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越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他说:“那倒没有。”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
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我呆住了。他说,大多数同学最终还是陆续都有了接收单位,后来只剩下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仍无去处。他说系里找他们谈过话,安慰过他们,并答应将他们的在校期延长两个月。他说“表弟”和索瑶吵了一架,吵过后又独自喝醉了,喝醉了就说了许多不该当着别人说的话,后悔自己放弃了为自己努力的责任,过分依赖索瑶的能力,反而使自己更加沦落到“等外品”的地步。爱传话的学生,将这些话传给了索瑶。索瑶找到宿舍来,当众打了他一耳光……
我言语机械地又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我想起索瑶因我当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到我家里对我进行的谴责……
他也不理我说什么,只接着说。他说两天后公安局给学校打来电话——他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倒卖车票被拘留,学校派人去把他保回来了。学校倒并不想借此事把他怎么了,不过就批评了他一通,甚至保证不向一切可能接收他的单位提起,更不会记入档案。同学们也没因这件事而瞧不起他,有的同学还跟他开玩笑,要拜他为师,希望他传授经验,以后日子混得太惨了,也想那么干一两次……
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内……我呆呆地听着,觉得自己仿佛全身化为顽石,一时间动弹不得。他说我要见他也不难,他可以带我去到停放他尸体的地方。他说校方已给他的家人拍了电报。他的家人回电,因凑不足一笔路费,来不了人。他说校方已决定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去。他说“表弟”死了,同学们才觉得,他能熬过这几年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才感到平时对他关照得太不够。忆起某些往事,认为从本质上讲,他比另外一些同学对人强多了。除了性格古怪,他从无害人之心。他说有几个同学,自愿陪校方的人送他回家乡。他说他决定了也去……
说完他又开始收拾皮箱,先是将些似乎很有价值的书放在上面,几件根本算不上什么细软之物的,也许是名牌的衬衣和几条领带放下面。不知为什么,放得好好的却又改变了主意腾空皮箱重新开始,而将书放下边将衬和领带放上面。
我呆呆地瞧着他,发现一本书竟是我自己写的《从复旦到北影》,是索瑶向我要,我签了名送给她的;或者是“表弟”想要,而由索瑶出面……已是不可知的事了。
我没问他那一本书怎么竟归了他了。
当然不是由于书本身的价值。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希望由它,而永远记住他的一位叫肖冰的同学,兼或也记住大学里另一位叫索瑶的姑娘……
我望望“表弟”的铺,空落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和枕头也不知去向。也许“表弟”在另一个地方仍用着?那只是一张旧的单人木床而已。床板上,夏天仅铺有一张凉席,其上有人的汗湿出的一个身形,那便是我此次又见到的“表弟”,蜷着身躯,呈“S”形,仿佛睡觉时也不曾放纵过自己……那人形仿佛也对我说:你来晚了……我想隔月后,新学期伊始,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莘莘学子将占据那一张床呢?……会介意床板上的古怪身形吗?……会用刷子蘸了洗衣粉什么的企图刷掉“他”吗?……而收拾箱子的人,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我问:“索瑶在哪儿?”他没反应,不是他没听见,是我根本没问出声。那话,仅只是我心里想问的话。我处在一种近乎屏息敛气的状态中,仿佛我的心害怕什么,仿佛它不愿发出任何声息惊动什么。“索瑶在哪儿?”——这次,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开口说话了。“你在学校可见不着她了。”“为什么?请求你一定带我去见她……”
“她那种女孩儿,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事的刺激。她精神失常了。大概她认为,他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爸爸妈妈来学校把她接走了……”
我觉得空气刹那间凝固了,仿佛四面有四块看不见的夹板,将我紧紧地紧紧地夹住在原地了。
“其实,像索瑶那么善良的女孩儿,现在太少了。大学里更少。她的思想方法未免太古典了。她那种善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她是,对他也是……”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
热风扑面。我如酷暑之际中寒,一路全身发冷,从内心里往外,一阵阵冷得透彻,冷得无奈。
走了一段路,我竟觉得累,蹲在一处树荫下吸烟。路人从我眼前过来过去。骑车的,步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全为着各自的什么目标。远处,华丽的高楼大厦的马赛克或进口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耀着辉煌。
我不由得想起索瑶对我说过的,也是“表弟”对她说过的,关于那个因照片被放大曝光而死了的女大学生的话——谋杀。我觉得“表弟”的死整个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在他死前,便与许多种综合的错误——他自己的,索瑶的,别人的,心灵的,现实的错误搅在一起了。也包括我的……
也包括我的错误吗?
我又想起母亲对我说的,关于“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以及“贵人”和“小人”的话……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一个弄明白了的错误肯定比一个糊涂的错误更是错误。
而我自认为的,或被强加于的错误,已背负得太多了。
是的。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被错误所谋杀?……
“这是什么?放到行李架上去!要不就摆在铺位底下!”
女列车员说着,就动手搬那个小木盒。
“你别碰他!”
年轻人严厉地警告道,拨开了列车员的手。
“列车有列车上的规定,一切东西……”
“不是东西!”
年轻人的脸,因恼怒而涨红了。
“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我们都买了卧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陪送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家乡……”一位姑娘说着,指了指那个小木盒:“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坐一次卧铺,以前他没坐过卧铺……当然,如果有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卧铺的妇女,我们几个的铺位都可以让出来,唯独他的铺位我们不能让。因为他实际上正睡在上面,并且,您还得允许我们在他周围陪着他……”她说得庄严。说得虔诚。
几位乘客的目光投向了她。
女列车员怔怔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再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伫立在车厢门口,不知自己该不该走过去,和他们一起陪送“表弟”。
尽管我是为此而专执一念踏上列车的。
这之前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老人家,“表弟”的分配问题已彻底落实了,一切顺利,比预想的顺利得多……
然而直至那一时刻,我似乎才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算是“表弟”他“命”里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将他看得多么重要过。他对我没用。母亲很情愿是,却更不是。索瑶曾想不再是,但仿佛注定了的,终究还是,可能最是。她有过什么心灵感应吗?对于他,和她自己?……
我仍立在车门口犹豫不决。
车厢里飘荡着《故乡》。是乘客向列车广播室点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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