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巴，对于文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宋人笔记，有关东坡先生嘴巴的几则轶事，颇有启发。费衮《梁溪漫志》：“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袁文《梼杌闲评》：“苏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

        何薳《春渚纪闻》：“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在郡之城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俞文豹《吹剑录》：“齐王躅言：‘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东坡云：‘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文豹谓三者固处约之道，然必老成之人，始能造此。嗜欲少则能晚食，筋力衰则能安步，血气定则能无罪。”

        一个文人要不懂得口福，大概写不出好文章；一个作家没有一份好胃口，估计难以产生杰作，嘴巴的功能全体现在这里了。苏东坡所以成其为苏东坡，和他一生追求口腹享受不无关联的。在一部文学史上，凡大家巨匠，都是美食主义者，或曾经是美食主义者，或赞成鼓吹美食主义者。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穷得只能喝粥就咸菜，并不妨碍他在里写出那么多精致刁钻的吃食来。果戈理在里对俄罗斯人那连王水也奈何不得的肠胃，是如何的赞叹不已啊！

        就东坡先生而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未必背得出他的诗词，但没有领教过，或者索性不知道“东坡肉”和“东坡肘子”者，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洋洋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个作家诗人的名字冠之为名的珍馐，这光荣只有苏东坡享有，实在是使得一向上不得台盘的文人扬眉吐气的。有宫保肉，有叫花鸡，有谭家菜，有李连贵大饼，要不是苏东坡给文人争光，吃文化这个领域里，作家诗人就要剃光头了。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初到西湖的游客，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有一年我到峨眉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1080年苏东坡谪居的湖北黄冈，因为他到了这个偏僻地区，发现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的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堤修好时，适逢年节，群众给他送来了猪肉和酒。东坡先生倒很有一点群众观点，批了个条子，说将“酒肉一起送”给那些在湖里劳作的民工。结果，做饭的师傅错看成“酒肉一起烧”，把两样东西一块下锅煮起来，想不到香飘西湖，令人馋涎欲滴。这就是色浓味香、酥糯可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东坡肉的来历。于是，慢火，少水，多酒，便成了制作这道菜的要诀。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杀头的人，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出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相一致的。

        如今我们时常听到拒绝投降的说辞，或一些人被封作拒绝投降的楷模、表率，让我们顶礼膜拜。细细想去，他们活得并不比谁不自在，甚至堂吉诃德以为是恶魔的风车也没见，何从拒绝，何从投降，倒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泛酸感。其实，苏东坡倒是在小人的包围之中，他可以说是终其一生，在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正直文人经常碰上的厄运。然而，可庆幸的是，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一张能吃能喝的好嘴巴，和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章第十一。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切切，希望你厌食，希望你寻死上吊，而你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那样，“吃嘛嘛香”，那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点，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向神宗表示自己的态度，绝不陪这班小人玩无聊的官场戏：“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压根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率意而行，任情而为，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要收拾作家诗人时，还不足以找到说词杀头掉脑袋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的了。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无论文章，无论嘴巴（包括吃下去和讲出来），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支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由此看来，他在吃喝的要求上，是可以自奉甚俭的。

        同在这部宋人笔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他大事渲染吃喝的豪情，那不言而喻的伏枥之志，跃然纸上。“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如此追求极致的美食，落笔却在他的文章之上，吃喝的目的性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善良的人可能穷困，可能坎坷，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可他心里是坦荡的，觉也睡得踏实，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而与之相反，用卑劣的手段，用污秽的伎俩，用出卖灵魂的办法，或获得了金钱，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称心如意的。为了保住他的钱、他的权，日思夜想，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也一身冷汗。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快乐和痛苦，有时也只能相对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尽心机捞到一切的胜者，其实，很累，很紧张，要不停地瞪大眼睛，窥视着四面八方，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得打叠起百倍精神，或赔笑，或应付，或过招，或韬晦，像这种全天候的活法，是无法称之为潇洒的。更有甚者，那些殚思竭虑捞不到一切的败者，就拉倒罢！不，而是更痛苦，面如丧门之神，情似斗败之鸡，恨得牙痒，气得上火，见别人有，眼馋心痒，急不可耐；见自己无，怨天尤人，愤不欲生，也是活得十分沉重。

        虽然，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而且，几乎天天有饭局；忙者，从琳琅满目的早茶开始，直到夜半的酒吧小啜，可谓吃个不停。然而，他们这两类人，心有外骛，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

        这一点，真得向东坡先生学习。苏东坡被陷害，抓到开封坐牢，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不大相信御史们构陷他的罪实，曾派两个小黄门半夜三更到大狱里，观察他的动静。回宫后向神宗汇报，说苏东坡鼾声如雷，睡得十分香甜。于是这位皇帝做出结论，看来学士心底坦然，这才睡得如此踏实。所以，那班小人要定他一个死罪时，神宗没有画圈，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贬往黄州。

        从苏东坡身上，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作为一个作家，第一，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狗肚鸡肠，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是成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任人俯仰，随波逐流，墙头衰草，风中转蓬，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生，则丰富多彩。

        他就这样一步步达到文学的高峰。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如果他没有好的心胸，好的精神，特别是好的胃口和好的消化能力，能达到这样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其所当行，常止于其不可不止”，“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文学高度吗？

        他写过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连这种剧毒的河豚，苏东坡也敢一试。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值那一死！’”正是这种美食主义，广泛吸取人世精华，才使得他文章汪洋恣肆，得以千古流传。一个像林黛玉只能夹得一筷子螃蟹肉吃的作家，这怕那怕，我看未必能有写出大作品的气力。

        1094年，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惠州，当时的岭南可不是今天的珠三角，但他受到小人们的政治迫害，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愿常作岭南人”的反调，毫无屈服之意，还是从口腹享受上大作文章。1097年，苏东坡第三次流放，被送到当时被看作蛮荒之地的海南岛，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不过，苦中有乐，他发现儋州滨海，蚝，也就是牡蛎极多。他跟他的儿子苏过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到北方去。他们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没准他们都要学我这样，要求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我这份佳品呢。

        从这番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嘴巴，从来是和他的反抗心理相关的。一饮一啄，区区小事，却反映了他在坎坷境遇中，寻求生存下去的力量和不屈的意志；正是这样，他才能够获得浪迹天涯中的灵魂自由，一个充满自信的强者，无论落到什么境遇，只要精神不败，小人又其奈他何。

        吃得香，睡得着，写得出，而且写得好，斯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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