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开国之时，已距唐德宗行两税制有180年。此时之社会已大变，故制度亦随之而有变更。

        宋代实行的是均税政策，已非均田政策了。由于自唐德宗以来的180年中，土地未能详确整理，耕田有多少亩已失统计，宋代政府为欲使人民公平分担田租起见，势必重新测量土地，丈量准确，务求租税平均，于是推行了一种“方田制”。

        方田制的发明人为郭证与孙琳。欧阳修任知县时已行过此法。“方田”又称“千步丈量法”，其法是：自东到西划一直线，长1000步，自东到北，亦划一直线，亦长1000步。成为1000步之正方形，称为一大方。其四角竖立石制大标竿，即所谓华表。

        一大方的面积是41顷66亩160步。但古代称为万亩。一大方内之100步见方称一小方。小之四角插竹为标记，计为41亩16步。古代此一小方则称100亩。

        故按此方法甚易计算田亩。于是将过去报少田亩的增加之，报多者减少之。因此有田130亩或70亩者均当付出所当付的田租。此举对贫苦者有利，对兼并者则不能再逃漏田租。

        欧阳修先在滑州（在今河南省）推行方田制，并主张此制应推行于全国。但实行时，弊端百出。因地方上有势力者舞弊，丈量土地更不公平，因而将130亩变为70亩，将70亩变成130亩，使欧阳修放弃了主张。

        接着，较欧阳修年轻的王安石在浙江鄞县（今宁波）推行方田制，结果推行亦不理想，但王安石坚持继续推行。欧阳修并不因王安石贵为丞相而附和推行方田制，因当时有势力者将田亩以多报少，使穷苦大众吃亏，造成了不公平。

        司马光、欧阳修是史学家，讲求现实，所以不再主张行方田制；但王安石只学经学，并非学史学，故较偏重于理论，而不太重视实际也。

        中国之赋税制度向有劳役与租税。汉代之劳役为“更”，唐代则称“庸”。汉、唐均可用钱代役。唐代以后仍有为政府服役的，但总的来说，历代劳役与租税两项中，似较偏重于租税。

        宋代之役，与汉、唐之更、庸不同，最重要的是一种“衙前”的官役。宋之“衙前”，由乡中富有大户充任。大户一当上“衙前”，往往不出三五年便可倾家荡产。由于方田制政策，使小户吃亏；而大户因担任“衙前”，亦足以濒临破家，因此使农村陷于破产边缘。

        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曾论及“衙前”这个职役。大意是：过去民间有里正之役，人民已经感到相当辛苦。现在改置乡户衙前，选出乡中最富有的乡户担任衙前，但实行了十年以来，却使人民愈益穷困。从前的里正，尚可以轮流服役，休息的仍可做其私人营生，但衙前却是一概差遣，充任重役。如非家产衰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且此制亦非抑强扶弱而对平民有利，因为当富者破家荡产时，则难免要轮到贫苦者。当时的农村一般现象，农民只求三餐温饱，并不愿亦不敢再事积极努力于农事之生产，已不再多种一桑树，或多养一头牛，亦不敢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不然，街坊邻里便当你是富户，要被指定为衙前了，因此亦不敢增加一块地，或修葺已坏的房舍，实在是怕当上了“衙前”。

        司马光说上述这番话时，北方人是无法忍受服劳役的。因为当时的“官户”和“客户”都不必服役，但“官户”与“客户”都是北方多于南方；兼且当时的北方社会，一般说较南方贫困。事实上，南方人当时也负上了较重的经济担子。因此，由于北方有财力的不多，轮到差役的势必更为频密。例如南方富乡比贫乡有较多富户，富户多则按年轮流服役，相隔年数较长，易于休养休息；北方富户较少，则轮役自然较密，其生活更为艰苦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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