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兰斯·普莱勒医生躺在床上，望着白色泡沫塑料保温箱。保温箱放在床边的地板上，犹如一个幽魂般的谜团。保温箱里的药物有可能杀死肯特或南希，也有可能救活两人之中的一个，还有可能毫无用处。

        天亮了，普莱勒睁开眼睛。保温箱仍在原处。自从他把保温箱放在床边，就丧失了勇气去搬动甚至触碰它。他起床，走进厨房。

        他和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一起居住在这幢屋子里。他为大家煮咖啡，然后端着一杯回到床上。他喝着咖啡，拿起《圣经》，阅读《诗篇》和祈祷。特克米拉制药寄送的tKM-Ebola在运输途中丢失，没能抵达蒙罗维亚。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ZMapp了，但手头的药物只够一个人使用。

        肯特·布兰特利是他的好朋友。假如他把药给肯特，他因此而死，那么他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当然，药也可能拯救肯特的生命。然而，假如他把药给肯特，就不能把药给南希·莱特博尔了，那样她就几乎肯定必死无疑。南希和肯特有资格得到同等的爱和公平。然而南希的病情比肯特重，已经濒临死亡。普莱勒知道规程：他该把药给肯特，肯特的病情比南希轻，他应该坐视南希死去。

        他无法忘记他发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将首先不伤害任何人。”他能够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对至少一个人（可能两个人）造成致命伤害。假如每个选择都有可能造成致命伤害，那么他该如何抉择呢？他祈求上帝为他指路，希望得到他该如何决定的启示。他能感觉到上帝陪伴着他，但上帝似乎每次只愿指引他迈出一步。

        丽莎·亨斯利无法建议他该怎么做。她参与过药物研发。另一方面，她也不是医生，而他才是医生。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再找她谈一谈，不是打电话，而是面谈。他发短信给她，请她来一趟医院。

        中午刚过不久，大使馆的车辆把亨斯利送到医院。她爬上空心砖楼梯，发现普莱勒单独待在办公室里，坐在写字台上。

        亨斯利坐进普莱勒对面的椅子。

        他在遭受煎熬。“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只想救我的朋友。我该怎么做？”

        “我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

        “丽莎，假如换了你，你会使用抗体药物吗？”

        她不得不在回答前停下思考。假如她说她愿意给自己使用ZMapp，这算不算在推荐他向患者使用这种药物？你可不能跨过那条明确的界限，医学伦理的红线，她对自己说。她停顿良久，最后说：“假如是我，我会使用的。”话说出口，她不禁怀疑她是不是答得太快了。

        “丽莎，我绝对不想怀疑你是否诚实，但我就跟你直话直说了。我知道你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我知道你想帮忙，但你参与这种药物的研发已经好几年了，把它用在人身上牵涉到你的个人利害。”我刚认识这个女人不久，他心想。她能把科研热情放在第二位，只做正确的事情吗？“我求你了！”普莱勒脱口而出，“假如对方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你会给他用药吗？”

        两人隔着写字台对视。她没有回答。

        他继续盯着她，在她脸上寻找或许能揭示情绪或思想的线索。他看见她转开视线，似乎盯着不在这个房间里的什么东西。某些私密和令人痛苦的东西，他心想。有一瞬间，他琢磨她有没有孩子。随后他想起她提到过她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他对那个男孩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拷问心灵的时刻。这个时刻拖了很久，但亨斯利一直没有回答。妈妈，要是我得了埃博拉会怎么样？在一个患有血友病的孩子身上使用这种药物，结果无法预测，可能非常危险。

        最后，她终于打破沉默。“会，我会给我的孩子用药。”

        她长时间沉默后的简短回答使得他相信她在说实话。不仅如此，他还在她身上觉察到了更深邃的情绪，那是他无法看穿也不能理解的。她的心灵承受着某种重负，他心想。

        普莱勒在内心搜寻，却依然找不到通向抉择的道路。他说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亨斯利建议他们和药物的三位主要发明者开个电话会议。但吉恩·奥林杰、拉里·泽特林和加里·科本杰都没接电话。于是她对普莱勒说：“咱们打给我父亲吧。”她解释说她父亲是一名科学家，曾经在人类对象身上做过抗体药物的临床试验。

        迈克·亨斯利立刻接了电话。她把手机调成免提，放在普莱勒的写字台上，两人凑近手机，脑袋几乎贴在一起。

        “爸爸，假如我感染了埃博拉，你会给我用ZMapp吗？”

        迈克·亨斯利立刻答道：“会，丽莎，我会给你用的。”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拉里·泽特林的电话打了过来。

        普莱勒问泽特林：“你会给自己用ZMapp吗？”

        泽特林不得不思考片刻，然后才回答：“我先声明一下，推荐使用ZMapp对我来说会造成伦理问题，但我的回答是我会用在自己身上。”

        亨斯利说：“拉里，我想问的重点是，你会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吗？”

        普莱勒趴在亨斯利的手机上，等待泽特林回答。

        确实是个好问题，泽特林心想。他想到他的五岁女儿和刚出生的孩子。这时他觉得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非洲更是远在万里之外。他深吸一口气。“会，我会用在我的孩子身上。”

        挂断电话，普莱勒决定去探视肯特·布兰特利，查看他的病情，和他一起祈祷。他开着皮卡来到肯特的住处，站在窗口向房间里看。一位名叫琳达·莫布拉的医生穿戴着个人防护装备，正在照护他。

        肯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有意识，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折磨。他的眼球呈鲜红色，心跳极快，呼吸浅而急促。红疹已经从头顶到脚趾覆盖身体。他接受过三次输血，补充大出血时失去的血液，尿布浸透了污物和血液。肯特认为用不了多久，他的力量就无法支撑他继续呼吸了。假如无法自主呼吸，他无疑会死去，因为医院里没有氧气供应和呼吸辅助设备。

        兰斯和肯特一起念诵经文，然后交谈片刻。急救飞机将在两天后抵达。假如一个人正在被埃博拉夺去生命，那么两天就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肯特认为他也许还能继续呼吸大约四十八小时，长得足以登上飞机。等上了飞机，他就会立刻戴上呼吸面罩，通过人工手段维持生命。那些设备应该能在飞行途中维持他的生命，假如他能活着抵达亚特兰大的医院，就可以接受最先进的医疗救治了。然而南希不一样，她很可能无法活到登机的那一刻了。“把药给南希。”肯特说。

        兰斯离开时没有告诉肯特他打算怎么做。

        第二天清晨，天刚破晓，兰斯·普莱勒坐在床上喝咖啡，望着那个泡沫塑料保温盒。大西洋的浪花拍打着窗外的沙滩。自从他把保温盒放在床边以后，就一直无法提起勇气去碰它。他从背包里取出《圣经》打开。纸张发软，一撕就破，被他的手汗泡得颜色发暗，用钢笔和铅笔写满了笔记。他翻到《以斯帖记》。

        故事的主角，年轻的犹太王后以斯帖嫁给了波斯国王。她的叔父末底改发现了旨在杀死波斯所有犹太人的宫廷阴谋。末底改敦促以斯帖向国王告发阴谋，拯救波斯犹太人的生命。他对以斯帖说：“谁知你之所以被召入王国，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呢！”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提醒国王，因此救了犹太人。

        在兰斯·普莱勒看来，他被召入医学的王国，也许正是为了挽救此刻的危机。然而他和以斯帖不同，他的选择无法拯救所有人。但他将不得不做出决定，任何做法的前提都是一个决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都不做，根本不使用药物，让上帝决定他们的生死。但他认为他和以斯帖一样，上帝似乎把选择的责任交给了他。肯特敦促他把药给南希。但假如他，兰斯·普莱勒，违反检伤分类的法则，把药用在南希身上，她依然有可能死去，而同时他放弃了救治肯特。他合上《圣经》。

        他思考他能不能把药物分给两名患者使用。这个做法的风险极高。假如他给南希和肯特各一剂药，那么两名患者都必须以最快速度运往亚特兰大，不能延误，不能耽搁。另外，亚特兰大必须有更多的ZMapp等着他们。只要一个环节出错，两人都有可能死去。

        拐个弯就是南希·莱特博尔的住处。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普莱勒站在莱特博尔的窗外看着她。她的埃博拉病情已经到了末期，皮肤内出血，肠道大出血。她比肯特年纪大得多，身体不如肯特健壮，她显然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普莱勒在窗外看着她的时候，他对她的同情吹散了检伤分类的法则。假如他袖手旁观，她就必定会死。他最终决定把药给她用。他做出了决定。

        临近中午，普莱勒把保温箱留在南希的门廊上，附有他写给南希的主治医师黛博拉·艾森赫特的指示：她要解冻三瓶中的一瓶，用生理盐水溶解药物，通过静脉注射给南希。泡沫塑料保温盒在门廊上放了几个小时，没人去打开它，医务人员忙着为南希·莱特博尔成为1号实验体做准备。

        就在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务人员准备向南希·莱特博尔注射ZMapp的时候，胡玛尔·汗的葬礼开始在凯内马政府医院举行。500名民众组成的人群聚集在儿科病房前，一具白色棺材放置在遗体告别处。就在同一个地方，人群曾经聚在一起，拿着蜡烛唱歌，希望能够扭转瓦哈布声称一位重要医生将会死去的预言。

        仪式结束后，几位身穿生物危害防护服的抬棺者将灵柩抬到一片石头地上，此处在新拉沙热病房未完工的建筑物前方，离汗的吸烟点不远。掘墓人已经开始挖坑，但他们进展很慢。凯内马的岩石已有三十亿年历史，它们抗拒改变。几小时过去了，掘墓人依然在砍削地面的石块。人群最终散去，只剩下了掘墓人和灵柩，他们依然在挖地。阵雨来来去去。

        兰斯·普莱勒将保温箱放在南希·莱特博尔的门廊上后不久，撒玛利亚救援会向全球发出媒体通稿，宣布他们在一位感染埃博拉的美国人身上使用了实验性的抗体药物。通稿称药物由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研究院的一名科学家丽莎·亨斯利提供。

        几分钟后，跟进撒玛利亚救援会的通稿，在网站上刊出一篇报道。接下来的一小时内，电子邮件涌入亨斯利的信箱，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纷纷来信询问。他们既吃惊又生气，像开炮似的向她提问。丽莎，你刚刚做了什么？……你向一名美国患者提供了试验性抗体药物？……抗体药物来自NIh？……你疯了吗？……谁授权你向患者提供未经测试的抗体药物了？

        亨斯利身穿密封防护服待在实验室里，没看见这些电子邮件。事实上，药物尚未进入南希·莱特博尔的身体。CDC的主任汤姆·弗莱登博士见到新闻报道，打电话给NIAID的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NIAID是NIh的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是德特里克堡的综合研究设施的上级单位。弗莱登非常恼火，问福奇NIh的这个研究员和NIh的这种药物到底在非洲搞什么名堂。安东尼·福奇被问得大吃一惊。他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假如NIh要提供一种未取得许可、没做过人体试验的试验性药物，而患者通过NIh的一名雇员得到这种药物，在这名患者身上使用这种药物的所有决定都必须由NIh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做出，同时还要经过食品与药物监督局的监督和核准。丽莎·亨斯利似乎违反了所有规定。NIh的领导层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是一名底层科研人员，在机构内仅仅工作了几个月。NIh的领导层开始打听：这个丽莎·亨斯利到底是谁，她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无论她是谁，她似乎都在自行其是。

        彼得·耶林的直属上司，一位名叫克里夫·莱恩的NIh管理者，他找到耶林，询问具体细节。耶林不得不告诉莱恩说亨斯利乘直升机去取那种抗体药物，她本人有可能也感染了埃博拉。耶林为没有向高层管理人员通知此事而道歉。忽然之间，耶林似乎也陷入了麻烦。

        耶林得到指示，命令亨斯利立刻返回美国接受调查，结果很可能是被解雇。调查将以最快速度开始，甚至在她返回美国之前。仅仅两个小时，熊熊烈火就吞没了亨斯利的职业生涯。

        7月31日，星期四，下午1点至6点50分

        黛博拉·艾森赫特医生把第一剂药物——一小瓶冷冻的ZMapp——塞进南希·莱特博尔手臂旁的床褥，让它在那里解冻。

        就在小瓶逐渐解冻的时候，彼得·耶林打电话给丽莎·亨斯利，命令她回国。NIh已经开始调查，要求读取她在非洲执行任务之前和期间送出与收到的所有电子通讯——每一条手机短信、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通电话的记录。调查人员要求知道她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这种药物、她如何处理它、她采取这些行动的授权来自何方。

        兰斯·普莱勒对丽莎·亨斯利被召回美国和她的行为正在接受调查一无所知：她决定不告诉兰斯。当天晚些时候，兰斯·普莱勒做出将药物给南希使用的决定后，他驾驶着皮卡车来到肯特的住处，查看肯特的情况。他在日落前几分钟来到那幢屋子。大雨暂时停歇，太阳在火烧云之中落向大西洋。接着夕阳的光辉，他从窗外望向肯特·布兰特利，所见到的景象让他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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