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斯利和威尔逊中校在跑道旁等了三小时，雷暴用狂风暴雨席卷机场。等大雨稍稍停歇，他们爬进直升机的机舱。这是一架古老的俄罗斯军用直升机，带有联合国的标记，机身漆成灰色，到处都是磕碰出的凹痕。飞行员是两个快活的乌克兰人，能用英语交谈。亨斯利和威尔逊面对面坐在条凳上，从胸口扣上安全带，戴上护耳。直升机随即起飞。

        飞行条件几乎立刻恶化。暴风雨看似暂时停歇，其实只是假象。大雨铺天盖地而来，挡住了整个视野，但飞行员坚持前进，直升机冲进雨幕。

        亨斯利的肩膀旁有一扇舷窗。她转身向外看，几乎只能看见雨水扫过舷窗，但偶尔也能瞥见森林覆盖的山脊从脚下掠过。

        此时此刻，她不知道汗医生究竟是死是活，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无法乘飞机离开，而无国界医生组织不肯给他注射ZMapp。然而那份药物也许能帮助其他人。

        她扣着安全带打起瞌睡。她睡了一会儿醒来，注意到中校醒着。“真不知道你怎么睡得着。”中校说，似乎有点不安。假如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面露不安之色，那么大概就真有事情值得感到不安了。“我们在近乎零能见度的条件下飞行。”威尔逊中校说。

        在这次疫情中，所有人都在近乎零能见度的条件下飞行。直升机之下的滂沱大雨中，埃博拉正在展开秘密行动。她在去取一份实验性药物的路上，希望能借此挽救一条人命。

        她知道她选择留在非洲并参加这次飞行任务会产生某些后果。她打算以后再慢慢处理。对她来说，真正的问题是等詹姆斯长大到能够理解她的行为时会如何看待她。假如她放弃任务，返回美国，詹姆斯以后迟早会发现。等他长大到了能够理解的时候，他会如何看待她的选择？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比埃博拉更加强大和危险的病毒，医务人员将不得不与它们打交道。“假如我们不肯帮忙，那在向子孙后代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亨斯利以后会这么说，“我们的孩子将会继承这些难题，而人们正在死去。父母的责任之一就是教导孩子如何负责。我们必须树立榜样，既是为了我们的下属和家人，也是为了非洲的无数患者。”

        亨斯利的直升机朝着一条灌木丛生的山谷下降，山谷周围是遍覆山林的山峦，利比里亚的福亚到了。直升机落地，她注意到联合国士兵都穿戴着防弹背心和hEPA呼吸面罩，怀抱突击步枪。她和威尔逊中校爬下直升机，得知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丛林飞行员于一小时前降落，已经带着药离开了。

        他们重新扣上安全带，直升机带着他们返回蒙罗维亚。他们降落时，药物已经送到了ELA医院的兰斯·普莱勒手上。亨斯利和威尔逊在蒙罗维亚市区找了家咖啡馆坐下，喝咖啡，吃三明治。她打算吃完东西就去ELA医院。现在是下午1点15分。

        亨斯利和威尔逊坐在蒙罗维亚的咖啡馆里，与此同时，迈克尔·波凯来到凯拉洪的无国界医生营地，查看胡玛尔·汗的状况。他穿过塑料围栏组成的曲折通道，来到与红色区域相连的探视区。他站在离红色区域围栏6英尺的地方，面对汗的帐篷，大喊，“汗医生！”

        毫无反应。他继续喊汗的名字，等着汗出来，以前每次迈克尔一喊他，他就会走出来。几分钟过去了，迈克尔越来越担忧。肯定出事了。“我决定自己进去，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后来说。他站在探视区里，掏出手机打给营地的一名医生，询问他能不能在无国界医生成员的陪同下进入红色区域，由他们两人查看汗的情况。对方说这是不可能的。

        迈克尔开始发怒。他有塞拉利昂卫生部长米亚塔·卡格波的电话号码，他打给卫生部长，把情况说给她听。卫生部长打给凯拉洪营地的管理者安雅·沃尔茨，请后者允许迈克尔进入红色区域，让他评估汗的情况。

        安雅·沃尔茨结束与卫生部长的通话，打给迈克尔。根据迈克尔的叙述，她说：“你要干什么？”

        他很生气。“我要你允许我穿戴防护服进去看看汗医生。今天我没有在探视区见到他。”

        “根据规程，我们不允许外人进去。”

        “我是凯内马拉沙热项目组的成员。我有着丰富的防护服工作经验。”他对沃尔茨说，他要带着静脉滴注林格氏液的套件进入红色区域，没有人能拦住他。

        沃尔茨让步了。

        迈克尔走进营地的更衣区，工作人员把棉布外科手术服、防渗透套装和个人防护装备的其他组件发给他。他们把外科手术服递给他的时候，他注意到布料很旧，衣服看上去脏兮兮的。他很生气。“不，我不穿这个。我是感染预防和控制的专家，我不知道这身手术服是从哪儿来的。我有我自己的手术服和橡胶靴。”他去车上拿来装备，回到更衣区。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向他讲解无国界医生的着装流程。然后他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进入红色区域，走向汗所在的帐篷。

        就在迈克尔进入红色区域的时候，大使馆的一辆车将丽莎·亨斯利送到了撒玛利亚救援会驻ELA医院的办公室。她爬上空心砖楼梯，发现兰斯·普莱勒坐在办公桌前，盯着地上一个坑坑洼洼、脏兮兮、用胶带缠紧的泡沫塑料方盒。他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我该拿这东西怎么办？”他说。他似乎不想碰这个保温盒。

        “要我替你打开吗？”亨斯利说。

        “好，那就太谢谢你了。”

        她剥掉胶带，掀开盖子。冰雾像触手似的爬了出来。盒子里垫着干冰，正中间是三个塑料小瓶。小瓶的盖子可拧开，用滴蜡封好。这是ZMapp的2号备品。

        普莱勒盯着它们。“我该拿这东西怎么办？”

        “咱们打给拉里·泽特林。”亨斯利说。她把电话打到他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当地是星期二上午7点钟。他正在帮五岁的孩子穿衣服，妻子在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亨斯利把手机递给普莱勒。

        “我该拿这份药物怎么办？”普莱勒问泽特林。

        拉里·泽特林不能告诉他该怎么办。他和丽莎·亨斯利都参与过药物研发，法律禁止他们向其他人建议是否将药物用在患者身上。

        亨斯利在普莱勒脸上看见了他内心的争斗。

        兰斯·普莱勒是南希·莱特博尔和肯特·布兰特利的主治医师。药物只有一个疗程，但有两名患者需要它。两人都处于死亡边缘。普莱勒必须在两名患者之间做出选择——把药物给其中一人，看着另一人死去。这种药物尚未取得许可，没做过人体试验，甚至从未进入过人类的身体。它有可能在几分钟内杀死一个人，尤其是这个人已经重病濒死。最优选择也许是将两名患者交给上帝，把药物留在保温箱里不给任何人使用。

        “这里不存在正确的选择或错误的选择。”亨斯利尽量安慰他。她强调说她不能引导他做出决定。然而，假如他决定把药给某个人使用，她说，他应该遵循药物的三位主要发明者——加里·科本杰、吉恩·奥林杰和拉里·泽特林——定下的规程。根据这套规程，三剂药物必须给同一个人使用。他不能把一个疗程的药分给两个人使用，不能想办法分摊药物。一份药物无法救治两个人，假如他分给两个人使用，两个人都会死去。

        还有一点，她说，药物应该用在两名患者中病情较轻的那个人身上。假如把ZMapp用在病情较重的那个人身上，即便药物展现出积极疗效，患者依然有可能死去，这样药物就会被白白浪费。换句话说，兰斯·普莱勒应该施行检伤分类法。

        这个决定沉重得让普莱勒无法动弹。“要是我们不使用这份药物，该怎么处理它？”他问。

        “我会还给拉里·泽特林。”她重新盖上保温盒的盖子并压紧，防止里面的干冰融化。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她留下普莱勒单独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地板上的泡沫塑料盒子。

        迈克尔·波凯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人员走进安置汗和凯内马医院其他人员的帐篷。他们发现汗躺在简易床上。呕吐物和粪便把他周围弄得一片狼藉。他的衣物被污物浸透，身体底下的垫子有段时间没换过了。迈克尔戴着护目镜和呼吸面罩，具有生物危害性的脏东西包围了他。“汗医生，”他隔着呼吸面罩说，“是我，迈克尔。”

        汗似乎没有认出他来。

        “是我，迈克尔。”他喊道。

        汗抬起头，望着他。

        迈克尔扶他坐起来，脱掉他身上的所有衣服，用一次性垫子擦干净他的身体，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在身体底下铺上干净的垫子。迈克尔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汗第一次开口了，说他要喝软饮料。迈克尔扶着他喝了几口。“我想休息一下。”汗说。

        迈克尔扶着汗坐好，躺下。他决定出去找汗的管家彼得·卡伊玛，后者曾经陪伴着汗。他穿过消毒区，接受漂白水的喷淋，工作人员帮他脱掉防护装备。他在营地门外找到了彼得·卡伊玛，与之交谈片刻，然后回到探视区，打算对着汗的帐篷喊话，询问汗的情况。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伊拉，姆巴卢·方尼的弟弟，躺在汗身旁的简易床上。伊拉一直在照护汗，但后来虚弱得无法起床帮助汗清洁身体。此刻他终于从床上起来了。他觉得汗也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他扶着汗坐起来，然后把汗的双脚从床上抬起来，放在帐篷铺着塑料布的地上。伊拉用双臂搂住汗，把汗从简易床上拽起来。伊拉像抱婴儿似的把汗抱在怀里，缓缓地走出帐篷。医学无法解释一个埃博拉所致疾病已至晚期的男人如何能抱起另一个人行走。

        伊拉抱着汗，脚步踉跄，一步一步地走到探视区，然后把汗放在围栏前地上的软塑料垫上。伊拉瘫坐在汗身旁的一把椅子里。过了一会儿，伊拉又聚集起足够的力气爬起来，回到帐篷里在简易床上躺下。

        没过多久，迈克尔来到探视区，发现汗躺在围栏旁的垫子上。汗在竭力呼吸。“汗医生？”

        汗没有回答。

        “汗医生！”

        汗转过头来。“迈克尔……”他似乎把这三个字吞进了喉咙，然后就无法发出更多的声音了，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汗医生死了！”波凯喊道。

        就在迈克尔大喊“汗医生死了”的那一刻，汗在费城的哥哥萨希德正在和彼得·卡伊玛打电话，后者就站在营地的大门外。萨希德听见电话的背景里响起一连串哭叫声。“发生什么了？”他问卡伊玛。

        “医生离开了我们。”卡伊玛答道，开始哭泣。

        这时，萨希德·汗意识到他刚刚在电话里听见了弟弟过世那个瞬间的情形。

        穆罕默德·伊拉躺在帐篷里的简易床上，他刚刚把汗抱到了室外，此刻他感觉到一阵悔恨。他留下汗医生孤零零地死去。他没有意识到汗已经濒死，否则肯定会留在他身边。在这个时刻，伊拉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从简易床上爬起来，最后再看一眼汗，但他发现他已经完全无法动弹了。

        几分钟后，帕尔迪斯·萨贝提得知汗已经去世，她哭得难以自制。很久以后，她回想汗的牺牲。“在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时候，我们经常目睹死亡，我们会思考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都会尝试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我们存在的原因。汗的去世让我觉得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让他这样的勇士不会白白死去。”

        随着下午逐渐过去，姨妈的弟弟伊拉躺在简易床上无法动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凯拉洪营地的患者无法得到静脉滴注补液，这一点让他非常生气。他认为他刚刚在汗的死亡中见证了这条政策的结果。身体需要液体来补充失去的液体。身体里缺少液体，这个人注定会死去。帐篷里还活着的凯内马医务人员包括他、实验室技师穆罕默德·福拉和护士爱丽丝·科沃马。

        伊拉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的手机还有电。他打给凯内马的森比瑞·贾洛，请她派救护车来无国界医生的营地，接所有还活着的凯内马医务人员返回凯内马医院。“我死也要回凯内马去死。”他对她说。

        夜晚正在接近，她保证救护车明天黎明就出发，接他和凯内马医院的其他人回家。她已经派出一辆救护车去接汗的遗体。那天傍晚，实验室技师福拉在简易床上死去，帐篷里只剩下两名凯内马的医务人员还活着：穆罕默德·伊拉和爱丽丝·科沃马。

        营地工作人员将汗的尸体放在担架上，抬着担架来到停尸帐篷。日落后不久，工作人员将汗的尸体装在裹尸袋里交给迈克尔·波凯。迈克尔和其他工作人员全都穿戴着个人防护装备，将尸体装进救护车的车厢，然后迈克尔和一名司机出发返回凯内马。

        司机在崎岖的道路上开得很快。迈克尔在乘客座上颠簸，眼睛望着车窗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乌云遮挡了天空，乡野之中毫无光亮，因为塞拉利昂的这个区域尚未通电。他心想，指挥我们所有人的医生已经死于埃博拉，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坎布依山悄然浮现，轮廓在天空的映衬下依稀可辨，城市的稀疏灯光逐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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