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撰作实验小说，还借助意识流的叙述语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二天的事》和。前者写的是一个“单相思”青年，心荡神摇地按址造访前一晚在舞会上邂逅的一位玩世少女，结果发现那原来是一年前旧地址的故事。小说把作者旁述（用第三人称）和主角自述（用第一人称）相间结合，情节往往由作者先做横的推进，而后由主角做纵的深入。由于旁述和自述都适当运用意识流（自由联想和内心活动）的叙述语言，而且客观与主观又常相印证，整个故事格外畅顺、生动，特有一股不寻常的引力。后者是相当别致的杰作。说它别致，主要因为作品由男女主人公淳于白和亚杏交替平行的内心和外在活动组成（在叙述这些活动时，意识流的叙述语言大派用场）。淳于白是老年人，耽于回忆，“将回忆当作燃料”，“生命力依靠回忆来推动”“他只能在回忆中寻求失去的欢乐。但是回忆中的欢乐，犹如一帧褪色的旧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实感。”“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亚杏是妙龄少女，热衷梦想，“每次想到自己的将来，总被一些古怪的念头追逐着，睁大眼睛做梦。”作者安排这样两个心向相悖的人出门，在几乎相同的历程里，同时铺开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商业社会光怪陆离的百相和被扭曲了的人欲就这样一一展现。随着两人活动的延续，作者顺理成章地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如果相处一起会怎样？于是，我们看到淳于白和亚杏的二次聚合，一次在戏院里，一次在梦境中。前者是实景，后者是虚景，但事过境迁，结果总是无法契合，隐隐中似乎告诉我们：岁月无情，过去了的，永远难再；出身和成长背景迥异的人，即使相处也不能融合。揭露现实之外，还有这一层内涵，这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邃。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以为正在这里。作为短篇，最初在《四季》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时，作者写了这样的《前记》：“‘对倒’是邮学上的名词，译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一正一倒之双连邮票。一九七二年，伦敦吉本斯公司举行华邮拍卖，我写信去竞拍，拍得‘慈寿九分银对倒旧票’双连，一再把玩，产生了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这篇小说曾在《星晚》发表，全文十万字，太长，不够紧凑，遂改写为短篇，刊于《四季》。”这段文字透露了许多事实，其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它告诉我们：刘先生为小说艺术的创新，是怎样苦心孤诣地在劳动着的。走笔及此，笔者突生这样的念头：什么时候将两篇做个比较研究，一定会看到作者创造时的许多智慧和辛劳的。对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历史是公正的，改写后的后来被认为是一篇难得的杰作，由日本人本桥春光收入其日译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与和《差半车麦秸》等名篇并列，就是证明。

        （原载《文艺杂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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