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一段日子里，“表弟”没再来过，“表妹”索瑶也没再来过。渐渐的，我将他们都忘掉了。偶尔想起，也不过就是偶尔想起罢了，并且，随后便又都忘了。原来这世界，能被我们真正挂记在心的人，除了自己至爱的人和至亲的人，实在不太多。原来有些人，一旦闯入我们的生活，也便随他们闯入。一旦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失甚至消失，我们竟不觉得真的缺少了什么。何况，“表弟”“表妹”，原本不过是戏言，是一种八竿子也搭不上的莫须有的关系。所以，我有时想起他们，倒是觉着忘也忘得心安理得，无疚无愧。

        母亲当然常常念叨他们，说又很久没吃饺子了。我说您不怕麻烦您就包吧！母亲必会说，家里连个客人都不来，包也包得没意思，吃也吃得没意思。我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不全是客人吗？母亲说，每天来找你的那些人，那也能算得上是客人吗？他们来找你，不过就为一件事儿，讨稿子。你接待他们，不过就为发表。你们那纯粹是“工作关系”。倒好像只有“表弟”和“表妹”，才名正言顺地算是客人。我认为是母亲不甘寥落和寂寞，往往一笑置之。

        忽然有一天，久违的“表妹”来了。那时已是冬天了，我记得那一天特别冷。我记得她是晚上八点多骑自行车来的，也没围条围巾，脸颊、鼻尖冻得通红，一进屋就往暖气前凑。母亲当然对她热得没比，拉着她双手，就想和她一块儿坐在沙发上，摆开阵势长谈久叙。她很抱歉地说她没时间坐了。她说她没戴手套，手指尖儿都冻麻了，得在暖气上焐焐。她说学校还差十几天才能放寒假，不过她父亲病了，她被允许提前十几天探家，她说已经买好了明天的车票，和姐姐一起走。她说她主要是不放心“表弟”，似乎总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假期里，若没有她在他身边，他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问她，他们之间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摇头。她说，当然也许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不过是自己对他太过虑了。她说，她走后，就把“表弟”托付给我这位“表兄”了。希望他不来，我也能到学校去看他一两次。她说要不托付这件事儿，她真的是有些放心不下……

        毕竟，我属性情中人，我受了挺大的感动。我连连保证：“一定的！一定的！……”

        母亲干脆是在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姑娘呀，你放心，你放心，学校一放假，我就让你表哥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她就一下子拥抱住母亲，和母亲贴了贴脸，还吻了母亲一下，说：“大娘你真好！我要给你捎回来一个药枕头。我们那儿也生产药枕头……”

        她连坐也没坐，始终站在暖气前，和我和母亲加在一起说了十五六分钟的话，就走了。母亲这儿那儿要给她寻找出双手套戴，她没等。她说，她还没收拾东西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追出门想陪送她一段路，却又没带下自己的自行车钥匙（不是故意的）。眼见她骑上自行车，逆着北风，消失在冬天的黑夜里……

        几天后，在母亲的提醒之下，我正打算出门到大学里去看看“表弟”，他却“光临”了。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穿的那身单薄的衣服。严格讲，从上到下，那都不能算御寒的冬装。

        我说：“我正想到你们学校去看看你呢！”

        他说：“我也挺想大娘的，来看看老人家。”

        偏偏母亲不在家，买东西去了。

        我又说：“你很久没来了。”

        他说：“很久没来了。”

        “外边冷吧？”

        “冷。”

        “都考完了？”

        “嗯。”

        “考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不过全及格了。”

        我自感交谈颇为涩滞。我告诫自己须臾不要忘了“表妹”的叮咛，有意识地避免可能会使他猜测什么的话题。而他，分明的，经久突至，内心里不无猜测。因为他似乎打趣儿地问：“我没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吧？”我听出那不是打趣儿的话。我看出他不是打趣儿的样子。我觉得他问得并不轻松。我猜想他一路来时，肯定也这么问过他自己好几遍。我有点儿做作地笑了。我说：“你干吗这么认为？”他也笑了，笑得极不自然，有心事。“这段日子里，她再没单独来过？”“索瑶？……没来过。”“一次也没来过？”“噢，她走前的晚上来过一次，只待了十几分钟。”

        “干什么来了？”

        “临回家前告别一下。”

        “她……聊了些什么？”

        “没聊什么。才待十几分钟，能聊什么？”

        “这人……也不邀上我一块儿来！”

        我有些替索瑶不平地说：“你什么时候能对她好点儿？”

        他愕异地看着我，惊讶于我的话所流露出的立场倾向。

        我急忙弥补地又说：“男人嘛，应当对关心自己的姑娘们好点儿。”

        他缄口不言了。

        我起身打开壁橱，取出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放在床上。他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局促起来，竟至于面红耳赤了，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接受……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还不行吗？但是我不要……我坚决不要啊！”我理解他的话——诚心诚意接受我对他的批评，但坚决不要我想送给他的大衣。我说：“我也没想送给你，借你穿。这是我在兵团时发的，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不至于觉着穿了有损你的形象吧？”他极窘一笑：“行。是借我穿，我就穿。”我试探地问：“没事儿的话，今天干脆就住这儿怎么样？”他说：“有点儿事儿。”我不禁“噢”了一声，暗想肯定非比寻常的一件事儿了。“我……我手臂上长了一个……肿物……”“肿物？……”他捋起了袖子。在他的左前臂，肘弯以下一寸处，静脉旁，明显地，凸起了一个蚕豆大小的瘤子。我轻轻按了按，问：“疼吗？”他摇摇头。“发现多久了？”“一个星期。刚发现的时候，才黄豆那么大。”对这方面，我有一些常识。因为阅读各类医书，也是较主要的消遣的一种。“我在你书架上，看见过一本关于癌的书。我想，我想借回去翻翻。不知道你那本书还在不在？”

        我又按了按那肿物，与皮肤并不粘连，根部更大些。而且，隐埋得挺深。我轻轻推了推，推不动，显然较固定。我想象，那定是蜗牛状的一个瘤，凸起的是“蜗牛”的壳部，寄生在纤维组织或静脉壁上的，是“蜗牛”的“躯体”部分。

        那绝非粉瘤。

        亦非脂肪瘤。

        他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当然是个瘤。”

        他又问：“你看，会是什么性质的？”

        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脂肪瘤。”

        他说：“我倒不紧张，但是手臂发麻。”

        我说：“那是压迫了神经。”

        他笑了笑，说：“要是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理它了。但……我还是想借你那本书看看，反正现在刊物上也没特别值得一看的小说，还莫如看点儿专科书，能获得些常识。”他那笑，是怪勉强的。那本书当然还在书架上。我说：“那类书我翻完就卖了。其实你不看也罢。”他愣愣地瞅我。我说：“那我去给你找找。”他说：“我和你一块儿找吧？我记得夹在哪一排书之间。”我说：“书架我早又重新整理过。我可不愿被你翻乱了！”说罢，我便抽身离开，去到另一个房间，将那本关于癌的书从书架上抽下，藏了起来。回到他身边，见他的袖子仍未放下来，在瞧着他手臂上那个瘤，像猫研究一只玩具老鼠。我说：“没找到。”他那种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我脸上。我又说：“压迫神经毕竟不好，不能置之不理。我明天要到医院去开点儿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就个伴儿，一块儿去看看吧！”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而又轻描淡写。其实我明天无须乎到医院去开什么药。

        “有时间！我明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就伴儿，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我的建议，分明的，正中他下怀。

        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我让他再坐会儿，坐到我母亲回来，他却不肯再坐了，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也不勉强他，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和他约好在医院门口会面，凭他去了。

        他走后，我独自翻起那本关于癌的书来。

        纤维瘤——良性。

        纤维肉瘤——恶性。常发生于前胸、前臂、血管和淋巴腺附近，并侵袭血管和淋巴腺，导致全身性转移……

        我想，我不借给他这一本书，是对的。

        在医院，咨询台让我们挂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两分钟就把他打发出来了，说是应该看外科。我便要他到外科去等，又替他挂了一个外科。那时已经十点多了。外科分号台的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是我，是我表弟，就叫他过去，挽起袖子让对方看。对方说，这看外科干什么？去看皮肤科。我替他说，已经在皮肤科看过了，是皮肤科让到外科来的。对方说，明天吧。都十点多了，给你分了号，上午也看不成了。我说上午看不成，还有下午呢！对方挺腻歪我们似的，扯过他胳膊，又看了一眼，百般厌烦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不就是脂肪瘤吗？明天再来看死不了人！她是烦那一天上午就诊外科的人太多了，也许会耽误她中午下班，能推走一个是一个。我忍不住火了，说你是专家吗？你敢断定就是脂肪瘤吗？而“表弟”，却只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到了医院这种地方，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他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对付，只有一声不吭了。那女人听了我的话，冷笑起来，说对对对，我不是专家。二楼有专家门诊，你们干吗不去挂专家号？外科这儿，每天分满一百号为止。正说着，一个人将挂号本和挂号单递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拿起笔就写了一个“一百”，递还给那人后又说，瞧，已经“一百”号了吧！我看出她存心气我。我想我可别生气，生气就太照顾她了，也会使“表弟”不安。我反而笑了，扯了他的手说，多谢这位女士提醒，咱们挂专家门诊去！“表弟”跟随着我走了几步，骂了一句非常之难听的话。登上二楼，只见挂专家门诊的人，多到近百。排的队绕来绕去，顺着楼梯，又绕下了一楼。窗口立的牌子上写着——已预约到三天之后了……

        我和“表弟”望而却步。我听见他恨恨地嘟哝：“孙子才挂专家门诊！”我直想哈哈大笑，但又怕被视为精神病，更怕他再吐出句容易招惹是非的话，或者竟无端地引起某些人们的众怒，又一把扯了他的手便走。一离开医院，我就掏烟吸。我也觉得心头有股无名之火乱蹿，一阵阵往脑门儿拱。他说：“给我一支。”我说：“不给。你不会吸烟，就永远别沾烟味儿。”他说：“你就当给我一片儿镇定药。在北京，我还没踏入过医院的大门，这次领教了。”

        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支烟，说：“医院就是这么一种地方，等一上午，看三分钟病。要不怎么叫‘看医生’呢？哪位医生三分钟还不够病人看的呢？”

        他只将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嗅了几嗅，又还给了我，说：“不能跟你学坏，索瑶知道我吸烟该生气了！”我故作诧异地望着他。他说：“你这么望着我干吗？”我说：“你感觉对了。男人总得多少体恤着关心着自己的女人点儿。”……我们约好，两天后再来。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儿。我向他保证两天后再来，会一切顺利的。他表示很信赖我……

        两天后我们虽未挂专家门诊，但给他诊断的是一位中年的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是神经纤维瘤，不过诊断后面有一个不能完全肯定的问号。

        问号使他忐忑不安。我对他说：“别疑神疑鬼的。什么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最后的结论须经过切片和活检才能得出。”他说：“那就意味着，还存在是纤维肉瘤的可能，对不对？”我一愣，问他：“什么纤维肉瘤？我没听说过。你怎么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呢？”他说：“我自己买了一本有关的书。”

        “……”

        我不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些他不必说我就懂的东西。他一副坦然的，若无其事的，简直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早已参透生命的真谛，到达了生生死死，有何涕哉的境界似的。而我看出那不是真的，看出了掩盖在无所谓下面的一派张皇失措的心态的紊乱。这使我感到我像一个陪刑者。外科手术室预约他两个月后动手术。我对那司空见惯，真正到达无所谓境界的姑娘说，同志呵，请您替患者想一想，肿物（当着他的面，我避免说瘤，因为它太容易使人直接理解成癌）每时每刻都在继续生长，如果真是不良的东西，现在没扩散，两个月之后，岂不就扩散了吗？我们都应该加强点儿热爱生命的积极意识啊！她说，如果人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照顾，她能热爱得过来吗？我早有所料，从小窗口塞入一本我新出的小说集，于是手术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又二十二天。她说是为我们夹了个“楔儿”，再一天也不能提前了，而我替“表弟”一再地说谢谢。

        离开医院，走在路上，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到我家住几天。他先说不忍干扰我的生活规律，接着又说他喜欢独处和肃静，说全系的同学差不多走光了，宿舍里就剩他自己了，成了主人，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想几点钟起就几点钟起，想大声唱就大声唱，想写便写，想读便读。他说他想趁机会狠学一段外语……

        我没强求他住到我家去。我想，即使有“表妹”临行前的嘱托，扪心自问，我对他做得也算可以了……但是我将他动手术的日子记错了。他比我记住的日子早一天来到了我家，托着左前臂。我问：“怎么，竟是今天吗？”他说：“是啊。”我抱歉地说：“真是的，我记成明天了。本来我想陪你的。”他说：“小手术，陪什么啊！”我问他手术动得顺不顺利，他说还算顺利。忽然电话响了，是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负责任地打来的。在电话里说，“表弟”紧张得要命，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刚一打上麻药，就默默地流起泪来了，还说：“医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已经三年多没探过家了……”言外之意，如果不幸是恶性的，他要死在家乡……听对方那话，似乎包含着责备我的成分——既然是表兄弟，陪一陪的时间总该有的嘛……

        我只能嗯嗯啊啊而已，不敢多说什么，也不便再问什么，唯恐“表弟”听到，又增加一重心理负担。

        我和母亲没让他走。

        他也没太坚持要走。

        那天他就睡在我的房间。我看书，他也看书。我看英国作家卡内蒂的，他看《癌的早期发现和预防》，他自己买的并带来的一本。我把那本书从他手中夺下，塞给他一本《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的传记。他翻了几页，说没多大意思，往枕头底下一塞，翻个身睡去了。我独自又看了一会儿，也觉得没意思起来，见十一点了，熄了灯。

        第二天，我和母亲仍不许他走。他一只手洗脸，连毛巾都没法儿拧；一只手吃饭，连碗都没法儿端，怎么能让他走呢？

        第三天，我们都躺在床上之后，终于推心置腹地聊了起来。而且，是从索瑶开始的，是他主动开始的，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我也没对他说过一句诱发的话。我不想那么做，也不愿那么做。坦率讲，我根本不愿介入他们的事，更不想进而陷入。我认为那完全是他和她个人的事，觉得任何一种关心的表示和方式，都是不理智的，不明智的。尤其在与索瑶长谈之后，我打算在这件事上信守诺言到底。何况，这件事并非他手臂上的瘤……

        “在你看来，我和她有几分可能性？”

        虽然我明知“她”是谁，还是佯装糊涂地反问：“谁呀？什么事儿可能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开始的。

        “索瑶。我和索瑶。”

        回避似乎反而涉嫌，我想了想，策略地说：“事在人为。情感方面的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黑暗中，只能期待一纸化验单作最后的命运宣判的这青年，不得要领地沉默着。我觉得我的回答其实等于没回答一样。我又说：“睡吧！”他说：“不困。”我说：“我很困。我先睡了。”他“嗯”了一声。其实我一点儿不困，我觉得在他终于产生了主动向人倾诉什么的时候，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未免太油滑。我问：“你究竟喜欢不喜欢索瑶？”他说：“喜欢。”我说：“既然你喜欢她，为什么还要那样一次次伤她的心。”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对她，对你自己，你又知道些什么？”“我知道……我对她，还没她对我一半好……”“不公平的事，到头来都只能走向反面。”“她……她对你说过，我们的事情已经走向反面了吗？”“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我不过是泛泛而谈。”“有时候我很爱她，很感激她，但有时候我也恨她。”“恨她？……”“不是恨她这个人，而是恨她的无忧无虑。她也一次次伤害过我，她自己不知道，但确实伤害了我。常常是，当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感激，在我心里占了上风的时候，她无意中又用她的无忧无虑伤害了我。有一天她过生日，她请了十几个好同学玩一天。她不知道通过她爸爸的哪一位老下级的关系，居然搞到了一辆面包车，开到学校门口，接上大家去逛八达岭。而且，那些同学一路上的吃吃喝喝，她全包了，甚至还为吸烟的男同学们，一人买了一盒‘骆驼’烟。那一天她花费了将近二百元。那一天顶数她显得高兴。她说人生只有一个十九岁生日。她说她怕一过二十岁，就再也找不到十九岁那种仿佛永远是小女孩儿的感觉了。近二百元啊！一个暑假，我在黄山也不过只能挣六七百元。半路我借故离开，乘公共汽车返校了。当然，我承认我做得不对，使他们到处寻找我。她心里很着急，破坏了她生日那天的大好情绪，也使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扫兴。但是你知道我在公共汽车上怎么想的吗？我一想到这一点，心里就觉得解恨，像终于报复了你早想报复一下的人一样解恨。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总有一种报复谁一下的念头，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里。随时怂恿我恨某些人，暗暗诅咒某些人被汽车撞死，得了艾滋病，或者癌，或者因为某件事，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再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他们平时倒没得罪过我，更没侵犯过我，但是他们各方各面都优越于我。如果你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也会忍受不了的。你没被侵犯你也会觉得你被侵犯了；你没被伤害你也会觉得你被伤害了；你没被压迫你也会觉得你被压迫了。经常的，别人并没有存心讽刺你嘲弄你，可你说服不了你自己。你会觉得他们的每一言每一行，就是存心讽刺你嘲弄你，你会感到时时处处受到了无情的严重的伤害。如同你经常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对索瑶，我真是又恨又爱。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什么主宰。它对我怜悯，将索瑶这么一个女孩儿，引到我面前，赐给我爱她的权利，和被她所爱的权利。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冥冥之中那个主宰，其实赐给我的，似乎更是憎恨的权利和报复的权利。它仿佛经常对我说，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憎恨，那么你就更具体地憎恨这个女孩儿吧！既然你心中有一种报复什么的冲动，那你就更具体地向这个女孩儿实行报复吧！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温柔和对我的安慰，还不及我伤害她之后所获得的快感大。我伤害了她，仿佛就等于是伤害了一切。仿佛能抵消一切对于我的伤害一样。但是那一种丑恶的快感却往往是暂时的，绝不会比你吸完一支烟的时间还长……”

        我于黑暗中摸索到烟和打火机，迫切地吸了起来。真话有时候是很使人害怕的东西。有时候讲真话需要某种勇气，听真话也需要某种勇气。因为关于人的心灵的真话，尤其是关于人的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的真话，真是具有直指你自己心灵的力量。某些真话如同镜子，逼照出你原先不敢承认的，你自己心灵最深处的，那些最原始的角落或曾也有过和依然有的什么。我自己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了，更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我吸烟，乃是为了使自己在黑暗中镇定，也是为了向他证明，我在虔诚地聆听着，并没睡着。我能理解他。我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历程，甚至，我自己也曾产生过向别人诉说的愿望，并且向别人诉说过。但是，与他的诉说是不尽相同的。我诉说得很细，软线条的。很细，其实便是很技巧的考虑，本能地，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伪装，使人听起来，理解的成分多一些，于是可爱的成分多一些，最终不失可爱。既满足了自己诉说的愿望，也同时从别人那儿获得了宽恕。在这种情况下，连忏悔仿佛都是精致的、玲珑的。而他的诉说，却分明是硬线条的、粗糙的、直白的，摒除了一切细枝末节的，一语中的、赤裸裸。如果说也有忏悔的意味儿，那也是附带性质的。不，他似乎不是为了忏悔才诉说，似乎更是由于诉说才忏悔。或者，仅仅就是诉说而已，并不存在我所想到的忏悔不忏悔的因素……

        黑暗中，他的语调很机械。

        “我知道，她一定对你，也对大娘说过，我怎么怎么三番五次伤害了她。其实那不完全对。我的意思是，我总感到，我根本就伤害不了她。不错，我使她哭过，使她落过泪。但是，只要离开了我，几分钟后，她又是那么无忧无虑的。我嫉恨她，非常嫉恨她无忧无虑这一点。结果，我对她的伤害，又统统落在我自己的头上，这使我感到很不公平。我总觉得，她永远是优越于我的。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似乎都更是一种施舍。她对我越宽宏和隐忍，越委曲求全，越意味着，那一种施舍仿佛是她天经地义的权利。而我，连不接受的权利，仿佛都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有时候我甚至很坏地想，如果她是天使，那么就让我做暴君吧！可我又做不成一个暴君；而她做天使，却做得几乎无可指摘。如果我只是一味地憎恨她，那么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一个了结啦，但我又根本不可能一味地憎恨她。因为，一旦没了她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温柔，我马上就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况，似乎一天也活不下去。有时候我又那么害怕她真的不理我了。我已经不能没有她那份儿温柔。我像一个孩子需要搂抱需要奶汁一样，需要她那份儿温柔。而我总觉得，她所给予我的，其实是小女孩儿给予布娃娃那一种情感。我不是怀疑她对我的情感是假的。我完全相信，我完全清楚那是真的，很真很真。小女孩儿对布娃娃那一种情感，就是很真很真的情感。她们有时充当布娃娃的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等等角色。那是又真实又动人的。但我不是一个布娃娃呀！而我，也想扮演一个女孩儿的监护人的角色啊！也梦幻过自己是一位白马王子，使某个小女孩儿崇拜并依赖于我啊！却仿佛命中注定了，我只能配扮演一个布娃娃的角色似的。有很多时候我想，她要是蛙妹子就好了。你肯定知道蛙妹子是谁。我不信我对她讲过的，她会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对你讲。可她不是蛙妹子。蛙妹子也不是她。蛙妹子永远不会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儿，永远不会像她那么无忧无虑，永远不会把我当成布娃娃。如果我和蛙妹子在一起，不管是一块儿成了大学生，还是一块儿四处流浪，甚至一块儿乞讨，蛙妹子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哥哥，一个她必须依赖的人，一个男人。我有时候试图就把她当成蛙妹子，把我认为颠倒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然而却不能够。归根结底，更像布娃娃的还是我；更像监护人，更像小姐姐、小母亲、小阿姨的，还是她；更像天使的，也是她。我只能在一个懂事的小弟弟，或者不懂事的小弟弟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精神上、心理上，主动性方面、一切方面，占优越地位的，似乎只能是她。我伤害她，却丝毫也无损于她的优越地位。她哭了、她流泪了、她委屈了、难过了，但是在我面前，依然是处于优越地位的。我想，她对我那么宽宏大量，那么隐忍，那么委曲求全，也许恰恰证明，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在我和她之间，她永远是处于优越地位的。这一地位，是我所根本不可扭转，也不可动摇的。我想重新握有拒绝的权利，可是仔细想想，她又并没有剥夺过我这种权利。只能说我自己放弃了这种权利。除了情感和她那份儿温柔，我不再接受她的任何给予，正是因为，我不想彻底放弃，一点儿也不给自己保留。有几次，我真想大声对她吼：‘滚你妈的！’可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我害怕果真失去了她，远远甚于我希望摆脱她。我爱她，却又觉得爱得屈辱。我恨她，却又觉得恨得没有人味儿，不近情理。我也曾暗暗诅咒她患上癌症、艾滋病、白血病什么的，不是因为对她恨到这种地步，也不是因为我灵魂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是因为，那么一来，也许只有那么一来，我对她才会爱得更自尊些。我可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可以周周到到地服侍她。我会经常守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给她无尽的温柔。甚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她由于病痛而耍脾气的时候，我也可以逆来顺受。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只要体验一种优越，一种对方改变不了的动摇不了的伤害不了的打击不了的优越。哪怕仅仅在她一个人面前才可能具有的，哪怕一生仅仅能体验到一次！可是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谁都会有某种优越感而我就没有。我成了大学生之后我仍没有。我高考的时候是全县第四名啊！这一点在大学里似乎不值一提。而我仍然要为毕业分配问题所苦恼，苦恼得夜里失眠服了安眠药片也睡不着。我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诅咒别人包括对我好的一个女孩儿，而现在这诅咒似乎落在了我自己的身上。我知道化验结果会是什么，否则我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的时候，那动手术的医生不会以那么怜悯的目光瞧着我……”

        我悄无声息地下床，到洗脸间去为他洗湿了一条毛巾。

        我说：“给你。”

        他问：“什么？”

        我说：“湿毛巾，擦擦脸。”

        他说：“我没这习惯。”

        我原以为他肯定早已泪流满面，坚持道：“还是擦擦好。哭过了接着睡，明早起来，闹火眼。”他说：“我没哭。”我说：“你何必在这一点上也固执？”他说：“真可笑。你怎么会以为我哭了？”我想开灯，看他究竟哭了没有，但又觉得那样，更加显得自己可笑。他说他没哭，我也就只能当他没哭罢了。我将湿毛巾放在床头柜上。接着，去为他倒了半杯水，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安眠药，命令地说：“接着。”他问：“又是什么？”我说：“安眠药和水。”他沉默了片刻，说：“你不会错拿成别的什么药吧？”我说：“放心，错不了。我这抽屉里，只有安眠药。”他又问：“哪一种？”我说：“安必恩。”“我没服过这一种，你一次服几片儿？”“两片。”“那，我可能得服三片儿。”我就又加了一片。待他服下，我才上床。“如果我明天起不来，多不像话！”我说：“几点醒，你几点起就是了。没人会非弄醒你的。”“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该睡了？”

        我指指床头柜上的小夜光表：“你看，都一点多了，该睡了。你别想那么多，什么癌不癌的！纤维肉瘤，那是万分之几的概率，干吗偏要往自己身上想？”他说：“如果真是，命运对我就太冷酷无情了。”隔了一会儿，又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他妈的吧，睡！……”我说：“什么都别想都别讲了，真的太晚了。睡吧！”……他第二天中午才醒。他的眼睛向我证明，昨夜他确实没哭。也许掉过几滴泪，但那是不能算哭的。吃过午饭，他坚持要回学校去。母亲和我，都留不住他。母亲是真留他；而我，是表示要留住他，不能说是虚伪，但也仅只是一种表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孩子。不陪他聊，似乎冷淡；陪他聊，又没那么多的闲工夫。与其使他暗暗觉得受了冷淡，还莫如悉听尊便的好……

        我送他的时候，他请求我，到了日子替他去看化验结果。他说，如果是良性的，就打电话告诉他；如果是恶性的，则不必告诉他了。过了一天他没得到消息，他就明白了。他希望让他自己明白，别当面告诉他……

        我将那个日子，用很醒目的红色笔记在挂历上，唯恐自己忘了。并一再叮咛母亲，帮我记住那个日子……不是。不是纤维肉瘤。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是——纤维脂肪瘤。可以理解成脂肪瘤纤维化，或纤维化的脂肪瘤。总之，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毕竟和癌沾不上边儿。何况医生向我保证，手术效果理想，切除得一干二净。

        我直接骑自行车从医院到学校去告诉他，并将化验单交给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再看看他买的那本书，是否清楚地写着纤维脂肪瘤怎么回事儿……

        他说他当然完全相信。

        似乎为了证明他完全相信，他将他买的那本关于癌的书，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癌的知识普及性小册子，当着我的面一撕两半，扔进了纸篓。

        这一场虚惊过后，不但他的心情豁然为之开朗，就连我也顿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提议请他吃顿饭，以示庆贺。他赶紧说：“不不不，该我请你。该我请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着开了一个属于他的写字桌的抽屉的锁，探入手抽出三十元钱揣进兜里。

        我暗想，“表弟”啊“表弟”，你那点儿钱来得容易吗？你又何必在人前这么要强呢……那一天，我们还一人喝了将近一瓶啤酒。对我来说，绝对是例外壮举，近乎舍命陪君子。对他，显然也是下了一醉方休的决心。我们最后一次碰杯时，他说：“咱们祝祝索瑶吧？”我说：“对，对。祝祝她。”他谦让地说：“你祝一句！”我说：“你，你！当然得你祝！”他郑重地想了半天才说：“索瑶，我们祝你万事如意！”我又加了一句“一切顺利！”尽管我当时已有几分头重脚轻，可并没糊涂。“一切顺利”，包含着我对她已进行着的一件事的祈祷——他的分配去向问题。我当然不允许他花那三十元钱。我挽着他，将他送回宿舍。告辞时，他讷讷地说：“表哥，我……对你讲过的……希望你……千万别对索瑶讲。我那几天情绪太坏。有些想法，其实是潜意识里的，被我自己放大了，那就是夸张了。不能算数的。”

        我拍着他的肩说：“你放心。你什么也没对我讲过。”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索瑶返校后，真给母亲送来一只药枕，也不知她到底收没收母亲坚持付给她的钱。她和母亲之间的事儿，我也不愿多问。听她说话，肯定并不知道“表弟”臂上动过手术，我也就没提，并悄悄叮咛了母亲也别提。

        她很高兴的样子，她说她对“表弟”开始刮目相看了。她说她真没想到，一个寒假里，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了那么多。她说他还译了几首诗。有一家刊物回信颇感兴趣，问他还能不能多译几首，集中发表，也许会引起点儿小小的注意。她说他又开始译了，打算译十首，一共二百多行呢！

        我让她捎话给他，如果那一家刊物最终又不发表了，我愿意替他向别的刊物推荐……

        几天后我出差到南方去。母亲提醒我，那是“表弟”家乡所在的省份。母亲说人家孩子四年多没回过家乡了，你一定要抽出几天时间，替人家孩子回家乡看看，并且翻出一件件旧衣服，命我捎去。我坚决地说一件也不带，但为了使母亲高兴些，我保证我会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我没向“表弟”问地址，也根本没对他提这事。地址是索瑶抄给我的，她说她也是瞒着他，从他的家信信封上抄下的。她说根本不提对，提了他反而又会顾三虑四的……

        我一到外地，就对接待我的单位提出——此行要看望一家亲戚。他们知道我是北方人，知道我的原籍是山东，奇怪我怎么会在西南，而且是在一个三省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什么亲戚。我说是亲戚的亲戚，希望人家成全我一次。他们说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安排在返程前三天就可。说乘火车是直接到不了的，得转车；转车也还是到不了，还得乘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说那仍到不了，只能到县里。从县里再往下怎么去，多远的路，便非他们所知道的了。说莫如给我派一辆吉普车，走公路，到了县里，再烦县里的什么人领领路。说三天的时间去回足够了。我自是感激不尽……

        上路那一天早晨，下起雨来。小司机是个复转兵。他说一下雨，有几段泥沙公路可能会封，问我还去不去？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司机便不再多说什么。

        还好，一路顺利。小司机是个开快车的，但路面时时刁难他。在下午五点，比估计的晚一个多小时到了县里。也许是因为在凄冷的雪雨中淋了一天，那县城使人顿生索落萧瑟之感，湿漉漉的一片阴郁笼罩着，没有丝毫的生气。吉普车直开到一座破败的院落前停住，竟没遇见个人影。下了车，看到牌子，才知是文化馆。我觉得这县城似曾相识，仿佛来过不止一次。困惑之中恍然有所悟，是因为看电影和电视太多了，拍解放前的某些边省镇县，大抵都选景在这种地方。接待我们的是副馆长。他说正馆长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他说再往前尽是山路了，天将黑了，又下着雨，还是住一夜吧。

        于是我们只好住宿。吃罢晚饭，小司机早早睡了，副馆长怕我寂寞，陪着我聊天。他说这文化馆曾是一位县长的家，县长荣升到地区去了。工青妇几方面争这地方。刚巧省里下达了一个文件——加强地方群众性文化娱乐工作，结果批给了文化馆，他说否则文化馆可占不了这便宜。我暗存一份儿心眼，问他文化馆是不是还需要人才，比如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他连连摆手说不缺不缺。他说别看这么破败的一处地方，但牌子值钱啊！文化馆，毕竟和文化连着，再怎么寒酸，也还是与文化连着。已经有十几个人选在等着他点头了，而他苦恼得要命，因为只给了两个扩编名额。他说处理得不好，他能不能成为正馆长就很难讲。他说万一再委派一位正馆长，那么两个名额就变成一个名额了。他说他倒没当正馆长的野心，巴不得赶快委派一位来，他就可以从苦恼中解脱，剩下的一个名额，让别人圈定吧！得罪了谁也是别人得罪的……

        听他大诉苦衷，我没好意思再向他介绍“表弟”的情况。

        第二天雨大了，他一早就来了，说前面的山路上出现了塌方，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了，下午再动身吧！他带来了一副扑克，陪着我和小司机玩了一上午。我没心思玩扑克；坚决不玩，又冷落了人家一番好意；强作欢颜玩，其实等于是我陪着他和小司机玩。

        下午，据悉塌方清除了，终于上路。车一钻入大山里，小司机全神贯注起来。盘山路绕了一圈又一圈，一边皆是悬崖深谷。以为绝对地不该有人家的些个蛮野的地方，倏忽间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柳，有花，自还会有惊奇的赞叹。那季节无柳，也无花，便只有讶然的惊奇。惊奇之余，不无怵然。因为路越来越窄，坡度越来越陡，一边的悬崖深谷，越来越使人替小司机提心吊胆，更是替自己，仿佛将性命交付给小司机了……

        车速慢得如同蜗牛的蠕爬。开车的坐车的，三个人屏息敛气，半句话都不敢互相交谈。只有看不见的第四者，一位不知容貌的姑娘，一路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以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唱——小司机插入录音机的一盘音带。前头唱了些什么没注意听，心不在焉地听到的一段是《故乡》：

        唱得人直想落泪。我将去到的是“表弟”的故乡，可“表弟”自己却不能归来已经四年。忽然我怀疑此行的必要究竟何在？对“表弟”，对我，对远远的某一个村子和那里的某一户人家？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也许与自己根本无关也许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我索性闭上双眼，不瞥一旁的悬崖深谷。我在心中描画着“表弟”的故乡，想象那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乡，却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清。模模糊糊的，远远的，仿佛在湿漉漉的云里雾里，它朦朦胧胧地存在着，冷漠索落地等待着人接近它。而它似乎又是不可接近的。车往前开，它向后去，永远隐在湿漉漉的云里雾里，隐在一座座大山的背后，永远和想接近它的人，保持着无法缩短的等距离。

        仿佛，从朦朦胧胧之中，走来了一位姑娘，她身旁伴行着一只羊。

        吉普戛然停在一小块场地。小司机探出车，向那姑娘问什么。

        却并非我的幻觉。我指那姑娘和那只羊。姑娘是姑娘，羊是羊。姑娘很瘦，很憔悴。一张不是清秀而是精瘦的脸上，眼睛就显得特别大。她那种空洞的目光中似乎无所含有，似乎连点儿好奇也没有。她双手抻着一片塑料布，就是平原上农民搭保温棚用的那一种塑料布，遮在头顶上罩雨。那只羊却还算壮，是一只母羊，奶荷挺鼓，可以挤出奶的样子。它也以空洞的似乎无所含有的目光瞧着人。

        当我明白那姑娘和那只羊并非我的幻觉的时候，我比幻觉呈现于眼前还更惊愕。我无法准确判断出那姑娘的年龄。看身体十三四岁，但是脸上全无点儿少女的精灵。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她已经十七八岁了吧？

        她使我想到与“表弟”的活着有某种联系的蛙妹子，那只羊更使我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它肯定是另外一只羊……

        原来又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

        那姑娘薄薄的双唇紧抿着，仿佛被缝上了，对小司机的问话，一概摇头。

        文化馆副馆长说：“不用问，远着哪！”小司机“嘭”的一声关上车门，扭回头对他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刮雨器出毛病了！”他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有多么严重，又补充了一句：“再往前开，太危险了！”我才明白了他们是什么意思，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我的诚心到了，你们的诚心也到了！真是对不起你们二位……”小司机说：“梁作家，别这么讲。你们大老远来的，是我对不起您啦！……”副馆长说：“咱们赶上了这么个坏天嘛！只能怨天，只能怨天……”

        小司机又庆幸地说：“再往前开，如果连个坪场地都没有，掉不过车头，不敢进，不敢退，困在山道上，就更糟了！……”边说，边在坪场上将车谨慎地转过了弯。那坪场，可能是那里十几户人家唯一的一处平地。几棵大树生长在四周。树的后面，便是深谷。它显然是劳动的结果。十几户人家，为了那一处坪场，一定流了不少汗水……

        车掉过头我才看出一些房屋。房屋都傍依着山体而建造，用的便是山石，和山体成一色，仿佛皆浑然一体。隔着玻璃我又望了那姑娘一眼。玻璃外面的层层雨痕，将她变得模模糊糊，似乎就是呈现于雨中的幻影……刮雨器确实出毛病了，小司机更加全神贯注地驾驶。然而，在这种须臾不能分心的情况下，他反倒更加需要听那盒录音带了……

        唱得人直想落泪。我心里默默地说：蛙妹子，等山里的花儿都开了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归来的……愁雨凄迷，一种解释不清的忧郁缠绕心头，让人想家想父亲想母亲想妻子想儿子想女儿想自己一切想念的亲人，还惆怅地想某一个与自己有根土之缘的地方……

        这雨呵……

        还有那一首《故乡》呵……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到大学里去看“表弟”。我觉得似乎有些什么话要对他讲。我也产生了某种诉说的愿望，那是一种非常主动性的愿望，近乎一种想唱歌给别人听的愿望，或者那一首《故乡》转化成了一种愿望，也许我要对他讲的仅仅是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不想将自己分析清楚。我啊，我一向总在分析自己，我对自己这一套早烦了……

        和他同宿舍的学生都回来了。那一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喝酒。他们也在唱。我在楼梯上时听他们唱的是《一无所有》。我站在门外时听他们唱的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那根本不是唱，那是嚎叫，如同黄昏的雪原，几只饥寒而胆怯的狼在悲啸。

        我想他们是全醉了，包括“表弟”在内。门开后，一阵熏人的酒气汹涌而出，混合着一股秽气。门口有一摊呕吐物。门旁的角落“保存”着一堆垃圾。桌上是一箱啤酒、两瓶白酒，遍布着啃剩下的骨头。二层铺上，一颗头和一条手臂垂下来，垂下的手臂像什么东西的尾巴。连天天眼瞅着的垃圾，都仿佛在期待别人来清除。你一想到他们守着垃圾激昂慷慨地讨论国家和民族大事时的情形，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带有秽气的幽默。

        开门者手扶着门问我找谁，仿佛随时都会将门关上，仿佛不扶着门便会瘫软在地上。

        我说找我“表弟”。

        他说：“哦……你是……我知道你是谁了……进……来吧……别……别踩了……这儿……”

        他已经醉得言语不清。

        我摇了摇头。

        我说：“‘表弟’，你出来一下！”说时，我还没看见“表弟”在哪儿。

        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利。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大山里湿漉漉的忧郁，带着大山里的瘴雨蛮烟，顿时笼罩了我的心。我感到我的内心里开始往外逼着一股瘟潮之气。我冷冷地瞪着他，冷冷地说：“你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

        “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我没进宿舍。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诉他，以后再不要找我！”我说完便走。

        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无所顾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的耳光！”

        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出去！”她垂下了头。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的，我也看不惯……”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样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是他自己，不能和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什么良心吗？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

        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她仍注视着我。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壁。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唰唰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都理解……”索瑶她泪潸潸然。“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我有些无法相信。“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我低了头。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那……怎么办？……”“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省回来吗？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

        我说：“我会的。”

        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把我和“表弟”拴得更紧更紧，使我企图挣断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糊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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