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公里之外，肯尼迪总统正露出他那著名的招牌笑容。他正在一座体育场里对几千名老百姓发表演讲，面前堆满麦克风，身后是红、白、蓝三色条幅，和“选肯尼迪当下届总统”、“六四年之后再来四年”的大标语。他说了句什么话，马赫没听懂，但是下面的人群却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他刚才说什么？”他们坐在施图卡尔特公寓的书房里。电视发出幽幽的蓝光。他们正在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实况转播。在第三帝国，非法接收和收看境外（尤其是美国）的电视节目，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只有高官要员的住宅和高级涉外饭店才可以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装置。

        她为他翻译：“德国人有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有我们的。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公民。正如我们两个国家记得的那样，我真诚地相信，我们之间能够有和平。”她踢掉了高跟鞋，聚精会神地趴在电视机跟前的地毯上，马赫则坐在长沙发上。

        “啊哈，这段话更有意思。”等屏幕里的那个人又讲完长长的一段话之后，她才开始翻译。“他说他秋天访问德国时，准备提出改善人权的问题。”她摇摇头，哈哈大笑。“这个老搅屎棍，他唯一关心的是改善他在十一月大选里的得票情况。”

        “人权？”“你们集中营里关的几千个持不同政见者，战争中失踪的几百万犹太人，拷打、酷刑，对政治犯的死刑。抱歉提到这些。不过我们那儿是个堕落的布尔乔亚国家，认为人应当享有人权。过去二十年里你没听说过这些事？”她话中的轻蔑语调令他很不自在。他从来没有和一个美国人说过这么多话。以前只碰到过几个美国游客，还有几个受宣传部邀请、来柏林参观的美国亲纳粹分子，比如查尔斯·林德伯格和库林格神父。受盖世太保邀请，美国的红十字会官员参观过几所样板集中营。

        听她的意思，好像她对德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比他更清楚。他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来反驳她，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的口气就像一个政客。”他能想到的最有力反驳就是这个了。她没有搭理他。他继续看电视屏幕。不考虑老花镜和满脸皱纹的话，肯尼迪看起来就像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会赢吗？”她没说话。有一阵他以为她不再搭理他了。过了一会儿，她才接茬。“我觉得会。对于一个75岁的老头来说，他的状态相当不错，你也得承认这点。”“没错。”

        马赫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边，点燃一支香烟，不时望望窗外。托特广场上的车很少。这里本来就是个住户不多的高级社区，达官贵人们不是出去度假了，就是去阿德隆酒店吃晚餐，去国家歌剧院欣赏普契尼的《托斯卡》——世界闻名的女高音玛丽亚·卡拉斯正在帝国做巡回演出。一对年轻恋人正在托特的塑像下手挽手。作为恋人，他们的举动非常不自然，太客气了，可能是盖世太保的密探，这事不好说。一阵强有力的发动机轰鸣声，一辆黑色的保时捷跑车从广场旁边飞速驶过，红色的尾灯消失在远处巨大建筑的黑影之中。

        “战争中消失的几百万犹太人……”光是和她谈论这个话题，就可能把他送上党卫队内部法庭。不过她的见闻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知识宝库。某些信息对她来说也许是空气和水一样平淡的琐事，对他来说却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情报。如果他能把她劝服得不那么针锋相对……也许会得到一些宣传部样板新闻之外的信息。不，这念头太荒谬了。他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一个金发播音员在念着新闻。背景是肯尼迪和希特勒的照片，以及那个法语单词：“DEtENtE”——缓和。夏洛特·麦吉尔爬起来，书房的酒橱里找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大杯，然后舒服地坐到沙发里。她举起酒杯，嘲笑地对屏幕行了个纳粹举手礼。“敬约瑟夫·肯尼迪，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平使者，狗娘养的私酒贩子，反犹主义老混蛋。祝你穿在烤肉叉上在地狱里烤。”

        书房里的时钟指向十点半。十点四十五。十一点。她说：“也许你的朋友改变了主意。”站在窗边的马赫摇头。“他会来的。”又过了几分钟，托特广场上出现了一辆蓝色的斯柯达轿车。它绕着广场慢慢地兜了个圈子，接着又兜了一圈，然后停在这座公寓楼的对面。马克斯·耶格尔从驾驶座里爬出来。另一边的车门里钻出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夹克，戴着顶软呢帽，手上提着一个医生出诊用的提箱。他抬头看了看这座楼，发现了灯光，转身向后退缩，但是耶格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公寓楼下。

        门厅的蜂鸣器响了。“你最好不要开口说话，”马赫叮嘱说，“这样最好。”“随你的意。”她嘟哝着说。他走到门厅，按下蜂鸣器通话键。“你好，马克斯。”他按了开门键，打开楼下的大门，接着把公寓门也打开。走廊上没人。

        过了大约一分钟，传来轻柔的一声“叮咚”。电梯到了四楼。马赫把门拉开，那个小个子男人低头走进施图卡尔特公寓的门厅，一言不发。这个家伙大约五十岁，长着一张黄鼠狼一样的脸，身上带着在后街小巷和黑道上厮混多年的那种鬼鬼祟祟味道，像他口中发出的气味一样难闻。耶格尔跟在他的身后。那个人看到夏洛特后，退回到门厅里。

        “那女人是谁？”他惊慌地问耶格尔。“你没提到有女人在场。那女人是谁？”“闭嘴，维利！”耶格尔喝道，把那男人推到客厅。“别理她，维利，看这儿。”马赫一边安慰着，一边扭亮台灯，让它照着保险柜。“英国货，”维利·施蒂耶费尔看了看保险柜，“金属防护外壳。厚十五毫米的钢板。机械构造很巧妙。八位密码。或者六位，如果你幸运的话。”他转向马赫，带着哀求的口气说：“求您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再被逮到一次，我就得上断头台了。”“你不快点干的话，这次就得上断头台。”马赫恐吓他。“十五分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然后我就离开这儿。求您了。”马赫点点头。“可以。”

        施蒂耶费尔又多疑地看了夏洛特一眼，然后开始工作。他脱去外套和帽子，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付橡胶手套和一具听诊器。马赫把耶格尔拉到窗边，悄悄问他：“你怎么说服他的？”“你以为呢？我跟他说，第四十二条对他来说仍然有效。这家伙不用多劝，一点就透。”《德意志帝国刑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于惯犯和“反道德”的罪犯，可以在他们没有作案时就实施“预防性拘留”，只要有怀疑就可以。国家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罪犯在血液和基因里带着牢牢的天然烙印，犯罪癖好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音乐天赋或者金色头发一样。罪犯的先天特征，而不是他所犯的罪行，才是定罪的最大依据。一个小混混，在第一次参加街头斗殴时，从受害者身上抢走几马克，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他的长相显得獐头鼠目的话。判决书会宣布“他显露出对犯罪的病态爱好，这种犯罪倾向深深植根于他的本性之中，排除了他作为国家和民族有用一员的可能性。”但是第二天，在同一个法庭上，同一个法官可能会让一个因为一句话便射杀自己妻子的党员当庭交保释放，因为后者“没有社会危害性”。

        施蒂耶费尔经不起下一次逮捕了。他刚因为抢劫银行在斯潘道监狱服完八年徒刑。现在他只能乖乖地和警察合作，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提供情报、充当线人、撬门压锁——没有其他选择，否则很容易就被“预防性拘留”，即使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出狱以后，维利·施蒂耶费尔在工人阶级居住地维廷区开了一个修表小摊，向当地民警发誓从此清白做人。但是看他现在的动作，很难相信这点。维利熟练地把听诊器的探头放在锁止机关所在的地方，塞好耳塞，然后开始耐心地转动号码盘。

        “快点，维利。”马赫搓着手，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耶稣基督！”耶格尔压低声音，“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回头给你解释。”“不，谢谢。我和你说，我不想知道。”施蒂耶费尔的全身绷紧了。他已经找到第一个锁止机关的位置。“1。”这是密码锁的第一位号码。耶格尔不断斜眼偷窥那个女人。她故意装出一副仪式端庄的姿势，坐在一把镀金椅子上，双手姿态优雅地放在膝盖上。“一个外国女人！老天啊！”“6”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过去。每过几分钟找出一个号码。11点35分，施蒂耶费尔向马赫提出了问题。“这个保险柜的主人，他的生日是哪天？”“你问这个干什么？”“告诉我。这会节省时间。我想他把自己的生日设成了密码。1、6、1、1、1、9，我已经找到这几位数字了。11月，16日，19……”马赫掏出笔记本，开始拼命地翻阅。啊，在这里！“1902。”“0……2……”施蒂耶费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通常都是主人的生日，”他说，“或者元首的生日，或者民族觉醒日。”他把保险柜的钢门拉开。

        那个保险柜很小。宽和高都只有二十厘米。没有钞票或珠宝。只有纸——陈年旧纸，已经发黄。马赫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桌上，开始翻阅。“我要走了，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马赫没有搭理他。用红色丝带捆绑的是一叠财产文件。位于威斯巴登的某所大庄园——家族地产。股权所有证：法本、西门子、蒂森、斯柯达、赫希、美孚石油，上面的金额都是天文数字，大得骇人听闻。波兰和法国的庄园地契。保险单据。一张玛丽亚·德马尔斯基的照片，大概拍摄于五十年代。

        突然，站在窗边的耶格尔发出警告：“他们来了。你这个傻子！大白痴！”一辆没有车牌的灰色宝马轿车正在托特广场上向这边开来。速度很快。后面是一辆军用卡车。两辆车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楼下急刹车，把车道堵塞住了。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跳出轿车。卡车车厢尾栏板被踢开，几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党卫军士兵跳了下来。“快跑！快跑！”耶格尔冲马赫大喊大叫。他开始把夏莉和施蒂耶费尔往大门那边推。

        马赫用发抖的手指继续翻阅那摞纸。在最下面是一个蓝色信封，没有任何标记。里面有个有分量的东西。信封是开着的。他看见封口背面有铜版印刷的花体字：“Zaugg & Cie. Bankiers”。他把这信封塞进口袋。下面，公寓楼的大门被砸得砰砰响，警报器发出高音蜂鸣，在四层楼之上都可以听见。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在这儿。”“现在怎么办？”耶格尔问。施蒂耶费尔的脸都变灰了。那个女人被吓得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下室！”马赫冲他们喊道。“我知道出去的路！上电梯！快！”另外三个人都冲进走廊。马赫把文件塞回保险柜，关上门，拨乱号码盘，把镜子推回去。没有时间把门把手上的封蜡塞回去了。他们按住电梯，等着他。他飞身闪了进去，电梯门马上关上了。三楼，二楼……马赫祈祷着，希望电梯不会停在地面层。没有停。电梯门打开，外面是地下室光秃秃的水泥墙壁。楼梯间那边传出党卫队士兵沉重皮靴的声音。

        “这边！”被他拆下来的通风口金属遮板还放在墙边。施蒂耶费尔不需要告诉，就向通风管道爬去。他先把那个提箱丢进去，然后向上一蹿，但是没有抓到可以借力的东西。他两手撑着通风孔边缘，两腿在光滑的墙面上乱踢乱蹬，试图找到落足点。“帮帮我！”马赫和耶格尔托住他的双腿，把他推了进去。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一定发现了地下室的入口。一个人在大声发号施令。

        马赫对夏莉说：“你是下一个。”她表示反对，指着耶格尔说：“你一个人没法把他塞进去。”耶格尔攥起拳头，然后又放开了。她是对的。他太胖了。“我留下来，想法混过去。你们俩快出去。”“不。”现在形成了僵局。

        马赫掏出信封，递给夏莉。“你带着这个。我们俩可能被搜身。”“那你呢？”她一手提着高跟鞋，正准备蹬上椅子。“别轻举妄动，直到我和你联系。别跟任何人说。”他一把抓过她，抱住她的双腿，把她塞进了通风孔。她可真轻。党卫队士兵已经冲进了地下室。在走廊上。一扇扇门被踢开。马赫把金属遮板放回原处，然后把椅子踢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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