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唐肃宗、代宗时期的理财名臣。他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师法第五琦时所行盐政并加以改革；另一件便是师法斐耀卿的漕运并加以整理。两者均获良好的成绩。
讲到此处，顺便一谈中国经济史上这个大问题——漕运。中国的地土，按照经济地理来说，并不十分理想。她似一块秋海棠叶，自西北往东南一路倾斜而下，直到大海，是个大陆性的国家。沿海一带如江苏、浙江、福建等省，海上交通不像地中海那样方便，而是相当艰难。中国西北是大草原，对外国防重心是在西北。国都亦多建在西北，从西周开始，先后有秦、西汉、前赵、前秦、西魏、北周、隋及唐等朝代建都于西安。至于西北的名城洛阳，亦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隋、唐、后梁及后唐等建都于此。故上半部中国史，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北地区占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河流有东西的交通线而无南北的交通线，而地势东低西高，要逆流而上。故中国版图虽大而地性单纯，但有其不便之处。
中国是农业国，出产粮食为主，以各地不同水系为单位。如西北有泾渭系；黄河南北有汾晋系、漳水系、洛水系、济水系；又有淮河系、长江系；长江以南有泯江，嘉陵江，洞庭、鄱阳两湖，浙江及珠江等。农业区借不同水系而分布各地。除东北以外，各地的人口与生产的分配，均随着天然的调节而相当均匀。如果可垦殖的土地少，即人口相应减少；可种植的土地多，即人口相应增加；如人口多，耕地不足，使人口往外移。故中国的各水系区均能自给自养。
如果某地区一旦成为政治及军事的重心时，人口集中都市，当地便无法自给自足，得靠外来的给养。如中国自秦大一统起，咸阳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外来的人口集中，本地给养无法满足，得靠外来补充，便需要东方的粮食供应西方的不足。于是便有水道运输（漕运）发生。此时期重要的是黄河，而长江在经济上并不重要，只是到汉水、渭水为止。
1.唐天宝后始重视漕运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引黄河通淮水。大业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在洛口置兴洛仓，凡穿3300窖，每窖可容8000石，以存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运达的米粟。此时期水道运输虽然兴盛，却并非为了北方需要仰赖南方的米粟。
到了唐代，江南户口多而租调可观，此时遂几乎有了漕运的问题。玄宗开元十八年，因改革漕运而受玄宗重视的裴耀卿，他谈到南粮北运的情况说：
当时江南户口多而并无征防之役。但输送租庸调物，是每年二月运至扬州，要等到四月以后，才渡淮水而进入汴水，但常有感到水浅的麻烦。待至六七月时到黄河之口，此时黄河水刚涨，要等八九月水落，才能上黄河入洛水。而漕河多梗，船樯阻隘。因江南人不习黄河水性，需转雇河师水手，增加了麻烦和经费。由于通行的日子少，阻滞的日子多，遂于河口设置武牢仓，巩县设洛口仓。使江南之船不必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必入洛口。水通时船运开始，水浅时则粮米窖存于仓以待。则船无阻滞，物无耗失。
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运米700万斛，纾解了京都长安供应紧张的情形。
开元二十五年时，开始用和籴法，即由政府出钱向民间籴米。但当时中央政府命令江南各州之租米折成布匹上缴，可见当时中央单靠北方的粟米已足够供应。
根据玄宗天宝八年全国各道所储存的仓粟统计数量，包括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剑南、河南、淮南、江南及山南各道。上述各道产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次为关内与河东，更次才是江南及淮南。以此推测南北经济情况，北方产粮远比南方丰盛。
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唐室中央政府遂靠赖长江地区之财富维持国脉，至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财政更为依赖南方，此时由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军国重事。
唐代的国都在关中的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汴渠的疏浚停顿了八年，造成水上运输极为困难，载重粮船无法通行。
2.刘晏的“缘水置仓”法
为了漕运江淮粮秣物资到京师，唐肃宗时的转运使刘晏驱马峡郊，过江阴、洛水，涉荥郊、浚泽，勘察河道，调查访间。刘晏在“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斗米千钱，百姓挼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的情况下，恢复了汴渠的漕运。刘晏的转运方针是：
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刘晏根据江、汴、河、渭四条河流不同的情况分别置仓，便是所谓“缘水置仓，转相授给”，此种设计便是以裴耀卿的“节级转输”（即分段转运）的方针为基础，针对上述四条河流的不同习性而提出的。
此种漕运布局的设计，使长江—邗沟、汴河—黄河及黄河—渭水三个交汇处转运仓的建设有所加强。以达成扬子、河阴、永丰三仓为枢纽的转运线。又分别训练“长江”、“邗沟、淮水、汴水”、“黄河”和“渭河”四个运输段所需要的漕卒和漕船，以加强各段的运输效率。
刘晏还亲自督造大型漕船2000艘，以便扬州至河阴间使用。每船可装载江南谷麦1000担（即1000斛），十条船为一纲，每纲300人，加篙工250人，自扬州派遣将级官员送至河阴之门。如十次运送安全抵达，即授以优劳官。但由于自汴水至黄河汛急，运输艰难，将吏经数运之后，无不发白。
但此种船之性能与运纲之编制均能分别适应上述不同河流的水性。且刘晏付给造船价往往照时价加倍付给，使工人得高工资，所造之船经久耐用，不必常换新船。刘晏一面节省物料，勿使浪费，如用麻造的纤绳，坏了当柴烧，使物尽其用。因此，刘晏时期“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3.唐代漕运的三个阶段
唐代的漕运，大致上可分三个阶段。
唐代漕运的最初阶段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至高宗及中宗初年。此一时期漕运粮米每年不过一二十万石而已。《旧唐书·食货志》云：“昔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
《新唐书·食货志》亦说：“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
从高祖武德至高宗永徽年间，由于漕运数量不大，故亦未设专官管理漕运事宜，多数由户部属下的度支和水部郎中兼理便成。在特殊情况下，如有灾荒或战争时，才临时派兼官加上“知水运”或“运职”等头衔管理漕运。但任务完成便撤销，并非专职。
唐代漕运的第二阶段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以前。此一时期由于关中人口增加，且“地狭人稠，耕植不博”，因此需要从江淮流域漕运大量粟米及物资接济京师地区。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先是，舟运江、淮之米至东都含嘉仓，僦车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用十。裴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可知此时期每年平均运米230余万斛。《通典·漕运篇》亦云：“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此可谓唐代漕运的极盛时期。
自肃宗、代宗至德宗建中年间，便是著名理财家刘晏主持漕运的时期。此一时期，虽偶有岁运米100余万石之纪录，如《新唐书》载“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但一般仅岁运粟数十万石而已。如《旧唐书》记载德宗“贞元十五年，令江淮转运米。每年米宜运二百万石已来。虽有此命，而运米竟不过四十万石”。到宪宗元和初年，“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到宣宗大中年间，每岁漕运米至渭仓者，只十余万斛而已。可说是唐代漕运之衰落时期，直至唐亡。
唐之兴衰，实与漕运之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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