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葡萄园里劳动，跟随母亲在绿色的世界里进进出出。当时的葡萄园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后来才连成了一大片一大片。葡萄园之外就是没有人工痕迹的荒原，我不敢一个人深入内部，总是走一会儿就折回。我常常拿着拣到的鸟蛋和蘑菇、一些奇奇怪怪的花朵归来。母亲在葡萄园里劳动，像别人一样熟练，做得又快又好，两只手慢慢磨出了老茧。葡萄园的人都同情她，因为在他们眼里，来自远城的母亲是不该做这种粗活的。

        在我眼里没有比母亲更漂亮的人了，而且她永远年轻。

        多少年之后，当我离开了母亲，不得不独自远行时，只靠藏在深处的怀念安慰自己。这样有十几年。

        有一天，我一个人徒步走回了那片荒原。那是一个傍晚，秋天的气息弥漫了大地。天气不太冷，狗的叫声在远处淡下去。我轻手轻脚往前，像怕惊动了母亲。这么多年了，这里的一切竟没有多少变化。我沿着小时候熟悉的路径往前。终于看到了我们的篱笆。推开了柴门，走向院子当心……母亲没有发现她的儿子。她坐在东间屋里，安详地坐在昏暗处，什么也没有做，两手合在一起。她比记忆中的要矮小和瘦削，头发差不多全白了。我站了足足有四五分钟，一声不吭。泪水在鼻子两侧流动。

        “……”

        母亲想站得直一些，但我看出她的两腿有些抖。我扶住了母亲。我把脸伏在她的肩上。

        母亲没有问什么，需要询问的太多了。她一声不吭地把手按在我的后背上。

        母亲原来这么瘦小。

        从那时以后，我走得再远，也要频频回返，要站在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越来越衰老了。她的眼睛再也看不清书上的字了，却能够用平淡的口吻谈论周围的一切。她的话很少，然而总是让我难以忘记，给我永远的警策。她常常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告诉她：我像她一样不停地劳作和奔波，也不停地阅读。我能够在最绝望的日子里寻找下去。说过这些话之后，我的脸上一阵羞愧，轻轻地背过身去。我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当我走出家门，重新开始了遥远的行程时，脑际又一次飘过葡萄园里那淡淡的清香，想起了第一次看见的那个姑娘、那片连同她一块儿毁掉了的废墟、我的惆怅和张望。在数不清的日子里，我从未忘记日落黄昏下那片破碎的砖石瓦砾。荒野上像幻景一样出现的那片青色屋顶，总是在遥远的天际闪动。我甚至想起了苦行的玄奘，想起了他向西的奔波以及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

        不久之后，我来到了莱茵河畔的乌珀塔尔，在欧洲这片出现了众多思想巨人的土地上，竟然有人在这里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那一天，我们得到消息，乌珀塔尔将有一个有趣的仪式——一个叫“自由思想者协会”的组织将要接纳一批新会员。于是，我们一大清早就好奇地赶去了。尽管我们走得很早，但到乌珀塔尔已经是当地时间上午九点，我们走进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台上装饰了鲜花和旗帜，有人讲话，接着是乐队奏乐、给新会员献花。合唱队唱起了歌，并再次向新会员祝贺。祝贺者讲话的大意是：你们从现在起成了自由思想者了，成了独立的人，但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等等。

        介绍者说，“自由思想者协会”现在已经发展到四万多人。“入会的条件是什么呢？”我问他们。对方告诉：加入这个协会的唯一条件，就是放弃任何信仰，年龄要在十四岁以上。协会成员以工人和职员为主，还有少量知识分子。

        一位长者对新入会的会员——一个小男孩说：“要理解父母，他们对你们的管束都是以爱为前提的，明白吗？”

        那个漂亮的男孩严肃地倾听，庄严地点头。

        从“自由思想者协会”入会仪式上出来，我们又到巴门参观恩格斯纪念馆。在他的家乡，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纪念馆是恩格斯祖父的旧居改成的。我在留名簿上签名时，一个欧洲人用手指着说：“东方人的字，就像一朵一朵的小花。”

        纪念馆的人指引我们参观了一个地下酒窖。看来恩格斯的祖父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这个酒窖很大，当我踩着石头阶梯走下去的时候，一股湿气扑面而来。我想起了长白山下的小城，那个巨大的酒窖。这儿也有一些很大的柞木桶，当然比长白山下的酒窖规模要差很多，但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酒窖。通向酒窖的一个地下小厅是喝酒的场所，那儿摆着一个很长的木桌，挂了一排排的粗瓷酒杯。主人介绍说，当年很多朋友到这儿串门，恩格斯的祖父就和大家坐在这个桌旁喝酒的。

        我们都觉得有趣，都坐在长条木桌旁。

        从纪念馆出来不远，就是恩格斯的出生地，可惜那座建筑已经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原址上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刻了这样一行字：

        这里曾经诞生了这座城市的伟大儿子，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离开乌珀塔尔，我们驱车沿着莱茵河回到波恩。一路沉浸在回忆中，想象那座酒窖里谈笑风生的老人和他的后代、他们与东方的关系。想起长白山下的酒窖和那个当时还没有发现的地方——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窖之侧，那儿的一片大葡萄园。

        列宁曾经用悲切的口吻谈到了恩格斯的去世，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接着列宁写道：“一八九五年新历八月五日（七月二十四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

        列宁说自己和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另一个人出生在特利尔，这是卡尔·马克思。小心翼翼地踏上黄色橡木地板，从第一展室直看到第二十三展室。

        卡尔·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伦敦逝世。

        特利尔的马克思故居经过一年多的翻修和整建，于一九八三年三月重新开放。接待室里是一些陈旧的家具。遗憾的是，马克思家的用具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这些家具是从特利尔其他市民之家买来的。这儿有马克思的父亲从事律师职业时的办公室。不远处有一口水井，那儿有厨房。第十一展室是卡尔·马克思诞生的房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展览部分就从这里开始。

        第二十一展室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从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首次阐述，到一九一七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共产党宣言》，占据了展室的主要部分。我看到了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早期译文和其他重要版本。一个展室陈列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一个玻璃柜里摆着《资本论》第一卷，十分珍贵的平装本。这里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签名赠给友人的书籍、他们的手稿和书信，马克思赠给父亲的一本诗集的手抄本、他搜集的一本民歌。

        在莱茵河畔的日子，正是一个初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美丽的野栗子树，有血橡树。野栗子树开一串白花，血橡树叶子暗红如血。有的野栗子树开一串红花，那更美丽。

        从莱茵河畔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望母亲。母亲似乎已经等待了很久。当我远远看到了母亲的白发在风中拂动时，一颗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母亲接过我扑满尘土的黄色挎包，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了他们。”

        我跟母亲描述了很多，特别是那两个人。“我走到了他们的出生地，用手摸过他们房间的墙壁。”

        母亲没有作声，默默地倾听。

        “我还看到了一个酒窖。那是他爷爷的。”

        母亲抬起头来看着我：“那么说，那个老人也是爱喝酒的人了？”

        我点点头：“也是个好客的老人，他有一个很大的长条桌，客人一去，他就跟他们喝起酒来。”

        母亲笑了。

        在这个晚上，我一个人在西间屋里，听到母亲休息了，就轻轻地开了灯。睡不着，翻找起母亲堆在一角的书。取了一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着他谴责斯大林的那些话……多少无辜的人被杀。赫鲁晓夫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开国元勋，声威显赫的将军，被列宁称为“党内最可爱的人”……都死在了斯大林时代。

        合上了书，一阵窒息。做了一个又一个噩梦，不断从梦中惊醒。这个晚上我很想走到母亲身边，想让母亲像我小时候那样，让我依偎一会儿。我站在母亲门外，听着里面均匀的呼吸，站了一会儿又离开。

        那个夜晚我回忆着过去的那个泥屋，回忆着泥屋四周一望无际的荒野，特别是回忆起了父亲。他早已不在了，是他用一双大手养活了我们全家，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然后倒下，死去。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们迁离了那里，小泥屋没有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再也不愿待在屋子里了，走出去，在灰暗的天色里踱步。四周还是一片沉睡，没有一点声音。我往前走，慢慢走到了郊外。郊外是一片葡萄园，我在葡萄园的石柱前驻足。葡萄已经全部收过了，架子上的葡萄叶被冰凉的风吹落，剩下的变得枯黄，很快就要脱落。似乎听到了芦青河的流水声，可这里离河毕竟远了一点。一些葡萄没有来得及被园子的主人摘下，这时就干结在架子上。这儿的葡萄太多了，葡萄榨汁厂也收不下这么多的葡萄，许多成熟的葡萄常常被遗忘。我取下一串干瘪的葡萄放在嘴里咀嚼，一丝甘甜和苦涩同时留在了舌尖上。我相信这些葡萄同样可以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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