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是说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喻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唯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的。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他是“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晋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于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没有为官禀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一打小妞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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