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特别的课题。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而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漕运就是水道运输，中国在古代时，漕运的问题不大。如西汉初年，《汉书·食货志》记载，每年只把山东之谷400万斛运到长安即可。
三国鼎立时期，直至南北朝对峙，大家各自立国，亦不闻有南方之粮运往北方之事。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的鼎立形势打通，东南东北，大兴水运，并非北方需依仗南方之粮。到了唐代，因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将南方租调输送北方京师地区的漕运，就逐渐受到重视。
唐玄宗开元年间，南方的粮帛经长江汇集于运河要冲的扬州，再渡淮河，入汴水，经通济渠到黄河口而入洛水，抵达京师。开元二十二年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中运米700万斛。此一时期，北方需南粮仍并不甚殷，直到安史之乱起，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遂依靠南方转为殷切，自长江入黄河的漕运，遂成为军国要事。
唐肃宗时理财名臣刘晏，便因能整理漕运，使南粮顺利北运而名噪一时。唐朝一节已有较详叙述，此不赘。
到宋代建都汴京，主要是为了方便漕运。按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所定制度，当时的漕运有四条路线：
第一条是汴河线，即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各省的米300万石及菽100万石，自长江运入淮河，再转运到汴京。
第二条是黄河线，即将陕西之粟50万石及菽30万石从三门、白坡经黄河运到汴京。
第三条是惠民河线，即将河南、安徽地区的粟40万石及菽20万石，从闵河、蔡河运入汴京。
第四条是广济河线，即将京东之粟12万石从五丈河运入汴京。
北宋时代赋税偏重于南方，自上述漕运可知。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至神宗熙宁时已达5000多万缗；至南宋，更增至6000余万缗了。
元代建都燕京，但米粟的供应仍然是靠南方的江南地区。元代是用海上漕运。海运虽秦代已有，唐人亦有将东吴粳稻运上北方幽燕地区，但大规模的海运当始自元代。
元代海漕以30只船为一纲，以大都船900余艘，运漕米300余万石，有船户8000余户。每纲设押官二名，行船时招募水手，先在扬州受训，设专官加以教习。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海运250余万石，其后增运至350余万石。
总计元代岁收各地粮数为：
总计以上各地粮数，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及湖广七地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恰为其他七处之一倍，可见元代依赖江南米粟之殷。
明代漕运历经五次变化。先是明成祖永乐元年开始用河运，兼用水陆，自淮河运入黄河；永乐四年开始用海陆兼运之法；十三年开始用支运，即先将江、浙各府之粮拨运到淮安仓及济宁仓，以3000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2000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再以浙、直军、京卫军及山东、河南军分别接驳运到京师，每年四次，可运300余万石，谓之支运。后曾增至500万石。稍后改兑运，即先由民间运至淮安、瓜州，再兑与卫所官军运京师。最后一种成为永制，叫收兑。先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再由官军长运，所运船只在天顺以后，定数1万1770只，官军12万人。当时北粮只有南粮的五分之一。京师全靠南粮供应。
清代漕运，定额为400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但乾隆十八年时，为南八北一；四十四年时则为南十北一，可谓仍是依赖南粮为主。总之，历代南粮北运，为国家每年之大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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