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丝织业北早于南

        耕而有粟米，织而有布帛，为国家租调两大类。

        中国发明蚕桑事业甚早，但最先是北方。春秋时代，北方地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便是证明。到汉代，丝织物盛产于黄河流域一带，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其产品已超越手工业之上，故有“兖豫漆丝絺纻”之称；当时四川产蜀锦，亦极有名。但此时江南地区则仍不见有蚕桑事业。

        北魏均田制中设有桑田，证明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布，是北方农民极为普遍之生产事业。《颜氏家训》中说明河北妇女之纺织工艺，优于江东人士。

        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清河地处今河北、山东一带，故产丝仍在北方。唐代产蚕桑的地区调是绢絁，产麻的地区调是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用米代替调布，可见当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改用绢代替纳粟。

        当时越（浙江）人的机织，亦是由北方传授而得。李肇的《国史补》载：当时越人不识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时，招募军中未婚者厚赐货币，密令娶北方织女来归。于是越俗大化，所产绫丝，妙称江左。

        《太平广记》载：定州（在今河北省）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500张。是时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质量则列第四）。可见北方盛产丝绢。

        又如安徽的亳州，河南的滑州，均为当时丝织要地。

        根据《唐六典》所载：开元时，绢分八等，以宋亳为第一。至于二、三、四、五等皆产于黄河南北，而不及淮水流域。其他六、七、八等，则产于四川境内外，江南只有泉州、建州及闽州等，却位居最末。

        大体而言，唐代时重要的蚕桑织作，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唐代在市场上习见的纺织品有丝织品、麻织品与毛织品三类，而以丝织品最多，包括绢、绸、絁、绫、罗、缎、锦、纹及丝布等。

        

2.重矿冶业为便铸钱

        唐代的矿冶业，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当时全国有金矿18所，银矿33所，铜矿63所，铁矿113所，锡矿13所。矿产所得除有时归地方政府外，多数是中央盐铁使经营，以供国用。

        唐代政府除了每年获得巨大的盐利外，其自矿产所得收入，也很可观。本来山泽之利，包括矿产在内，有时归地方，有时归中央，尚无明文规定。但到德宗时，有户部侍郎韩洄向朝廷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于是所有矿产业务，皆归盐铁使统管。

        宪宗元和初年，每岁采银2000两，铜26万6000斤，铁270万斤，锡5万斤，铝无常数。

        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山泽之利再归州县，由刺史选吏主持其事。后因各州牟利以自肥，中央所得益少，至宣宗时（公元847～860年）盐铁转运使裴休又求将矿产山泽拨归盐铁使管理，以供国用。于是“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率有敛集之意）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宪宗时，以银不及铜之功用为大，元和三年六月下诏禁止开采银矿而使专一采铜，此诏大意云：凡天下有银矿之山，必有铜矿。铜可用来铸造钱币，但银却无益于人生。两者权衡轻重，亟宜专一采铜。凡五岭以北地区，应禁止开采银坑，为免坑户失业，应令地方官劝令采铜，并助官府铸作，此事仍由盐铁使承办

        翌年虽然复准民间自由开采银矿，但重视铜的情况仍然未改。因为需铜铸钱极为需要，当时每岁铸钱18,000贯以应急。元和七年，朝廷收复河东道的易、定两县（在今河北省）。当地人久用铁钱，百姓甚感不便，增铸铜币，以便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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