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汉末年，人口是2000万；明代万历朝盛时，为2106万人；到了清代初年，由于杀戮多，人口已不足2000万，如要依照明代万历时人口厘定租税，实非公允。

        自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至康熙五十年时，50年中，人口增至2462万，人口增加比率不足百分之二十。自康熙五十一年起，所增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时租税无法收足而有积亏。即使后来添丁的不算，亦仍收不足；到雍正十年，积亏地丁人粮已达1000万。

        康熙五十一年以后，中国户口人丁册籍仍是五年统计一次，计算到乾隆十四年，全国人口已达1亿7749万，差不多有2亿人口了，30余年间，人口增加了7倍。

        乾隆四十八年，人口有2亿8403万，约近3亿。

        乾隆五十八年，已超过3亿人口，为3亿746万。

        嘉庆十七年，已有3亿6169万人，渐渐接近4亿人口了。

        民国以来，国家没有大的战乱，所以人口快增到5亿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可说是一个大谜。为什么以前中国的人口老是停留在2000万左右，而乾嘉以后的人口何以会增加如此之速？这问题似无人能解答。

        中国的人口是个特别的问题。在西方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前，清代学者洪亮吉（江苏阳湖人）亦已讲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说：“今日人口比30年前增加了5倍，比60年前增加了10倍，比100年前增加了20倍。”一个两口之家，如果有屋十闾，有地100亩，两夫妇的生活将可过得很舒适，如果生了三个儿子，成业立室之后，变成八口之家；再隔若干年了第三代，人口大增，但粮食增产没有如此快，便日子难过，易生乱事了。

        人口之激增，实是一件可虑之事。正如洪亮吉所说，人人乐于做一个治平之世的老百姓。但经过若干年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一直到有曾孙元孙，自高祖算起，人口恐已增加了数十倍，但隙地闲廛，只增五六倍而已。因此田地与住屋常不足供应激增之人口。何况又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如此下去，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之人，安得不比比皆是？

        洪亮吉《生计篇》又说，今日十口之家，须由40亩养之。凡士、农、工、商一岁收入，不下四万钱。50年前，米六七钱一升，布三四十钱一丈。以一人需五丈布、四石米计，一人劳力足可养活十人。今日则不然，农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升米钱须三四十，丈布钱须一二百。所入愈微，所出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价以出市。加上户口已十倍于前，遇上水旱疾疫，非束手待毙不可。此即乾嘉以来户口激增而影响人民生活之最明显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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