉代的酿酒与制糖业

        中国在商、周时代已有饮酒文化。到汉代时，酿酒业已有改进。首先是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制麹术的改良，酒的品种亦随着酿酒原料多样化而增加。

        其次是酿酒的经营管理，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即当时政府已垄断酒的酿造和出售。相当于盐铁的专卖，但遭到民间反对，因此使政府酒的专卖政策一时兴，一时废。例如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便废除了酒的国营专卖。

        中国古代酿酒是先用麹，使谷物糖化及酒化。汉代酿酒偶也用“糵”，但主要的酒药是麹。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制酒用麹的比例是：“一酿用粗米二斛，麹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种酿酒方法比诸今日亦相差不远。

        汉代人已能用多种不同谷物制成酿酒用的麹。西汉末年扬雄著《方言》中与“麹”同义的不同名字，如??、?、?、麰、〔麥杲〕等均是。如麹在山西称“?”，山东称“麰”，《说文解字》把上述同义解释为“饼状曲”。不过制麹的材料不同，如麰用大麦造成，〔麥杲〕用小麦制成等。

        东汉已能制造葡萄酒，中国古代早有野生葡萄，但酿酒用的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种植。《史记·大宛传》已记述大宛和安息“有葡萄酒”。可见中国人富有创造的智慧。从曹丕致吴监的信中所述，可知东汉末年已有酿制葡萄酒了。

        至于汉代的制糖业，据扬雄《方言》所记：“饧即干饴，江东称为糖。”上述是指麦芽糖。其材料是用稻、粱、黍，先浸湿生芽晒干，然后加以煎炼调制。中记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可见周代已有麦芽糖；又《楚辞》中说：“粔籹蜜饵，有餦餭些。”说明战国时期古人已懂得用蜜和糖制饼粑食用了。

        汉代麦芽糖已极为普及。崔实《四民月令》云：“十月先冰冻，作京饧，煮暴饴。”刘熙的解释是：“糖之清者曰饴，稠者曰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已记述“煮白糖法”、“黑糖法”及“琥珀糖”等。至于蔗糖何时开始，一说唐代，一说汉代，一说东汉末，但照《齐民要术》所记，决不会迟至唐代。

        

10.汉代已发展林业

        林木是中国重要自然资源之一。近代人已知道植林可以调节温度，改善气候。但在古代为了驱除蛇虫走兽，或开垦荒野以种植农作物，人们不得不焚烧树林草丛，以达到驱兽及种植的目的。《孟子·滕文公》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舜为了在烈山耕种，便命益烧毁烈山上的丛林草木。

        《诗经·小雅·车辖》记载道：“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此诗意即登上那高高的山岗，斩伐那坚韧的柞木，那柞树郁郁葱葱的绿叶，使工人砍伐时，顿生怜惜的恻隐之心哩！当时人亦想到“毁伤其薪木”，对树林的破坏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管子·立政》已提出警告说：“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可见古人已知珍爱林木了。在《荀子·王制篇》中已经提出要管理好树林草木和水源矿藏，才能使国库充盈，人民富盛。因此古代对山林的管理，定出了规则。《礼记·月令篇》云：“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为薪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意即伐木要有时节，不可滥伐，正如孟子所说的“斧斤以时入山林”。可见先贤对于林木的培养与砍伐，已有很高的识见。

        《诗经·唐风》云：“山有枢，隰有榆。”说明不同的地域生长不同的树木。高山地区有刺榆，低洼湿润地带产白枌。《管子》中更解释了土壤学和植物生态学。

        到了汉代，当时学者更明白到各种树木的经济价值，司马迁说：“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成帝时，汜胜之作《汜胜之书》18篇，详述了植树之时节及方法道：“种树以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节之有早晚，地气有南北，物性有迟速。种树无时，雨后便栽，多留宿土，记取南枝，是乃种树要法，凡栽一切树木，须记阴阳，勿令转易。”可见汉代对植树造林已甚注意，林业已有相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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