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租庸调制之内容
唐高祖武德七年时，订定租庸调制，此制度乃由北魏均田制演变而来。此制规定：
凡男女刚出生者称黄，4岁称小，16岁称中，21岁称丁，60岁为老。凡丁年18岁以上者授田一顷。
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还给官府；20亩为永业田。
永业田皆可传给子孙，政府不再收回。即使子孙犯法除名，所承受之地，亦不追回。规定每亩种桑50株以上，榆、枣各种10株以上，须在得田之三年内种毕，如不宜种上述各树者，得以宜种之树充之。
规定百姓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可售卖永业田；如原居地是人口多田地不够分配之狭乡，居民乐意迁居宽乡者，则亦可售卖口分田。如涉及卖买田地事项，须向官府呈报，取得文牒。
凡经营工商业者，则永业田，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则不给。
至于宗教人士，给田另有规定：凡道士给田30亩，女冠20亩，僧30亩，尼20亩。
武德七年所定，凡丁男中男给田一顷外，老男废疾者给田40亩，寡妻给30亩，如为一户，则加给20亩
政府官员给田亦有规定：凡官人及勋授永业田，亲王100顷；正一品官60顷；郡主及从一品50顷；正二品40顷；从二品35顷；正三品25顷；从三品20顷；正四品14顷；从四品11顷；正五品8顷；从五品5顷。
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缴租。每丁每岁出粟二石，谓之租。此即古代粟米之征，亦相当于汉代之租。
每丁每岁输绫、绢、絁各二丈，如用布代替，则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兼麻三斤、谓之调。此即古代布帛之征。调有“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代之赋。汉代之口赋相当于唐代之户调。
同时并规定每丁一岁做工35天，可免调；如做工50天，则可免租和调。
至于正式之庸，则为每丁每岁用人力20天，闰加五日。不役者每日以绢三尺代替。此即古代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代之役。
以上即为唐代租庸调制，为后世称道不已。唐代土地有240余万大亩，如每亩出粟一石计，20亩永业田不计，每丁80亩口分田出粟80石，则每丁二石粟，其租只是四十税一，可说极轻。孟子在战国时，以为十分之一之租税为王者之政；汉制则十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地宽大了。而唐代之租80石中收二石，只是四十而税一，较汉制更轻更宽。如以西晋100亩课田60亩相比，则只及二十几分之一。
以庸而言，汉制每丁每岁更役30天，唐则只20天，汉之三分之二而已。且汉代每丁尚须担任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代因实行府兵制，农民不需卫戍，故比汉代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代口赋不易比较。但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代多了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亦比唐多一倍。唐虽兼以绫、絁为调，上比稍有出入，但唐之调法轻于魏晋则是事实。
2.为民制产之德政
唐代大政治家陆赞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有一项，要一项。有田有身有家，便有租庸调。此即为民制产，将国家赋税放在公平之政策上，自可使民众安居乐业，政府财政亦可稳定。
近人有轻视唐代之租庸调制者，讥为杂拼的租税。其实却巧拼成孟子所谓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和力役之征，并非胡乱拼凑。
至于此租庸调制是否唐代实际推行？每丁均有给田100亩？其推行情况如何？有两点推想：
第一点：想象中每人有田超出100亩的很多，但可能此制度无法普遍推行于全中国。
第二点：此制度不以田为主，而是以丁为主。此乃“认人不认田”，可算是自由经济。
正如孟子所说，井田制度是为民制产。唐代的均田制，以丁为主，亦是为民制产。
由于是重丁，因此特重村坊制度，使户口册上之户籍清楚准确。北魏以来针对荫户私户而发的户口政策，亦是为清查人丁而发。
当时100户（家）曰里，5里曰乡。城市曰里，郊外曰村。各设里正、村正。4家曰邻，20家曰保，100户曰里，里有5保。乡要做“乡账”，包括报户口及土地面积与人口比例是宽乡抑狭乡（人口少叫宽乡，人口多则为狭乡）。固然有部分地区并未实行，但仍得承认有此制度。因为要呈报是否宽乡或狭乡，可见此制度有为民制产之精神。
“乡账”由乡而报县，由县而报州，由州而报户部。规定每岁一造账（人丁册），三岁一造籍（户口册）。人口调查，毫不马虎。
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
租庸调制之第二优点，厥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此点惟有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比拟。因此使当政者不能亦不必横征暴敛，无法随时增税。
租庸调制之第三优点，亦为最重要者，乃此制度含有为民制产之精神。农民到18岁则由政府授田，到60岁则将田归还政府，同时实行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实为汉代制度所不及。汉租虽轻，但有无田地者亦须缴交口赋及服更役，不得已则出卖为奴，或亡命为盗。唐代则没有无田之丁户，人人缴得起庸调。
在租庸调制度下之农民生活，可以想象是较为宽舒安恬。农民生活之宽舒安适，促成了整个社会之安定繁荣。故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贞观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历时100余年，有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决非偶然。杜甫有诗曰：
此诗写的就是盛唐社会的写照。安史之乱时，江、淮、河南钱帛聚存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计有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缗，粮30余万斛。许远守睢阳时，积粮6万石，张巡因之得以固守一相当时期以屏障江淮地区。乌承德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3000匹，兵5万人。当时之地方州郡已是如此富实。此后虽衰落，但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是远非后世所及。
宪宗时，韩宏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3000匹、绢5000匹，杂缯三万匹，金银器1000件。而汴之库廐尚有钱100余万缗，绢100余万匹，马7000匹，粮300万斛。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1.5万匹。藩镇财力殷盛，正好证明了唐代积富于民之厚，使诸藩镇得以捍御外寇久存。正如顾亭林在所说：“唐代驿舍，有沼、有鱼、有舟、有池、有林、有竹。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即监狱）。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3.制度没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唐代极为重视报乡账，此为实行租庸调制首要条件。即人民每岁要报人丁册，三岁报户口册。今年与去年所造之账要作比较，叫做“比”。规定州、县要保留五本比较账，即今年之账之前，尚要保留以前之四。户部则保留三本。
各县之户口册约数千户，全国各县户口册经整理装订后，要送到长安。册载男女年岁，甚至疾病或健康，均得详细注明。丁口呈报严格，不仅有“账籍”，还得有“团貌”，即户口册中均须注明五官、身材及面貌等。一经写定，不得更改相貌。临时要对相，谓之“貌定”。集合在一起，称为“团貌”。中就有提及。
唐代编查户口籍极为详细严谨，使政府按户口册籍分给田地时，不易冒领、重领或错领。
历来有很多论史之书，皆谓唐之租庸调制“以丁为主，从丁不从田”。此说并不尽然。
租庸调制既为一优良之制度，何以会遭受没落以致无法顺利推行？
首先，此制度以丁口为单位，丁口及龄时得由政府分配田亩，丁口得凭账籍、团貌等簿册查核无误后才由政府授田。如户口不清时，此制度便无法推行。制度行之相当年代后，户口调查便生问题，分田亦随之而有困难。
同时，当时除百姓分田外，贵族和官员尚有分配大量田地的权利，并有豪强兼并的现象。如《旧唐书·元载传》云：“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此处说明元载拥有带着肥美田地的别墅，疆界连接凡数十所。
又有唐相国韦公宙，善治产业，他在湖北江陵拥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稻谷堆积如一座小山。当时有人向唐宣宗报告说：“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宣皇戏称韦宙为“足谷翁”。
唐代著名诗人司空图曾任户部、兵部侍郎，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有良田数十顷。唐代农民因可售卖田地，遂使豪强更易兼并土地。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维持日难，至肃宗时，遂始创两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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