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坛上的代表无疑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其实，将孔融放在七子中并不协调。第一，他的年龄比曹操还要长两岁，可以说是其他六人的父辈；第二，他的政治立场也与其他六人不同。他不仅未曾做过曹操的僚属，还多次嘲讽和反对过曹操，并最终被曹操所杀，而另外的六人则都为曹氏效力。再说，建安十三年（208）秋孔融被杀时，王粲还远在荆州未入邺城，应玚、刘桢也可能因年轻尚未入邺，邺下文人集团严格地说是在这一年才形成，孔融既未必愿意也没有机会参加他们的活动。刘勰在历数建安诗人时，就没有将孔融列入其中：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

        这儿所列的十三位建安作家，三曹父子每人各用两句来论析，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之一，每人各用一句来评述，路粹（字文蔚）、繁钦（字休伯）、邯郸淳（字子叔）、杨修（字德祖）四人则每人合用一句来说明。每人所占的位置、篇幅，标明了各人在文坛上地位的高低和就的大小。刘勰所论应该说较为允当，但“建安七子”已约定俗成，并为历代文学史家所接受，我们这里仍以“建安七子”为中心阐述建安作家群体，但不局限于这七人。

        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约在建安九年曹操定邺之后，建安二十二年邺城发生疾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又与吴质书》），王粲也在这年死于征吴途中，次年繁钦病逝，建安二十四年杨修被杀，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后迁都洛阳，这时建安文人集团的骨干大都零落星散。这一文人集团虽然只历时十五六年，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基本集中了全国作家精英，且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并形成了鲜明的群体风格，而这一群体风格就是那个时代风格的代表，其创作实绩也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建安风骨”更是后世诗人效仿的典范。

        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了却“带金佩紫”的夙愿，建安文人才聚于曹操麾下，繁钦《川里先生训》中的志愿道出了建安文人的共同心声：“处则抗区外之志，出则规非常之功，实哲士之高趣，雅人之远图。故吕尚垂翼北海，以待鹰扬之任；黄绮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赞。”曹操“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渴求贤才的态度，“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胸襟，以及士人“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现实，使邺下的文人对曹操充满了感激，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他们满怀热情地“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177—217）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邹县）人，出身于世家，曾祖、祖父皆为汉三公。粲少时就有“异才”之名，汉末大乱往荆州依刘表，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王粲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诗歌，或反映汉末战乱所造成的惨象，表现自己忧国忧民之情，或抒写流寓荆州的失意情绪，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如《七哀诗三首》第一、二首：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前首写于汉末动乱时诗人“委身适荆蛮”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满眼都是白骨的惨象让人恐怖，“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妇人的号泣谁听了都会心酸。诗人选取白骨与弃子两个场面，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汉末的乱象和人民的苦难。何焯、沈德潜等人都说此诗为杜甫“三吏三别”之祖（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沈德潜《古诗源》）。后首写滞留荆州的孤寂凄凉，有志不获骋，有才不见用，望江望山听猿听鸟，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一不引起自己的羁旅之悲和思乡之情。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使这两首诗的情调哀婉凄怆，凄怆中又蕴含着除暴弥乱平定天下的热望。

        归曹后他写了一些“述恩荣，叙酣宴”的诗作，如《公宴诗》说：“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可见他此时的处境与心境大不同于在荆州的时期，从诗中热烈的气氛和欢快的格调看，他对曹操坦露忠诚和极力奉承是出自真心。当然，后期写得最多的是对功名的追求，如《从军诗五首》：

        这五首诗几乎首首都有对功名的热望，有对曹操的赞美，对自己的期望值既高，用世之心更切。时时总把“圣君”曹操挂在嘴上，一时歌颂他的神威，一时又夸耀他的谋略，无疑有真心的佩服敬仰，可能也有图“表现”的现实考虑。如该组诗中第二首就说“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惧无一夫用，报我素餐诚”，这里面有表态献忠的成分，也有为国立功的豪情。这几首诗格调高昂浑厚，节奏明快有力，写出了出兵与战争的声威气势。

        王粲诗风前后期有所变化，锺嵘《诗品》卷上《魏侍中王粲》说：“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所论似主要就前期诗歌而言，流落汉南前后诗情悲怆幽怨，谢灵运也称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王粲》）。前期诗歌的确文辞秀逸而气势羸弱，归曹后的诗歌如《从军诗五首》等，则显示出某些豪健的笔力，就再不能说“文秀而质羸”了。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著名的诗人是刘桢（？—217），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山东省宁阳县）人。父刘梁为汉宗室后裔，东汉后期曾“以文学见贵”（《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桢少以才学知名，八九岁时就能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能言善辩，与人争论应声而对，词锋锐利激烈。以文才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为人亢直而傲岸，曾因在大庭广众之中平视太子夫人甄氏被刑，刑竟署吏，建安十六年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

        《诗品·魏文学刘桢》论其诗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我们来看看他的名作《赠从弟诗三首》：

        三诗中“首章‘蘋蘩’（当作‘蘋藻’）喻其品之洁……次章‘松柏’喻其守之正，出于性之自然而非强勉……末章‘凤凰’喻其志之高，却又非沮溺一流，一味独善其身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六）。这三首咏物诗分别以蘋藻、松柏、凤凰来赞美坚贞高洁的品性，既是对从弟的称扬，也是对从弟的期望，更是他自己人格的写照。生长于磷磷水中的蘋藻高洁得一尘不染，亭亭山上的松柏挺拔傲寒，南岳的凤凰不苟流俗，志在高远。我们从松柏的“终岁常端正”，凤凰的“奋翅凌紫氛”和“羞与黄雀群”中，不是分明能感受到诗人那刚直不阿、孤高脱俗的品性吗？由此我们也能体会出公幹诗“贞骨凌霜，高风跨俗”的笔力与格调。

        《赠徐幹诗》一诗可能写于服刑期间，向友人表达自己精神上的压抑苦闷，“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形象地表现他坐立不安、举止失次的神态。刘桢高傲而又戆直，自尊而又敏感，遭遇打击后比常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另外正因为高傲戆直的个性，他受到委屈有了怨气后必定要抒发出来，结尾“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几句，毫不隐晦地抒写自己受到不公打击后的愤激不平，流露出他那亢直不驯的品性，突出地表现了诗风“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的特点。

        刘桢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也写了一些宴游诗，如《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这些诗内容上只是写友人之间的游乐和对曹操的奉承，但其中有些篇章仍表现了诗人的艺术个性，如《斗鸡诗》：“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无论是刻画的形象还是诗中的气势都凶猛强悍。

        刘桢诗以气驱词，因情起势，基本以气势取胜，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后世诗论家也多半是欣赏他诗中的这种奇情盛气。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阮瑀、徐幹、应玚等人并不以诗名世，但有些人留下了少数优秀诗篇，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边夫的血泪铸就了长城的雄伟，“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这种对人民苦难深厚的同情胜过无数篇长城礼赞，它揭示了血淋淋的历史真实。

        建安七子之外值得重视的诗人是蔡琰，字文姬，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建安时期一位杰出的女诗人。现存诗三首：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所作。该诗描写了她在董卓之乱中被掳入胡和被赎回国的经过，从她个人的见闻和亲历中可以看到胡兵的残暴、人民的凄惨和时代的苦难，“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其情状令人恐怖扼腕，“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母子分别的场面叫人肝肠寸断。她在汉末战乱的悲惨遭遇是当时女性遭遇的一个缩影，此诗是这位女诗人用自己的生命绘成的历史画卷。

        建安诗风的主要特点是慷慨悲凉，人们常将这种时代风格概括为“建安风骨”。“慷慨”是指情感的浓烈激越，“悲凉”是指情感的悲壮苍凉。汉末的战乱分裂激起士人奋发蹈励的意气，统一天下的热望鼓荡着他们慷慨激昂的心灵，同时被两汉经学禁锢了三百多年的心灵开始觉醒，当时人命危浅的现实更使他们体认到人生的珍贵，更体认到生命短暂与人生无常的悲哀，这样建安文人们常常“乐往哀来，凄然伤怀”（曹丕《与吴质书》）。曹植在《前录自序》中也说自己“雅好慷慨”。繁钦《与魏太子书》中回忆当年宴游时的情景说，无论听泉听乐还是看水看山，文人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不管建安诗人的艺术个性有多大的差别，慷慨悲凉几乎是所有诗歌的共同特征，如前人评曹操诗歌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谭元春《古诗归》）。连被认为有“文士气”的曹丕其诗也不乏“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锺惺《古诗归》）。曹植就更不用说了，其诗“情兼雅怨”又“骨气奇高”（见前），王粲诗歌善“发愀怆之词”（锺嵘《诗品》），刘桢诗“仗气爱奇”（见前）。对于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及其形成原因，刘勰有两则精当的论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文心雕龙·明诗》）“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以刚健有力的语言表现一种奋发蹈励的意气，一种慷慨高亢的激情，一种苍凉悲壮的情怀，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强劲的力度，一种沉雄的气势——这便是“建安风骨”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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