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不收一切商业赋税，为前代所未有者。此皆因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所致。武德九年时（公元626年），太宗与大臣商议如何抑止盗贼，有谓用重刑禁之。

        太宗笑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睱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太宗曾患关节病，公卿因其所居宫室卑湿，奏诸另造楼阁居住，以愈旧疾。太宗以德不及汉文帝，不欲劳敝百姓，遂反对大兴土木，并实行轻减赋税。

        如唐初并无榷盐之税。唐兴逾100年之后，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课盐。以后才涨至40倍。天下之赋，盐税收入当占五成。

        唐初亦无茶税，德宗建中以后（公元780～783年）才开始征收茶税，故税茶比玄宗更迟了近70年。

        唐初亦不禁私人酿酒，要到代宗广德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榷酒之税，此时亦距唐初140余年了。

        唐初待工商界甚优厚，虽设关卡，但不征税，此乃依循隋代只设赋调之制。

        又如唐初开店做水碾（即用水力磨米）亦不收税，且奖励之，欲改业营商者，听任自由，政府决不勉强人民一定务农。

        汉、唐两代经济政策不同，汉代对大商贾重征商税，不许社会有大富之现象。但唐代每丁给田80亩，每家100亩，给予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如欲富裕，则亦不加限制，听任人民各自去打算发财。汉代之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近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近似美国的资本主义。

        如划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一条为上水平线，另一为下水平线。汉代是不准人民冲破上水平线，但不理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

        唐代则听任人民可冲破上水平线，但不让人民生活在下水平线之下，两者相比，唐代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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